郝二虎 陈小萍

（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 武汉430205）

0 引言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纵观近十年的城乡收入比，农民收入依然很低。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成了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一般认为基础设施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全国各地纷纷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收入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但纵观现有研究，学者要么利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流量展开（Antle，1983；Agarwal，2009；Dillon&Zhang，2011；骆永民，2012；陈银娥等，2012），要么利用农村实物基础设施存量展开（郭劲光等，2009；张亦工等，2008；鞠晴江，2005），真正利用农村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全面分析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研究很少。从经济原理来看，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对农民收入增长有一定作用，但是真正产生增收效应的应该是一定时期的资本存量，而不是流量，况且投资流量的生产建设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产生效果尚需时日。另外，即使利用实物基础设施存量进行研究，有些基础设施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因此，本文将利用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较为全面地研究其增收机制，并对不同地区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进行对比，进而提出提高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对策建议。

1 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存量增收机制计量分析

1.1 计量模型

为便于取得研究数据，结合《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基础设施的统计口径，本文的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另外本文对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些重要变量进行了控制，如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受教育年限，所以本文最终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下标t代表年份；u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核心变量含义：lrjsrit表示各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数值；lkjcyit表示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基础设施人均存量对数值。

控制变量含义：lrjgdpit-1表示各地人均gdp对数值，取滞后一期值，代表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rjjyit表示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1.2 内生性说明

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当期人均gdp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产生内生性，导致估计结果偏误。为避免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值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一方面人均gdp滞后一期值基本能够代表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当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会对上一期人均gdp产生影响。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04—201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基础设施的统计口径在2003年发生了变化，同时2011年许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指标缺失，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和新颖性，故而本文选取2003-2010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另外，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将其剔除，最终选择全国30个省2003-2010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文中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根据统计年鉴中的投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具体的计算公式采用永续盘存法，即kt=kt-1+（1-δ）it，其中k表示资本存量，i表示投资量，δ表示农村基础设施折旧率，参考徐淑红（2010）的研究成果，δ选定为0.1391；另外关于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Hall&Jones（1999）的计算公式k0=i0/g+δ，其中g表示2003-2010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率。选定2003年为基期，所有年份的投资数据均利用各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换算为2003年价格所表示的数值，再计算出各年农村基础设施的存量值，最后除以当地当年的农村人口数得出人均基础设施存量。

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各地农民当年人均纯收入为依据，再利用CPI指数换算成基期（2003年）价格所表示的数值。各地gdp以2003年为基期，利用各地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然后除以各地总人口得出各地人均gdp。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各地农村人口受教育比例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其中“不识字或很少”赋值为2，“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和中专”赋值为12，“大专以上”赋值为15.5。

1.4 基本估计结果

对于面板数据，首先要确定采取的估计模型。本文研究样本属于“大N，小T”型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对模型进行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混合OLS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考虑到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我们对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所有变量均取了对数，另外还利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对回归的标准误进行修正，进一步减小异方差和自相关带来的影响。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归。

从模型（1）回归结果来看：

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民收入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就全国总体而言，这些农村基础设施的存量还不够，规划不尽合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网络。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单一的道路可能对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并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只有道路累积到一定数量，形成路网才能够真正发挥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下文将引入人均gdp和lkjcy的交叉项来进一步检验这个设想。

1.5 引入交叉项的回归

上述基本回归仅仅只能说明全国的总体情况，并不能反映各地区的异质性。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同样的基础设施发挥的边际效应可能也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各地的具体情况。为此，必须找到一个能反映地区发展差异的指标对地区进行分类，为此，本文提出以人均gdp作为分类标准，不同的人均gdp基本上可以涵盖各地的实际差异。所以，接下来将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和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存量的交叉项来分析各省农村基础设施的边际效应。

l.lrjgdp×lkjcy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基础设施存量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越大。在模型（1）的回归中，交通类基础设施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并不显著，这里为什么会显著呢？可能的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交通类基础设施存量也越大，就越能形成网络，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设施的质量可能也越高，所以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交通类基础设施更能发挥其服务农业产业发展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1.6 计量分析基本结论

从上述计量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就全国总体而言，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没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影响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越显著。结合经济学理论作进一步分析，导致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

1）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发挥增收作用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交通类基础设施方能形成规模化和网络化，如此才能发挥显著增收作用；

2）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发挥增收作用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方能发挥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这就要求农村经济发展要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如此才能更好发挥交通类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

2 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增收障碍及解决对策

2.1 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增收障碍

2.1.1 总体而言，存量不足，难以形成网络化和规模化

计量分析表明，就全国总体而言，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没有显著作用，但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类基础设施显示出显著作用，说明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存量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而总体上不显著，但经济发达地区显著。2003-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存量。

中西部地区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人均存量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两倍多。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存量大，能够形成规模化和网络化，因而增收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增收作用则不明显。

2.1.2 总体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交通类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难以发挥

计量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地区，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增收作用越明显，说明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受制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农业产业化程度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才能更好发挥。图3展示了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图中以农村年人均用电量表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中西部地区农村年人均用电量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4-5倍，表明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水平更高，因而其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的增收作用也更加显著。

2.2 提高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对策建议

根据计量分析结果和我国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现存问题，提出如下解决对策：

2.2.1 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交通类基础设施的供给，增加其存量，同时注意网络规划，使之形成规模化和网络化；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在保持现状基础上，关键是拾遗补缺，进一步完善交通类基础设施网络。

2.2.2 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对传统农业生产进行产业化改造；二是要进一步发展非农经济，在农村开展多业态经营。

［1］Agarwal,S.,Rahman,S.and Errington,A.,2009,“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l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Areas”[Z].Journal of Rural Studies,Vol.25,309-321.

［2］陈银娥,刑乃千,师文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

［3］郭劲光,高静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减贫效果研究：1987-2006.农业经济问题[Z].2009(9).

［4］金戈.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J].经济研究，2012(4).

［5］鞠晴江,庞敏.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6］骆永民,樊丽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