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克斯·胡特

植发手术真失败

◎菲利克斯·胡特

我今年35岁。在距离我的婚礼还有半年之际，整形医生布鲁斯·莱特从我的后脑勺上切下拇指宽的一条皮肤。手术刀在我的头骨上缓慢游走，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发出刀子刮去石头上苔藓一般的声音，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护士们在我的身边忙忙碌碌，我喝着可乐，欣赏着平板电视上播放的美国剧情片《赌城风情画》。如果一切顺利，我后脑勺上的这条皮肤会被分成很多的小移植片，我的头上很快就会长出新头发。我的未婚妻比我小七岁，我想发量饱满地说“我愿意”。

离开时，我得到了一包止痛药。在出租车上，麻药的作用渐渐散去，阵阵疼痛感向我袭来。回到我慕尼黑的家中后，入睡是想都别想了。痛死了！新缝的伤口有节奏地跳动，似乎要爆炸。不能躺着，站着也不行，因为从颈部到后脑勺的神经束被割断了。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向我推荐了一种止痛药，那是他在做完紧急手术后开给病人的，需要每天三次服用最高剂量。我只能坐着打盹。三天后，我的头开始肿胀，食盐溶液从额头上流下来，很快，我的脸看起来就像被重量级拳击手痛打了一顿。这几天唯一的安慰来自市中心的一个诊所，在那里，穿着白大褂的天使们为我清洗头部，在手术缝口处涂软膏。他们没有嘲笑我，而是用隆胸手术后因为疼痛而三个星期无法走路的女人们的故事来安慰我。

我咒骂莱特医生，他将这种身体伤害当做必然结果售卖给我。然而，我更咒骂自己的软弱，我怎能怀疑自己不够好？菲利克斯，35岁，一个额角没头发的友好家伙，完全OK。

一个星期后，肿起渐渐消退。莱特为我拆线，同时夸耀自己的作品。我的疼痛噩梦被他描述为特例，他甚至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罪于我的不安全感。我想：完全是胡说！他从我的后脑勺上割下一条皮，这样的疼痛明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尽管已经为社会所接受，但整形手术也还是手术，并不是健身疗法。

慢慢地，我头上的伤口恢复了，只是有时候移植区还是会痒。在公开场合我戴上一顶帽子，在家里我时常站在镜子前，端详着，等待着。果真，三个月后第一批头发“萌芽”了。在婚礼前六周时，我的额角已经出现了很多新头发，但仍不够茂密，没能完全遮盖头皮。我很失望。莱特说一年后才能完全长好，但我婚礼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我必须在没有理想发型的情况下庆祝我的婚礼了。该怎么办？我问我的未婚妻，她却反问我：“你为何不干脆把它们都剃掉呢？”

“剃掉？我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花了这么多钱……”

“反正会更好看，你的肤色健康、黝黑，很棒呀！”

我松了口气，很高兴这场战斗提前结束了。手术后几个月，我对自己的愤怒慢慢演变为自嘲。“看看他吧，这个胡特，他又站在镜子前了，希望能再长出点头发。”我对自己说。我的快乐依赖于我头发的长度和密度，这越来越让我觉得荒谬、肤浅。我认识到，为修复每一点缺陷而进行的疯狂的自我完善，并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快乐。

我不后悔接受了手术，让我难过的是我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自己的外貌，以后我不会再对自己做这样的事了。

婚礼前几天，我到理发师那里剪了个非常短的平头。在镜子中，我看到了伤疤。婚礼上，我说了“我愿意”，我看起来就像从未经历过这场手术一样。没有人提起我的头发，没有人批评，也没有人恭维，只有我能在镜子中看出轻微移动的发际线。

（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1期 图/夕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