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引人瞩目地刊发了美国前首富比尔盖茨的文章。题目很耐人寻味：希望中国企业家多帮穷人。

在文中，比尔盖茨呼吁：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病困，全世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穷人投资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我相信，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和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精彩，甚至更有意义。

在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化加剧的转型中国，再结合整个社会价值迷失和信仰重建严重滞后，比尔盖茨的倡议会赢得民意的积极回应。更可贵的是，比尔盖茨在成为世界首富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将全部资产捐给自己名下的基金会，在全球扶危济困，其中包括目前正在中国推动的结核病防治事业。

有人会习惯性拿比尔盖茨和中国企业家做对比，最后丈量出两者在觉悟和价值观层面的差距。假如再与暗流涌动的仇富情绪结合，则会进而形成对中国先富群体的集体问责乃至审判。

的确，在改革开放35年过程中，中国出现的富豪质量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致富渠道不公开透明，甚至为富不仁，责任感缺位，沦为社会反面教材。比如201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容量达到创纪录的2170亿美元，而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为10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是最大客户。于是，这些习惯将相亲搞得像选妃、喜爱参加海天盛筵的人被贴上土豪的标签。

这，当然值得先富群体乃至全社会警惕和反思。

但由此引申出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质疑乃至道德绑架，显然过于肤浅和情绪化。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当比尔盖茨决定将余生托付给公益事业时，他创办了全世界最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并坐拥580亿美元身家。在财富公开、对超级富豪税负严苛的美国，或许完成一次向慈善的华丽转身是个人美德与健全制度的双重催化。

而在中国，除了一些备受政策护佑的上游垄断央企，从市场的角度，规模到利润都缺乏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加上外贸形势严峻，内需不畅，产能过剩严重，劳动力红利逐步终结，多数企业家当务之急是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靠科技创新重塑核心竞争力。

已故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企业唯一的目标是创造客户。因此，它首先承担的是商业责任——首先是成为好的公司，满足顾客内在需求，为股东创造价值——当然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要合法。在成为好公司以后，则需要做好事，向企业公民前进，从优秀到卓越。

现阶段，多数中国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面对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努力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打造世界知名品牌，为实业兴邦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现阶段其社会责任的担当不能忽视自己主要使命，超出能力范畴做慈善，甚至将公益异化为商业炒作的手段。

公众不欢迎整天站在媒体聚光灯下充当致富不忘公众的口头大善人，而渴望其对内善待员工，完善提升其工资福利水平，凝聚人心，加大研发投入，对外拒绝商业贿赂，遵纪守法，足额纳税，并扩大就业，成为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老板。

悬殊的贫富差距及早就上亿的贫困人口，—方面有赖于各级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尤其是完善国家福利制度去托底，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营造公平良好的创业环境去鼓励更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在此基础上，鼓励富人群体更多地投身公益事业，带动全民慈善的快速健康发展。而这又需要一个关键前提：进一步建立健全法治，推动当下官办慈善去行政化进程，进一步释放企业、个体慈善活力，摆脱当下公益事业透明度低、公信力差、运行成本高的窘境。

当下富人帮助穷人的有效途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制度来搭设，而不是饱含激情的道德感召——一定要理解支撑比尔盖茨完成伟大善举的真正基石。

慈善是私权利，唯一目的是获得内心的快乐。请不要用道德绑架任何人——包括一切合法致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