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

魏晋，是“美的成就极高的时代”。这个美，既是充满玄想和人文情怀的艺术美，也是率性风流、苦难悲惨的人格美。美本身充满矛盾。魏晋士人火热的内心与漠然的外表也是矛盾的。乱世的黑暗玉成了这种美，乱世的动荡庇护了这种美。魏晋士人如同入世的隐士一般竭力调和着外界和自身的矛盾，创造出美的奇迹。

公元2世纪末，东汉统治瓦解，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一个近400年的分裂时期。这是一个属于英雄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杀气。乱世总能激活很多东西，春秋战国催生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繁荣，内容指向治世治国的方法，而魏晋时代催生出的却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美的极致追求；春秋战国的人们关注时事，迎合战场的需要推出新思想，魏晋士人却对战场漠不关心，躲在山林里建造自己的桃花源。这决定了魏晋士人作为矛盾体的苦闷生活。矛盾双方差异越大，迸发出的火花也就更加夺目。就如同北魏洞窑中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烘托出的总是异常静穆的主人，呲牙的小兽无法撼动佛嘴边充满禅意的浅笑。

矛盾之一，乱世政治黑暗，士人求公正清明而不得。这一时期的两大制度，一为门阀制度，门阀士族垄断高级官职，“士族”与“庶族”拉开距离，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二为九品中正制，由于大族膨胀，定品时家世逐渐成为唯一因素，德才品评不被重视，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并不是士人自寻解放，只是政局昏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倒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于是，人格逐渐走向清介超逸。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的主体就是如此，它们和政局有关，却超越政治，从思想学术和艺术美学两个方向，把人推向新境界。

在思想与人格方面，郭象等人认为若要得到逍遥，就应返回人的自然本性，“适性逍遥”。当时“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士人们要么像陶潜那样在浑然的状态中过真性情的生活，要么像嵇康那样任性不羁地生活。疯狂的生活为的是回避官场的污浊。在艺术方面，北魏佛教石窟中大量出现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悲惨而迷狂的艺术题材，正好反映出士人因混乱、迷茫而显出放荡的人生。佛像婉雅俊逸，充满着不可言说的精神性，它们居于象征着残酷与野蛮的洞穴之中，超然自得、不问世事。前倾的身体反映出沉思的状态，微低的头昭示着对政治的逃避和对内心宁静的小心呵护。书法艺术也受到了“适性”潮流的影响。魏晋以降楷书、行书流行，逐渐取代了汉朝的隶书。《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王羲之的行书妍美流便，王献之的行草书极富动势。魏晋士人在高度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追求自然天成、洒脱俊逸的书艺之美。

为了摆脱政治教化对人性的禁锢，魏晋士人极力强调审美的特征。政治教化的束缚是极端的，为了冲破它，对审美的追求也不得不疯狂一些，以至于产生了对形式美的强调和对病态美的欣赏。

魏晋南北朝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诗文书画都具有自身的价值而不只是政治的工具。对美的刻意追求，外加放诞的药、酒、姿容、神貌正好构成了魏晋风度。文章写作以骈文最盛，要求排比工整，声律协和，强调辞藻的运用。六朝骈体文，沈约的“四声八病”说无一例外地将形式美作为核心。苍茫洞穴中的佛像具有的是瘦削的身躯，显示出一种病态美。士人们喜好修饰容貌，没有天质自然之美的士人就转而熏香涂粉，如何晏一般“妖丽本资外饰”。魏晋士人由内而外，全方位摆脱各种禁锢。形式美的追求看似不自由，实则是对自由过度追求的产物。

魏晋士人面临的另一矛盾是重天与重人、儒与道的复杂关系。士人们对外在权威存在的怀疑和否定，促使他们内在人格的觉醒。这一时期，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否定独尊儒术的思想闪光。由于战争频仍，皇帝威信下降，道德的约束减弱，士人们有机会抛弃腐儒气味，冲破礼教的藩篱。司马昭以孝治天下，也是因为统治者不愿赤裸裸地用儒学礼教进行统治。嵇康的政治思想是“坦尔以天下为公”，鲍敬言主张把皇帝连同国家机器一齐废掉。曹操反对儒术，反对因德废才，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即使“不仁不孝”，也会提拔录用。

在这样的矛盾中，士人们思想治而不得，对天下、对自己陷入了绝望，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为了流行风尚。刘伶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阮籍裸袒箕踞，和别人的小媳妇喝酒，公然背叛儒家礼教，以怪诞随性的言行宣泄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情；嵇康主张“非汤武而薄周礼” 、“超名教而任自然”，说得如此直白。

艺术因为超越了儒家的礼乐观念，出现了艺术的自觉。艺术成为了魏晋士人追求精神自由的自觉活动。在矛盾中，士人们“追求宁静而浑身焦灼，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正标志着人格的独立，艺术与审美就在人格的升华中发展。绘画不再属于宫廷儒术，描绘对象由圣贤、忠臣、孝子转向现实人物。神秘虚幻的神本主义艺术逐渐被描绘现实世界为主的人本艺术取代。从神到人的变化反映了人的觉醒。王弼认为圣人虽然比常人睿智，但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人的理智和情感共同构成人性，只有理性的人是没有人性的。儒家强调“诗言志”，而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文学走向独立，诗缘情成为诗歌的主流观念。建安七子的诗歌语言鲜明，直抒胸臆，无论是咏怀还是咏史诗都以抒发个人情感为重点。自谢朓以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开始融入个人情感，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对艺术中人情的重视必然引起对艺术家精神人格的重视。顾恺之认为画家与画工的不同就体现在画家“人心之达”。钟繇的“流美者人也”，庾肩吾的“书品”则体现了书法与书法家人格之间的直接关系。人性的高度无疑决定了审美的力度。

以上提到的都是政治与现实对士人的反向推动力。实际上，正向的促进也是有的。政治制度中的积极方面使得魏晋士人不能将其全盘否定，再加上政治氛围的长期熏陶，士人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其中的某些成分。

魏晋玄学批判污浊的政治现实，然而玄学源于清谈，清谈源于清议，清议正是后来催生九品中正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玄学与政治腐朽是有亲缘关系的。玄谈作为魏晋士人喜爱的活动，与他们的思想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在九品中正制没有变质以前，它讲求的正是脱俗的风度神貌和人的才情，打破了以往品评人物只在于道德的局限。儒学同样深刻影响了士人的精神取向。玄学的形成基础是老庄思想、儒家经义和名家逻辑学的糅合体。儒与道在魏晋士人心中并不像他们口中所说的那样水火不容。

北朝的文学重视实用，现实性强。在草、隶二书体中更重视偏于保守的隶书。钟繇的“真书”虽然打破了隶书的规矩，但依然“备尽法度”，堪称正书之祖。王羲之创造的变古制的真草，则是规整的真书与任放的草书的融合体。

嵇康是曹氏集团的人，他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坚决不卖主求荣在司马昭手下做官。这反映了道德观念在他心中的分量。阮籍虽然放浪，却叫儿子学规矩。嵇康和力荐他做官的山涛绝交，却把儿子交给山涛照顾。魏晋文字起初随意通脱，发展到后来还是回归了辞藻的堆砌。嵇康、向秀“室食得理” 、 “节之以礼”的思想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求，但同时也包含着道德伦理的成分。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士人饮酒避祸、服药麻醉不安的心，风流之下隐藏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

魏晋士人追求的不是无欲无求、消极避世，而是 “率性而动”拥抱世俗生活。虽然不能与宦官的黑暗统治同流合污，但也要有生活的热情。建安七子关心国家民生，憧憬建功立业。陶渊明以严正态度对待生活，又以道家纯任自然的思想安顿自己。他四次投耒学仕，因看不惯官场污浊才回归山林。如果不是身处乱世，这些士人绝对都是积极有为的人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