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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5-04-17陈轶张衔春周方睿

江苏农业科学 2015年1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南京市影响因素

陈轶 张衔春 周方睿 等

摘要: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已被提上日程。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的留城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问卷及深入访谈数据为基础,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3个方面分析了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留城意愿强弱与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工作稳定度、婚姻、随迁子女、社会保障状况、住房满意度、宅基地流转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收入情况、住房满意度、社会保障、职业稳定度、子女的教育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总体上看,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第三产业、有社保、工作稳定度高、已婚、子女在老家、住房状况好、同意宅基地流转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强烈。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留城难题的路径: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制定具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标准,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居住质量,完善农民工住房体系。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南京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1-0432-05

收稿日期:2014-05-28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编号:201310291064Y)。

作者简介:陈轶(1984—),女,江苏靖江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城乡关系研究。E-mail:njut_chenyi@126.com。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每年将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2.3亿,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其中16~30岁的占61.6%[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2]。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有着重要意义。

相关研究集中于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包括受婚姻、教育水平、社会网络、代际变化等的影响。相关方面国外也有较多的研究,Zakharenko在研究中发现,已婚者比未婚者的迁移概率小,尤其是对于已婚女性[3]。Vadean等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外出劳动力比文化程度低的外出劳动力更容易留在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一段时间后积累了财力和物力回乡发展[4]。Portes认为,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劳动力进入目的地,有利于劳动力在目的地的职业获得和社会适应[5]。Murphy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指向是一种农村和打工地点之间的“循环”,农村—城市移民有规律地回到家乡[6]。李强等研究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和返乡意愿的因素,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的人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也更强,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更偏好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留城与返乡的看法上与老一辈没有结构性差异[7]。蔡玲等以武汉市为例探讨了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土地的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和经济因素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8]。景晓芬等认为除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会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外,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别、文化适应以及一定的空间效应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9]。王二红等以重庆市为例,探讨了外来务工人员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职业、学历、在重庆工作时间、宅基地流转态度、婚姻状况几个变量对留城意愿影响显著[10]。相关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重庆、苏南3市等城市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关于江苏省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特征研究较少,在案例地选取、影响因素选择等方面仍有可完善之处。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访谈等研究方法,从收入情况、住房满意度、社会保障、职业稳定度、子女教育情况等方面,分析江苏省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相关政策建议。

1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与特征

1.1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于2001年提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后,全国总工会在其调研报告中明确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调研样本中,发现部分农民工已将户口迁至城市,本研究中指的新生代农民工指原户籍为农业户口,这部分人也归作新生代农民工。

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大部分集中于主城区,选择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调研区域,分别是三牌楼地区、珠江路地区、中央门地区和安德门劳务市场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图1)。选择了新生代农民工经常从事的行业包括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个体经营、美发足疗、批发零售、快递物流、建筑工人等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4—6月,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44份,有效率为72%(表1)。

1.2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1.2.1年轻人与未婚者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比较

表1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分析

特征分类比例

(%)特征分类比例

(%)性别男性90婚姻状况未婚71女性10已婚29学历小学及以下9收入水平≤5 00017初中44(元/年)5 001~10 0008高中3810 001~20 00017大专及以上820 001~30 00017就业培训参加过4330 001~40 00017没参加过5740 001~50 00018打工年限1~5年4050 000以上76~10 年47生活费≤5001311~15年10(元/月)501~8002516~20年2801~12002620年以上11 201~1 60016从事产业二产451 601~2 5009三产552 501~3 50071年中换从未353 500以上4工作1次12最近一次换半年内682次21工作时间0.5~1年133次91~2年43次以上232年以上14是否拥有有社保32社保无社保68endprint

集中。从调查结果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构成主体为24~33岁,占调查样本的70%。71%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

1.2.2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分别占有效问卷的44%和38%,小学、大专及以上,分别占9%和8%。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于小学和初中。

1.2.3从事职业呈现层级分化调查样本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了从事第二产业,从事三产的又集中于餐饮业,占18%,从事美发足疗和个体经营的分别占13%和10%,其余从事的行业有交通运输、家政服务、公司职员、批发零售、快递物流、技术人员等,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在从事第二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占22%和23%。

1.2.4收入呈现层级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层级分化的特征。年收入主要集中于 10 000~50 000元,50 0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者少,仅占有效问卷数的7%。

1.3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

1.3.1留城选择呈现多样化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选择呈现多样化特点。老一代农民工在留城选择上倾向南京、苏锡常、高淳、小城镇,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选择上倾向北上广、南京、苏锡常、淮安、高淳、小城镇。其中53%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留在南京,17%的人想留在小城镇,倾向一线城市、苏锡常、淮安、高淳的分别占12%、7%、5%、6%(表2)。

1.3.2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准备不足从统计结果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想留城有准备的人所占比重较小,占41%,想留城无准备的人所占比重达到35.6%。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留城的想法但无留城的行动, 这种特点也在一定程

表2新老农民工留城选择对比

城镇类别选择比例(%)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一线城市1211南京5369苏锡常70淮安54高淳60小城镇1716

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有想法、无行动的特点。

1.3.3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双方留城意愿调查共有52对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双方均想留城的占62%,一方不想留的占15%,双方均不想留城的仅占23%,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对城市的向往较为强烈。

2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2.1个人因素

2.1.1收入越高留城意愿越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因素中,城市中的工资收入起拉力作用。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原因。城市工资收入越高,他们向城市迁移的动力越大,城市工资收入越少,他们返乡的意愿就越强(图2)。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迁移时,城市收入越低,返乡机会越大。

2.1.2从事第三产业者留城意愿较第二产业强职业对留城意愿影响会因为产业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从事第三产业留城意愿比从事第二产业的强烈(图3)。从事第二产业类的农民工会因为身体、受教育水平等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法继续承受该类职业高强度、危险的作业状态,因此返乡意愿明显。从事第三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职业特点融入城市能力较强,因此更倾向于留城。

2.1.3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强受教育水平是影响留城意愿的主要要素之一。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比较低者留城意愿强烈(图4)。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留城意愿加强,表明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正向作用。

2.1.4工作稳定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强在城市中拥有稳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留城意愿,稳定的工作对于留城意愿具有推力作用。换工作次数在1次以下的留城意愿最高,换工作次数在2~3次的留城意愿居中,换工作次数在4次以上的留城意愿最低(图5)。

2.2家庭因素

2.2.1已婚者比未婚者留城意愿强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者的留城意愿比未婚的强烈(表3)。在调查样本中有88%的已婚家庭是处于分居状态,仅有12%为同居状态,在分居状况占主导的已婚者样本中,他们的留城意愿却比未婚者更加强烈。年龄较小的农民工不愿意返回家乡,但是对定居城市又没有坚定的意念,这与他们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经济基础薄弱等有关。已婚者中与配偶居住在一起,将会促使其留城定居。家庭的流动程度越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也就越强烈,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减少了农民工与家人长期分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留城意愿[11]。

表3新生代婚姻状况与留城意愿的关系

留城意愿比例(%)已婚未婚想留城6143犹豫不决1824不想留城2133

2.2.2子女在老家者留城意愿强在调查样本中,有子女的占90%,其中达到学龄的占80%。对于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一是子女的出现既拉动他们留在城市,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子女更好的成长环境;二是子女加重家庭开支,成为返乡的推动力。

在有子女的调查样本中,子女在老家的留城意愿比子女在城市的更强烈,子女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比子女在老家的更强烈(表4)[8]。

表4子女在老家和城市者留城意愿

女子住地留城意愿(%)想犹豫不决不想子女在老家252352子女在城市191269

2.3社会因素

2.3.1有社保的留城意愿强拥有社会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较没有社会保障的强烈。仅有31%的受访者拥有城市的社会保障。社保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较大(图6)。拥有社会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更强,反之则越弱,表明社会保障在他们的留城意愿中起到拉力的作用。

2.3.2对住房满意的留城意愿强对目前住房状况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图7)。在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5 m2,60%的受访者表示对现在的住房状况不满意,只有6%表示满意。对住房现状满意的新endprint

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比不满意的高70百分点(图7),表明住房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起到了拉动的作用。

2.3.3同意宅基地流转的留城意愿强农民工乡—城迁移时,土地流转意愿起到推力作用(图8)。土地调整越频繁,土地产权越不稳定,农民工留在农村的损失就越大。如果农民工有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则迁居城市的可能性较大,在乡—城迁移中表现为推力作用[12]。

2.4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

不同因素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趋势见图9。总体上看,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第三产业、有社保、工作稳定度高、已婚、子女在老家、住房状况好、同意宅基地流转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强烈。

但上述因素仅能反映被调查样本的普遍情况,并不具有绝对意义,在城乡要素流动的新时期,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可能返乡的意愿较强,留城的意愿较弱,原因是乡村发展带来的机会可能会优于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特殊性。

3新生代农民工留城难的解决路径

3.1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迟缓。据统计,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13]。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已经刻不容缓,为了更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应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类,进一步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3.2制定具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标准,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以向全社会公布的方式,逐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大中小城市应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具体体现在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13]。通过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3.3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却不是城市户籍。当前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面向本地户籍人口,未来应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象向本地常住人口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应当逐步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在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方面,应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农民工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实现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13]。只有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加强其融入城市的能力,才能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

3.4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推动教育公平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影响留城或返乡的重要因素。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对未能在公办学校就学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普惠性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13]。从根本上建立城乡教育公平的机制体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方式,也是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主要推动力。

3.5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居住质量,完善农民工住房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留城意愿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大部分农民工进城以合住为主,居住面积不足10 m2,在工地和工棚工作的农民工人均面积更是不足2 m2,居住区位以城市郊区、城中村为主,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完善,房屋质量和安全缺乏保证[2]。将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限价房、廉租房的住房体系中,鼓励开辟多种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探索实施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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