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效杰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264005)

唐代的教育事业发达，史载“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1］4941。唐代教育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部分，唐前期官学高度繁荣，私学处于边缘地位;安史之乱后，官学遭到了沉重打击，私学日益发展，形成了私学繁荣、官学衰微的局面。笔者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唐代私学教育的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 唐代私学教育的类型

关于私学的概念和内涵，笔者赞同吴霓先生的观点:私学是指不由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正规学校制度之内，由私人或私人集团来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活动［2］2。既然是教育活动，就应具备施教者、受教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等基本要素。依据这一标准，笔者将唐代的私学教育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个人讲学。唐代个人讲学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把讲学作为主业之人。唐初的王恭，在做官前曾进行个人讲学，“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1］2603。后来王恭做了太学教师，以精于三礼讲授而被称为“大儒”。太原人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1］4267，以农耕和讲学的收入来赡养母亲。李善从流配地姚州回来后， “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1］4946，把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刘轲曾求学于“以传书为道者也”的寿春杨生，这里的“道”是指《春秋》，“三代圣王死，而其道尽留于《春秋》”［3］7675，可见杨生是讲授《春秋》为主的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