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璐

秋高气爽的季节，从日喀则去往江孜的沿途已是一派丰收景象，我们打开车窗尽情地吸取着青稞的芳香。一位央视的摄像师更是不顾疲劳，把沉重的机子扛在肩上忘我地捕捉着眼前流动的美景。

“江孜坐落在年楚河上游，是一座历史悠久、名胜集中的古城。绝对值得你们一看。”为减轻几位友人初次进藏的高原反应，我一边给他们做向导一边和他们闲聊起来。

“我小时候就在江孜生活过好些年，那时的江孜县城到处是一排排整齐的铁皮顶土坯房（都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盖的），没有一座楼，没有一条柏油路，汽车驰过的地方总能腾起劈头盖脸的烟尘……不过，有个长着细长眼睛的白居寺，它是元朝时修建的，西藏虽然不缺少寺院，但白居寺是独一无二的，很值得你们观赏。江孜城还因抗击英军而出名呢……”

朋友们听闻此说，对我的童年也有了点好奇，不禁嚷着要我讲一讲。

童年？我似乎快要忘记了又似乎清晰无比地记着……

父亲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

首先得从我的父亲说起。因为没有他那坚定的理想信念，我的童年就不可能在江孜度边，也大概都不会有我。

1960年的7月，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对已毕业的一千多名各系本科毕业生进行了毕业分配前的动员，号召有志者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争取到西藏去工作的毕业生达四百多人，且都是填的第一志愿。父亲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当然也努力争取。由于名额有限，经过了组织上的严格挑选后，学院批准到西藏工作的同学却只有十二名，父亲就是有幸被学院批准去西藏工作的十二名毕业生中的一员。

那时候，正是平息达赖集团叛乱后的民主改革初期，一切百废待兴。

父亲告诉我，真正到了西藏才发现自己面临的考验，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

辗转几许，父亲到了江孜中学，任汉语文老师。他立刻遭遇了第一个难题：学生基本不会汉语，也听不懂汉语，也没有专门的汉语文老师……父亲待要喷涌的热情遭遇了冻结。

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叫次旦顿珠的老师对父亲说，其实藏族学生很喜欢学汉语，只是没人教，说不出来。父亲觉得要帮学生学好汉语文，自己必须起带头作用，那就是自己先学好藏话和藏语文。

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的刻苦学习，在江孜中学不到一年，父亲就基本掌握了藏语中的学习、生活用语，并用汉话+藏话+手势，进行汉语教学。不但做到了用藏语上课，后来还编写了不少藏语文教材，保证了汉语教学的质量和进度。

父亲时常在晚上刻写教材，一刻就是几小时，有时我会被灯光亮着眼，父亲还特意做了个简易灯罩。前两年，西藏举办“大时代物证”，我替父亲选送的一本钢板刻印藏汉语并用的教材还获得了一等奖，那些发黄而脆弱的纸页记录着父亲曾经多么坚强而鲜活的生命。

父亲他们那一批人，之后总被人们亲切地称作“老西藏”。我自然也就是“藏二代”，这可比“官二代”、“富二代”牛多了！可以没有丝毫夸张地说，这个称谓是拿无尽的奉献换取的。

我喝的第一杯酥油茶

忙于事业的父亲结婚较晚，步入中年才有了我。在父亲进藏十六年后，年幼的我也随他坐着汽车来到了西藏，来到了日喀则江孜县。

记得刚到江孜的第三天正好是星期日。父亲起了个大早，说要给我做一道特殊的茶。他去邻居家借了一只有些发红的长木桶回来（后来知道那叫酥油桶）。木桶上下一般大，桶外大概箍了五道黄铜圈，铜圈上还刻有一些花纹，桶口有一只碗大，还有一个木盖子，木盖中间有一个洞，一只活动木轴从洞底穿过木盖伸出。只见父亲先取下木盖子，然后往那只木桶里加入了盐和一些黄澄澄的叫作“酥油”的东西，再注入了提前熬制好的滚烫的砖茶，于是父亲有节奏地开始了他的制作程序。看父亲一会儿就热得出了汗，母亲说：“我来试试。”才打了两下就把水带出了桶外。父亲又赶紧接了过去：“使用酥油桶不仅要凭气力，还得会用巧劲。”父亲边说边示范着怎样把木轴抽上来、怎样按下去。看父亲的动作有力而均匀，我和母亲在一旁很是佩服。

当冒着热气的液体装进了玻璃杯，我赶紧用一双小手捧住，心里充满了渴望，猜测着那到底是多么香甜的东西。于是迫不及待地就抿了一口……那可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怪味道！我失望着，刚才还阳光的情绪瞬间抵触起来：“呸，好难喝！我不要。”看我把杯子放回桌上还不停往外吐着嘴里的残余，爸爸生气了：“把它喝完！不许吐！酥油多珍贵啊！” 父亲命令着。我十分委屈，但还是含泪喝完了第一杯酥油茶。

早饭过后，父亲说带我出去转转。可我走到哪里都不能释怀那股味，似乎那是再也无法清除的。途中遇到了一个藏族叔叔，他是父亲的同事，旁边还跟着他女儿，和我相仿的年纪，当知道我那满脸的不悦只因为一杯酥油茶时，他们都笑了，小女孩还友好地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着些我听不懂的语言。“她说让你去她家里看小狗呢。”看我茫然，父亲为我做了翻译，并郑重其事地说：“从现在起，你会在西藏长大的。你不和大家吃得一样、喝得一样，学会用这里的语言交流，大家怎么能和你交朋友呢？”

为了让我迈出这小小一步，家里连着打了一个星期的酥油茶，我从极度的抗拒终于慢慢学会了接受，甚至许久不喝还问：“什么时候喝酥油茶呢？”孩子的世界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老头子”原来不是坏人

我在进藏之前一直跟着外婆，对父母没有任何印象，所以初次见面就像陌生人一样地躲避着，只差没叫“叔叔”。虽然父亲接我进藏，一路上也慢慢熟悉了，但我始终不开口叫“爸爸”。父亲一开始也不以为意，以为我见到母亲就好了。到江孜一个月后我依然如此，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是个问题。

于是软硬兼施各种方法轮番使用，只为听我像所有孩子那样叫一声“爸爸、妈妈”。可我总是无法亲热地扑进他们怀里，更无法叫出来，于是父亲故意说：“再不叫爸爸妈妈，我们就叫你‘老头子！”

“老头子”是我舅舅姨姨们对我外公的称呼。

外公本来是山东临沂一家医院的院长，文革时被下放到黄河农场劳改，后来回了四川老家，于是家里的儿女都对他埋怨不已，觉得是他连累子女失去了城市的生活，甚至只叫他“老头子”而不叫“爸”，冷言冷语更是家常便饭。我不知道外公为何从不发火，只是一味地沉默，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下地干活。于是小小的我自然就认为“老头子”是对坏人的称呼，当父亲回老家接我时，我问过他：外公是坏人吧？父亲表情复杂，只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现在，我也将成为“老头子”？想想内心很怕。那时的我，常常小脸涨得通红就是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于是，在好一段时间里，父母就戏称我为“老头子”。

在那些自己感觉非常孤单的日子里，我忽然体会到了外公是多么委屈。也忽然觉得外公好像不那么“坏”，想起在老家时外公偶尔也会在早晨给我煮一碗荷包蛋；在他光着脚丫午睡时，我常会拿稻草沾了水挠他的脚板心，他被挠醒却并不生气，只是会爱抚地摸一摸我的头，叹口气却什么也不说……忽然地，我就不再厌恶那个称呼了，知道好人与坏人不是那么容易判定的。这大约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独自悟出的一点深奥的道理。终于有一天，我冲到父亲面前说：“外公不是坏人！ 我不是坏人！”正在备课的父亲惊讶又好奇地转头看着我：“哦呦，不得了！我的女儿会思考了。”

大约过了小半年，我终于很自然地叫出“爸爸妈妈”了。但每每听到“老头子”这三个字还觉得莫名的亲切。在我大些之后，历史终于还了我外公的清白，而那时他已故去。

长大了要当临时工

母亲本是山东临沂卫校的毕业生，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成了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后来和父亲结婚就追随到西藏，做了江孜医院的一名临时工。

母亲是我的养母，在我一岁时来到我身边（我十三岁那年才无意中得知真相）。当然在那之前我从没感觉到她和其他孩子的妈妈有什么不同，甚至她更爱我。

那时大人的衣服似乎只有黑、白、灰、蓝，孩子衣服的颜色也是很单调的，但我的衣服却不同。母亲手很巧，就打毛衣她都和别人不一样：她总是先从乡下买来老百姓自己纺的羊毛线，再和父亲烧一大锅水，放进染料粉，等调配好了颜色，再把毛线放进去染匀，翻煮均匀再拿出来晾晒。瞧，灰白的毛线就成了红的、绿的、黄的……母亲就配搭着给我织成有图案的毛衣，花样十分新颖活泼，总引得那些阿姨们借去当样品。

我是家里的老大，穿旧了的毛衣都会寄给还在老家小我两岁的二妹。为此，二妹长大后还曾抱怨。

母亲会用彩色的胶线编成蝴蝶、大虾、杯套，会用蜡烛油做成梅花，让它们一朵朵绽放在枝丫上，还会用各色的碎布条给我拼一块好看的小围裙、小布褂。

母亲是南方人，却从小在山东长大，所以她很爱面食，也很会做。油炸的麻花、馓子、馒头、豆包……真是应有尽有。

那时江孜中学和江孜医院之间有一条小路连接着，周围有很多灌木林。母亲时常牵着我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往往，为我讲许多故事。她的故事都是信口拈来，没有典故可查，但很有情节感，让我也可以参与，等我累了，她就背着我走。迷糊间还能听到母亲说：那朵白云里住的就是小仙女，专门保护我的璐璐……

母亲在我眼里是那样的善良而了不起，因此有一天父亲问我长大了要做什么时，我理应觉得该和母亲一样，就脱口而出：长大了要当临时工！父母愣了一下，随即都大笑起来。

艰苦岁月里的情谊

因为没有菜市场，自家是无法开伙的，江孜中学的所有教职工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学校组织老师们在校园周围开辟了一些荒地，种了当时有名的三大菜：大白菜、土豆、萝卜，还有其他一些易于在高原存活的菜，像莲花白什么的，收获后再交给学校食堂统一安排。肉类以牛羊肉为主，量非常少。偶尔可以吃到从内地千辛万苦运抵的冻猪肉。

饮用水是那会儿生活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学校定时安排食堂的人带一辆马车拉着几个大铁桶去很远的地方把水拉来，再分给每家一小桶，母亲生了小妹妹后，家里常需要洗尿布，有时父亲就多打一小壶水，这让不知情的拉水人气恼不已，还因此砸坏过我家的一个铁桶，并很长一段时间把那个扁了的铁桶挂在校园的树上以警示他人。在那样的条件下，父母无从计较，唯有倍加节约每一滴水。

总有那样的藏族学生，看见我们家的困难，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跑到学校附近的河沟帮我们提一些水来。那水是有点浑浊的，于是爸爸就用绳子绑一坨明矾，吊在桶里，第二天，就见水很清澈了，不但可以用还可以喝。

那个年代没有温棚，有时三大菜也供给不了。看到这种情况，不少家里生活条件并不宽裕的藏族学生和家长总会不声不响地送来自己储藏的白菜和鸡蛋什么的，这在当时非常贵重。父亲是不忍心白要的，想给一点钱却总被拒绝。于是妈妈就想了个办法，找些剩余毛线织些手套袜子之类的给他们，果然，他们就十分欣喜地收下了。那些艰苦岁月里，藏汉民族和睦而互爱的情景，至今忆起仍温暖无限。

父亲成了养鸡能手

为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我到江孜的第二年，父母决定养鸡了。

说干就干。父亲捡来学校建房时遗下的土坯和木板，我们一起上阵，劳动了一天就搭好了鸡舍。然后父亲再跑到附近的村子里买了种鸡。

父亲那时养鸡是非常专业的。这源于父亲对什么都很较真的本性，对养鸡也不例外。

父亲用一个笔记本为每只鸡建立了档案，了解它们的产蛋能力，它们都有名字，比如“芦花”、“灰灰”、“小黑”之类的。这样一来，谁是下蛋高手，谁是混吃混喝就一目了然了。适当的时候，自然会留下“先进工作者”，淘汰“饭桶”。

其次，父亲要延续鸡舍的兴旺，就要想办法帮助鸡们传宗接代。于是父亲通过找专业养鸡的书和自我探索两条路，渐渐掌握了孵化鸡蛋的优选要诀。到后来几乎神了，一选一个准，选10个蛋，基本就会有10只可爱的小鸡崽出生。

家里的鸡从最初三四只很快发展到十只左右。

每天早上阳光初露，父亲会用他坚定有力的大手揭开鸡舍顶上的盖子，看那些鸡们有序地从方口腾飞而出，再集结在父亲身边，等待开饭。父亲就像检阅三军的总司令一样，骄傲而满意地欢喜着，偶尔还批评一下飞落后摔一趔趄的那只：“你怎么那么笨哦？枉你还长着翅膀！”饭后，父亲留下产蛋的鸡（分辨这个，对父亲来说轻而易举），其他的则自由出行，蛋鸡完成任务后，会大声鸣叫，于是它也可以玩去了。

傍晚，父亲只需要吹一吹口哨，那些神游一天的“战士”会立刻报到，父亲清点后会再次拿起鸡舍的盖子，鸡们像接到了命令，立刻有序地腾飞上去，落回自己的窝。至于为什么一天只喂一次，父亲的理由是，它们多活动，健康，还可以自己找虫吃。现在想来，家里那时也拿不出什么喂鸡吃三顿吧？

许多老师见我们家总有鸡蛋吃，逢年过节还有鸡肉啃，很是羡慕，于是纷纷到我家来取经。父亲也总是毫不吝啬地倾囊相授。一方面是父亲的热心，另一方面，我猜是父亲好为人师的惯性使然吧？所有学习过父亲养鸡方法的人，都对他佩服不已。但父亲后来还是因为养鸡事件被学校某些老师说了闲话，说他带了坏头，于是父亲变得谨小慎微，先是减少了鸡的数量，后来便再也不让它们从鸡笼腾飞出去了。

及至父亲回四川农村老家休假，好多乡亲都会请父亲帮忙选种孵鸡，成功率之高无需多言，难怪父亲退休后很乐意回忆这个片段。只是周围再也没人对养鸡感兴趣了。

零食总是有的

孩子总是爱吃零食的，我在童年时也不例外。

我们那会儿最流行的零食当然不是巧克力、汉堡包。看看吧——豆腐乳抹在手心，然后用舌尖慢慢地舔，直到手心发白；吸食那些亮亮的有甜味的树叶，其实也听大人讲那只是蚜虫的分泌物，可也觉得无所谓；把辣椒面和盐混在一起也是一种好吃的口味，最奇怪的是有的孩子还吃过沥青……不管怎样，我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零食。

有一次父亲托老乡从附近的部队里买到了几瓶猪肉罐头，打开时母亲挑了一块凝固的“冻”喂给我，哈，那软软的滋味可真好。再要吃时，母亲说得留着做菜。我留意到她把余下的放进了碗柜最上面一层。父母上班后，我踩着装米的纸箱爬上去拿罐头，想吃掉那里面的“冻”，正巧父亲折回来拿遗漏在家的备课本，突然的开门声吓得我整个人掉进了米箱……真不知那是怎样的一种情结，直到现在，我只要开了猪肉罐头，也一定先挑一坨“冻”尝尝。

还有一次母亲的同事从上海休假回来带了一盒泡泡糖，给了我一块儿，我如获至宝，吃了三天都没舍得丢，每次从嘴里拿出就藏在衣襟下可以翻起来的那个角落里，下次又拔出来继续嚼，母亲好几次让我扔掉我都不舍得，忍无可忍之下她终于出手把它扔进了鸡笼。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皇帝，一定让宫女每天奉上一个泡泡糖！为了泡泡糖，五六岁的我对权力产生了向往！

最可笑的经历是偷吃盐蛋。因为家里有鸡，蛋是不缺的，于是爸妈泡了很多盐蛋在一个大坛子里。我只看见盐蛋每次在饭前出现的样子，是一剥开就可以吃的。有一次父母不在家我又特嘴馋，就悄悄打开坛盖，拿出一个盐鸡蛋，在桌上一磕，却流了一地，我以为遇到一个坏的，就又拿出一个，再一磕，还是流了一地。我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母亲下次再捞盐蛋时，我故意问：“就这样可以吃了吗？”母亲说：“要先煮熟。”我恍然大悟，可惜我不会用汽油炉子，也就没自己煮过，终究没偷吃成功。

如果那时候电视业像今天这么发达，大概拍个《舌尖上的童年》也会大火。

退学回家带妹妹

在我7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小妹妹。那时我刚在学校念完一年级，父母让我退学回家带妹妹。

父母都是家中老大，不但要养4个老人，还要帮扶一大群弟弟妹妹。母亲如果不去工作，就得不到每个月的30元工资，父亲将不堪重负。他们商量，我可以在家里边带妹妹边学习，他们教我。于是我休学了。

我每天独自在家既要负责给妹妹换尿布、喂牛奶，还得哄着她不哭。妹妹睡觉时，我就开始完成父母给我布置的作业，通常都是一篇生字或一篇算术题，等父母下班，我就可以出去玩了。

有一次父亲要陪学生上晚自习，母亲要到医院值夜班，妹妹似乎也不听话了，开始哭个不停。我怎么抱着摇啊哄啊都不管用，我抬眼望向窗外，忽然发现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悬在天边。“妹妹，看月亮好漂亮啊！”我抱着妹妹移到了窗前。果然，她看到月亮就不再哭了。

窗户下放着父亲的书桌，妹妹被我抱着正好和桌子一样高，她那软软的脖子左一偏右一偏，眼角就碰到了桌子角，一点血丝立刻印在了她白净的小脸上，她又哭了，而且惊天动地。我觉得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小心脏扑腾腾地跳着：我害妹妹眼睛瞎了吧？这念头一出就吓得把妹妹往床上一放，撒腿就往外跑。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听见整个校园的人都在喊我的名字，其中父母那焦虑的声音尤为突出，我不敢应允。只是躲在一个女生宿舍里瑟瑟发抖。后来被学生们发现把我送回了家。

回家时，偷眼看去妹妹只是磕破了一丁点皮，已经在母亲怀里睡着了。父母没有打我甚至没有骂我，只对我说：累了吧？快去睡觉。

过了一段时间，家里就请了一个叫仓木觉的女孩子来帮忙。二年级下学期我又进学校念书了。因为这段经历，妹妹对我总有一些很特别的感情。

叫仓木觉的小姐姐

约十二平米的一间平房既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卧室，也是厨房和客厅，小小的空间没有一处空闲。父母大床的脚头搭了几块板子就是我的小床。我开始上学以后，父亲的同事介绍了自己的外孙女来帮忙带妹妹，一个叫仓木觉的乡下小姐姐，她就只好在我的小床边打地铺。那会儿的房子也不带卫生间的，如果半夜要出去上厕所，小姐姐不起床屋里人就出不了房间，所以为了她的睡眠踏实，父亲规定家人睡觉前不许喝水。

小姐姐的到来，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有了玩伴。

她比我大6岁，很懂事，听说她没有父母、是跟着叔叔过的，叔叔不久前去了日喀则留她一个人在家，他的舅舅就介绍她来我们家帮忙带妹妹。父母都很同情她，也能用藏语和她交流。知道她不识字，就时不时教她一些简单的藏文字母和汉语拼音的拼读方法。慢慢地，混合着藏、汉语我们也能交流几句了。她没事的时候，就唱一些家乡的民歌给我听，那些长声吆吆的调子每次都让我万分着迷。有时我们也像其他孩子那样爱拌嘴，但说的话却各是各的，常常不是讲同一件事，却热闹了家里的气氛，爸妈知道我们闹着玩，一般都不加干涉，反倒十分有趣地看着我们。

半年后，父母决定送妹妹去内地亲戚家里，仓木觉也得走了。临行前，母亲把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方头巾给了她，那是我一直很想要的，母亲却没给我。那天母亲让我去送她，磨磨蹭蹭走出校门，我终于憋不住说：“那个围巾是我的，还给我。”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拿出来给我了。我没看她什么表情，只顾着兴高采烈地拿着围巾就往家走，正好被母亲撞见，她知道原因后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自私？人家小姐姐不光帮我们带妹妹，还陪你玩、给你唱歌，对你多好啊……”想起她在阳光下唱歌的样子，我忽然号啕大哭，赶忙着再追去，却早不见了她的踪影。

后来听说她随家里的亲戚去了日喀则找事做，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调离江孜时，我们特意把那条围巾留给了她的舅舅，希望他有机会可以转交并替我道歉。也不知她到底收到了没有？真希望小姐姐仓木觉可以原谅我。

我得到的那些玩具和礼物

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整个江孜县城只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百货公司，但可供人们选购的物资极少还难以买得到。百货公司开在那里，就算你有钱，但没票，许多东西依然是买不出来的。不管是水瓶、脸盆，还是白糖、肥皂……，你需要就得去请求百货公司经理批条子或向单位申请照顾，当然得有很好的理由，比如家里有人病了、有孕妇了、有老人孩子了等，只有样式少得可怜的服装、小玩具等不需要票，但也没什么人买得起，我每次跟着父母去，总趴在那里看了又看舍不得离开。

多数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自制的。比如叠个纸轮船、纸飞机，做个小风车之类的。有一次我捡了一块木头，母亲研究了半天居然给我做成了一把大刀，还在刀柄上系了一块用红墨水染成的布条，再给我扎上腰带，把大刀别在腰间，走出去时，小伙伴都羡慕坏了！

在我八岁时，父亲终于从百货公司里面花了两元钱给我买了一个玩具——一个会翻跟斗的小熊猫。现在我都能回忆得非常清晰：熊猫是塑料的，它两臂挂在一个单杠上，旁边的绳子连接着底座上的两个按钮，我的小手掌刚好托住它，拇指和食指往中间轻轻一捏，小熊猫就立刻翻个跟斗。这也是我童年里，父母唯一花钱买来的玩具。

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因为那时远在西安的姑姑就会从信封里邮来一副红绸子，再加上母亲的巧手，大年初一的清晨，就会有两只翻飞的蝴蝶在我发上起舞了，那是足以令我炫耀好久的。

不知不觉间，车已停在了宗山脚下，昔日的羊肠小道和土路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洁净开阔的纪念广场和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昨天和今天终于交汇了……

回到江孜

远远看见宗山屹立在蓝天下，无声地欢迎着她的孩子回家。

“啊，好美！”随着同伴的赞叹，宗山北边的白居寺已赫然在眼前，与我幼时印象中的模样分毫不差。当年小小的我，曾斜挎着书包，每天经过宗山脚下的小路去往学校读书，还时常遭遇一些熊孩子的追赶而仓皇逃窜，他们为什么追赶，其实至今我也不太明了，大概只是乡村孩子太寂寞，看到我这样干净的小女生就想逗一逗吧？

白居寺的独特外形、壁画色彩令我的记忆逐渐丰满起来，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它似乎只是一瞬！她依然用美丽细长的佛眼注视着这片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热土，注视着芸芸众生的一举一动，在互谅互让中兼收并蓄着自己的信仰与教义。

江孜被称为英雄城，就是因为1904年在宗山曾上演一幕江孜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事迹。当时英军使用新式火器向宗山猛烈进攻，西藏军民拿起土枪、大刀、梭镖和弓箭誓死抵抗，坚持了8个月。后因山上守军弹尽粮绝，只能与攻上宗山的英军展开肉搏，直至跳崖牺牲……那段历史朋友们居然十分清楚，说看过电影《红河谷》，还能唱几句“次仁啦索”。

宗山的抗英炮台以自己傲然不屈的姿态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民族曾经的沧桑和坚韧，也默默见证着后人为它付出的智慧和汗水。炮台旁边，褐红色的岩石挺立，石缝中，我最最熟悉的藏紫云英正迎风起舞，这种花只开在山上，无论多贫瘠的山，它都能开得义无反顾……

好长一段时间里，朋友们忘了要拍照，忘了要摄像，只是静静观赏着。

流云带走往日的气息，风中飘过历史的回音。

观完白居寺、宗山遗址，朋友们特意陪我去了昔日的江孜中学。

这里明亮整洁的教学大楼、鲜花环绕的宿舍、宽阔的操场、统一着装的学生，一切井然却又与我记忆中完全不同。行在其间，看见学生们在一排排自来水管前洗衣、洗头，我呆愣了好一阵子：依稀还听见当年那辆马车拉着几个大水桶从校园穿过的声音，仿佛父亲正牵着我的手，去领属于我们家的那一小桶水。“不能多装啊，这水来自很远的山脚下。”拉水人总是这样小心叮咛……不可言说的伤感顿时涌上心间，那些酸酸的童年时光在眼前跳跃的水花里飞逝、回转！

还想看看那些旧房屋，包括家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却真的无影无踪了。

说起父亲的名字，几个老教师肃然起敬：“听说过，是很了不起的一位老师，我们以前的校长就是他的学生！”

我想父亲如果听到这句话，一定认为这是自己为江孜付出20年青春岁月最好的纪念品。

老师们告诉我，1987年以后， 学校就已拆除了所有的土坯房，扩大了规模，并在兄弟省市的援助下慢慢建成了现在这样颇具时代气息的新式校园。

我拍了很多校园风景和同学们轻盈的笑容。

是啊，江孜，我回来看你了，我曾奇怪一个不大的孩子为什么记住了这么多？原来改变的风景和不变的往事早都装在了我为你预留的心间，与光阴的耗损已经没有了关系。

感谢有你，完整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