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莹，刘金亮

（阜阳师范学院a.信息工程学院;b.商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中国古典悲剧大都以大团圆结局收场，这样的结构模式在古代悲剧中较为常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结局，而不是像西方的悲剧把美好的东西彻底的毁灭呢？这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受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儒家提倡礼教、中和思想和尚圆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国人的乐观精神和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使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都是大团圆结局的成因。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虽然造成了单一化的结构模式和崇真扬善的虚拟性，但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悲剧的审美效果，并得到国人的欣赏。

一、大团圆结局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尽管学术界尚未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就大多数有成就、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古典悲剧而言，大团圆结局是不争的艺术真实。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审美现象，它主要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之中”[1]。

社会悲剧《窦娥冤》中的窦娥自幼丧母，父亲为了赶考把她送给蔡婆婆当童养媳，在丈夫不幸去世后与婆婆相依为命。流氓无赖张驴儿企图霸占她，窦娥不从。张驴儿想杀死蔡婆婆要挟窦娥，哪知却误杀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见窦娥不从就诬告窦娥杀人。在严刑逼迫下屈打成招，被判斩刑。窦娥宁愿选择死也不顺从流氓无赖与贪官，最终被杀害。这样整个故事情节也算是完整了。但这种结果是人们不愿意看见的。作家不想让好人遭受这样的不幸。在窦娥死后让她的三桩心愿一一实现。让人们相信上天对这样的处罚也是不满意的，它会降临灾难给人间。清官窦天章的出现更是奇迹，他为女儿的冤案平反，让女儿的清白能够重见天日，让坏人一一得到惩罚。这才是人们想看到的结局。悲剧的结尾出现了“大团圆的结局”。

被王国维誉为“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的《赵氏孤儿》，描写的是晋灵公的武将屠岸贾嫉妒忠臣赵盾，为了铲除异己势力设计杀死了赵盾一家三百多人。程婴冒着生命危险救出刚生下来的赵氏孤儿。在保护孤儿的过程中大将韩厥为了放走程婴和婴儿，牺牲了生命。公孙杵臼和程婴虽然是巧设妙计，但这还是要牺牲公孙杵臼的生命。整个剧中更带悲剧色彩的是程婴，眼看着亲生的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还是自己把儿子送上这条死路的。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作者在最后让赵氏孤儿通过程婴的指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为赵氏家族报仇雪恨，完成了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这才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真正结局。

历史悲剧《汉宫秋》的故事结局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描写了汉元帝为了排解深宫的寂寞在民间选取美女。貌美正直的王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而被打入了冷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皇帝的宠爱。毛延寿劣迹败露后逃往匈奴献上昭君画像。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按图索要王昭君，王昭君不忍离开故土在两国边界投河自杀。女人的命运在男权社会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的，能不能得到汉元帝的宠爱掌握在画师的手中。王昭君的命运就是这样具有悲剧的色彩。但是剧中的故事是不会这样结束的。昭君死后，匈奴单于良心发现，把挑事的毛延寿送回汉朝，让汉元帝处置。汉元帝无法忍受与昭君的离别之苦，在梦中与昭君相见。惊醒时听见孤雁哀鸣悲痛不已，将毛延寿斩首祭奠昭君。让痛苦的人们看到了还是有希望的，至少坏人得到了惩罚，好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民族关系和个人的命运都有一个光明的“大团圆结局”。毛延寿被处死更体现了“恶有恶报”，善恶各得其所，这也是“大团圆结局”的常见形式。

家庭悲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新婚之后即入朝应试为官，其妻赵五娘在家中侍奉公婆无微不至，家中遭遇干旱，父母在灾难中死去，赵五娘只有去京城寻找丈夫。但是丈夫得到了功名后被迫娶了牛丞相的女儿。作者和观众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善良的赵五娘在家无怨无悔的奉献自己的青春，还要遭到被抛弃的命运，这结局太悲惨了，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故事的结尾让赵五娘与蔡伯喈夫妻团聚，牛氏作妾，一夫二妇，全家得到旌表。在悲剧的结局出现光明的尾巴。

其余的悲剧结局大抵亦如此，如《精忠旗》描写的是岳飞遭受了奸臣秦桧迫害而死，但结局是秦桧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娇红记》中的申纯和娇娘的爱情费尽了周折在人间得不到封建家长的同意，只有在死后化为鸳鸯；《清忠谱》中阉党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杀害了五位英勇的市民代表，最终魏忠贤倒台，五位英雄得到表彰；《长生殿》写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占了情场，驰了朝纲，两人的爱情在现实中演出了悲剧，在月宫中终于得到重圆；《雷峰塔》中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受到法海的阻挠，白娘子被法海关在雷峰塔下，最终雷峰塔倒塌，白娘子得救，十六年后位列仙班。如此等等，中国的悲剧都在最后加上了光明的尾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二、大团圆结局形成的文化生态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其文化生态是一种纷纭复杂的“活的文化系统”，其中的内涵十分丰富，这里只择取与悲剧结局密切相关的若干重要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特定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是以农业立国，人们世代靠耕种生活，这种经济模式是封闭而稳定的。”[2]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希望得到的是安定的生活，和谐稳定，没有矛盾与纷争。即使面对灾难他们也认为是上天的安排。如果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也相信上天会看到的，会还给他们公道的。所以当他们面对悲剧时，会把希望寄于官府或者是上天的安排，等待出现大团圆的结局。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中央集权，层层专制。统治者专权就是不能让任何人否定自己的统治，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也不希望出现反抗自己统治的故事。如果是文人写了反抗统治者的作品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当作家看到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也会在作品的最后加上统治者为其平反昭雪，为他们伸张正义，或者清官在世为他们翻案。”[3]让人们相信统治者会还给他们正确的结果，要的只是人们等待，不要反抗。所以不会有悲剧的出现，在悲剧中也会出现大团圆的结局。

其次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自古至今都被人们视为经典。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指导着人们日常行为。儒家思想也是中国历来统治者统一人们思想的武器。儒家的信徒努力地实践着礼乐教化，不允许有任何人亵渎它的真理性。当他们的人生中遇到什么悲剧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思考悲剧的原因，他们用自己的宽容和忍耐来解决问题。而且相信正义的力量会战胜邪恶，一切都会大团圆的。孔子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仁”，他采取了以“仁”释“礼”的方法，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上下尊卑的秩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以仁为本的思想维持着亲情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不会出现不公平的待遇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持下其代价是个人的意志和反抗意识的压制和消失。面对悲剧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是走向自我的灭亡，另一种是儒家的方式——等待和忍受，相信政治的清明。中国人是不会自觉地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而是顺从和等待，相信会出现一个圆满的结果。

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之美。《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发自内心要合乎节度，不能太偏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中和思想的体现。中和的思想往往要求悲剧的结局都是大团圆的结果，或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情节，这样的结局使观众比较容易接受，不会使悲伤超过限度。即使作品充满了悲伤，最后也让人们的心灵得到了补偿，达到了“哀而不伤”的效果[4]。

其三，大团圆的结局也是中国尚圆思想的体现。“圆”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代表着循环往复的流动感。自古至今就认为天地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中国的传统农业依赖着一年四季的轮回，人们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了农历。在年复一年中人们形成了圆形的思维方式。圆形的概念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化中也是会出现圆形结构的作品，本来生活是美好幸福的，虽有曲折，在结束的时候也会回到开始。中国古典戏曲中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这种理论。大团圆就是这种圆形思维中的一个部分，是悲剧主体情节的延续和发展，少了这一环节就不能构成圆形整体了，那样的悲剧结局就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了。故事开始时是美满的，中间出现了悲剧的插曲，圆形的思维会使作家在悲剧的结局中回到开始的美满，于是悲剧故事往往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

其四是作家因素。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产生于元、明、清这三个时期。这三个朝代都是我国社会动荡的年代，作家在这样的时代中得不到重用，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大多数人不能够走进仕途。他们没有生活的来源只有与青楼优伶为伴，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在下层民众的面前。这些作家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他们更了解民众的疾苦，懂得人们的需求加上自身的感受，很容易创造出来反映人民愿望的作品。他们就是人民的代言人，为人民呼喊，为人民请命。他们大都描写的是小人物的生活，但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痛苦就是自身痛苦的表现，所以他们总会给悲剧主人公一个美好的结局。戏剧是作家理想生活的展现，是他们价值观、人生观的反映，表达了作者美好的愿望，希望在黑暗和痛苦之中能够出现清明的盛世，幻想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因为这些作家来自民间，他们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且作品中的生活原型有时也和作家自身的经历有关，他们也是社会最下层的一员，所以中国的悲剧就会在结局中寄托着人民的美好愿望[5]。

其五是中华民族的乐观精神使然。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当人们面对苦难与死亡的时候，也表现出一种乐天的色彩。因为他们相信在遇到困难和苦难的时候会有一种代表正义的力量出现来奇迹般的改变悲苦，会出现因果报应。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着终于欢，始于离着终于合，始于困着终于亨。”[6]王国维指出了我国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们面对极度困难的时候，也会使我们看到希望。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人民不愿看到好人受到不幸的待遇，即使悲惨的死去也会出现奇迹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于是在叙述一个悲剧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加上一个美满的结局。这样是为了通过苦难的深刻体验到达最后的光明和幸福，让人民在生活中积极的入世，相信即使遇到困难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前途总是光明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国古典悲剧中代表正义的一方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悲剧主人公都会在最后得到好的结局。

其六是因果报应的民俗文化的影响。民俗就是人们在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因果报应就是人们在遇到悲剧时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他们相信上天是公平的，好人会有好的结果，坏人终究会受到惩罚。处于弱势地位的善良百姓，对悲剧的制造者和受害者是“恨也无奈，爱也无奈”，不得已将希望放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于是悲剧结局会体现百姓的美好愿望，以“大团圆结局”作结，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三、大团圆结局的得与失

与其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是，这种大团圆结局为什么受到国人的欣赏，它又有什么样的局限呢？

大团圆的结局的出现，表面上看来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矛盾得到了化解，但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不存在这样的超乎寻常的力量。幻想的结局和现实的差距，使现实的不团圆和非现实的团圆重新造成了不可解决的悲剧冲突，更加重了悲剧的效果。这样的团圆的结局只是作家的想象的创造，是一种假定的团圆，有其假定性或曰虚拟性，是对现实苦难和缺憾的超越。大团圆的结局是悲剧人物命运抗争在现实中得不到胜利，才把抗争的思想延续，到虚幻的梦想中，另一方面还是悲剧人物抗争的延续，也是正义的力量对邪恶力量的战胜。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深化发展了悲剧人物抗争的精神和品格。表面的大团圆是更大的悲剧，因为那是不真实的团圆，所以才更能显示它的悲剧性。中国的悲剧精神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没有削弱而是加强。大团圆的结局是整个悲剧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这样的结局正是作者价值取向在悲剧中的体现。

由于受戏曲观念的影响我国悲剧的模式大都是“先悲后喜”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中国的悲剧形成了单一化的局面。结局中对真善美的推崇，和对假恶丑的批判，导致了悲剧自身的虚假。像《窦娥冤》中情节就是窦娥的悲剧后出现喜剧的结局，《窦娥冤》完全符合先悲后喜的悲剧结构。《赵氏孤儿》等其他中国古典十大悲剧的结构也是先悲后喜的模式。中国古典戏曲这种欢乐的尾巴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悲剧那种摄人心魄的动人力量。

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就是对真善美的推崇，对假恶丑的批判，导致了悲剧的虚假。悲剧的结局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像西方的悲剧那样把美好的事物完全毁灭，让人们在痛苦的时候感到一种崇高的美感。而中国古典悲剧是不会让一个好人遭受不幸的结局，也不会让一个坏人得到幸福的结局。因为它要让人们相信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会得到好的结果，对于丑恶的东西会有报应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生活中事物是不相像的，所以造成作品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就像现在大家所说的这样那样的事情只有电视上才能出现，生活中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一样。在戏剧中出现喜剧的结局会使人的思想麻痹，不经意间放纵了对现实中悲剧的制造者责任的追究，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恶人的作用，这对控制现实社会中悲剧产生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典悲剧往往会出现大团圆的结局，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结构形式有很多原因，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这样的结局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总体说来悲剧中出现光明的尾巴能一定程度加强悲剧的效果。我们应该把这些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不能片面地说它好或者不好，更不能用西方悲剧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悲剧。

[1]熊元义,余三定.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基本类[J].长治学院学报,2005,22(3).

[2]陈才训.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尾的多维透视[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3]陈珂.虚拟性（假定性）戏剧——从不同的思维背景来解读[J].戏剧艺术,2004,(3).

[4]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51.

[5]柯元.关于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成因的探讨[J].九江师专学报，1988，（2）.

[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