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盐城22400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不少词语与释义包含着或显或隐的理据信息，可以进一步分为背景知识型、外来语型、隐喻型、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等五类。前三类一般有专门的元语提示词，标释明确。后两类基于语素或“字”，是理据资讯的主体；它们有的一目了然、不言而喻，有的却需推求、激活。《现代汉语词典》理据信息表露既呈现出诸如“词的构成语素与词义大体挂钩，许多词的理据因此较为透明”等特点，也存在有“指导目标欠明、分类标准不一、标释手段隐晦”等不足，但整体上符合《牛津》、《韦氏》等国际性外语词典提供词源理据的通行做法，开创并引领了国内辞书界“词义词典”增附理据元素的新范式。

《现代汉语词典》；释词；内部形式；理据信息

H164A011609

引言

举凡《辞海》、《新华词典》、《英汉大词典》、《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等，大都以追求精当的释义为首务，属“词义词典”范畴[1]。问题是，偏狭地突出词义，割裂它与理据和内部形式所构成的词的意义网络，这对传统词典来说，会产生“被动型而非积极型”、“共时和历时对立”、“忽略理据、涵义以及意义潜势”等诸多缺陷[2]。《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虽为记录普通话语汇字形、注音、释义等的中型词典，但第6版能充分考虑到群众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和“词汇学和辞书编纂理论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的时代特征[3]，进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包含甚至有意增加理据信息。例如，“川军”：大黄，旧称将军，四川出产的最好，所以叫川军。“鹊起”：像喜鹊忽地飞起，形容名声兴起、传扬。“五粮液”：宜宾出产的一种白酒，以高粱、糯米、大麦、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墨守成规”：战国时墨子善于守城，后来用“墨守成规”形容因循守旧，不肯改进。《现汉》还是大陆地区除《汉语大词典》和《ABC汉英大词典》外，首部收录“理据”一词的现代辞书，其意义与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涉及《现汉》理据议题的，迄今有张志毅[4]、曹炜[5]、唐子恒[6]、李晋霞[7]等。专门探讨《现汉》理据信息的，只有吕波[8]。他指出，除纯象声词外，《现汉》包含的理据注释有六百条之多。我们统计、分析后认为，如今《现汉》（第6版）包含理据信息的词语已远远不啻六百条。这是因为：一是这几百条大多关涉背景知识型即文化理据，并未囊括其他的类别；二是读者主要依靠《现汉》来解决词义问题，对糅合于其中的理据资讯未予充分注意；三是《现汉》对理据的表露有时是隐晦的。有鉴于此，本文拓宽讨论思路，探究《现汉》（第6版）中理据信息的类型、特点、比较、不足等，同时提醒人们关注《现汉》所代表的“从词义深入到理据，即从词义与理据的分立到词义与理据的共融”的词典编纂新范式[2]。

一、 《现代汉语词典》词语理据信息的分类

当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语理据标注尚是新话题，因为传统词典过于关注词义，未“注意理据与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时是隐蔽的逻辑联系），使学习者能够进行‘在线推理”[9]。然而，现实、理据与词义往往交叠重合，即明示的词义为表层，直接参与交际活动，属语言界；意念的理据为中层，管约词语创制行为，属认知界；经验的社会为深层，供词汇和理据以原料，属现实界[10]。换言之，它们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心智·现实”原则一致，构成意义的三角关系，因此即便是词语释义，也会附带或有意地关联着中层的理据。《现汉》亦不例外，它释词时不但包含或揭示了背景知识、外来语源、词义引申、内部形式、语素意义等用于理据考证的关键线索，而且其释义常和理据义重合。例如，“带鱼”的词义“鱼，体长侧扁，形状像带子，银白色，全身光滑无鳞；是我国重要海产鱼类之一，有的地区叫刀鱼”，同时也是它的理据义（即理据的语言表述）。这说明《现汉》的理据选注是出于客观需要，即“这些理据对词的释义有补充作用，是词的解释因子之一” [4]，因为理据问题遍及语言[11]。然而它们的分类，特别是如何确定分类之标准，却令人颇费周章。

1. 分类标准

词语理据分为词内与文化、真实与假定、显性与隐性等类型[12]。《现汉》理据划分可以按不同标准，例如依照本义和转义关系，有原生与隐喻型理据；根据理据的体现方式，有内部形式和释义型理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这容易导致跨类的问题，例如“秋波”，依其展现式“秋水之波”，应属内部形式理据；若照“比喻美女的眼睛或眼神”的词义，则是隐喻理据。再如释义型理据，有时和词语内部形式的明示表达相同，此时与内部形式理据重合；有时又等于词语的比喻义，此时和隐喻理据无异。分类之难，客观地看，缘于理据范畴的模糊性和家族相似性，就像《现汉》把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一锅煮”地归为所收条目，将“口语词、方言词、文言词、专科词、外来词、西文字母词”等“全覆盖”地称为词语类别，同属无奈之举。何况词典“理据信息的编码有多种供选择的策略（即理据信息可以作为形态信息或词源信息分别注出，也可作为释义的内容、用法说明、例句、参见等方法而提供）”[13]，本不必囿于某一特定标准。主观上说，我们学力不臻，亦无资料可鉴，踌躇权衡之余，只能比照理据信息标注的突显度而分类、排序。背景型的突显度最高，读者较易识别其理据所在，故排前。释义型的突显度最低，因为读者更关注词语释义，常忽略嵌于其中之理据，遂置后。当然，分类重合其实不影响我们考察《现汉》的理据问题，而且分类重叠时，一般可优先归入释义型。理由是词语必有释义，而理据如由它来承担，则不易丧失，即释义为理据存储与认知的可靠屏障。基于这些缘由，我们权宜地将《现汉》理据信息分成背景知识型、外来语型、隐喻型、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等五大类。

李二占：《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理据信息

2. 五种主要类型

（1）背景型

《现汉》释义某些词语时，还提供了相关的背景知识，且占有不小比例。例如“伦”字下的词语有8个，其中伦巴、伦常、伦琴、伦琴射线等4条有理据解释。“阿ā”字下有22个词条，其中阿鼻地狱、阿斗、阿尔茨海默病等14条有背景知识。“开”字打头的194个词条中，至少开场白、开荤等18条是以背景知识的形式标注发生理据的。

背景知识即文化理据，它从词与物的角度，揭明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最初联系。考证之要从社会、历史、习俗等方面入手。例如《汉语理据词典》[14]对以下诸词的解释是：

【汗青】 ○史册，著作。

△使青竹出汗。古代在竹简上书写记事。初采来的青竹不易书写，须用火烘烤，使竹板冒出水分变干，而后才容易书写。竹板冒水犹如人出汗。汗：出汗。青：青竹。

【铜元】 ○从清代末年到抗日战争前通用的货币，中间无方孔，又称“铜板”。

△铜质圆形。“元”通“圆”。

【偷春体】 ○格律诗的一种变体。

△此诗首联对仗，而颔联不对仗，臆如梅花偷春色而争先开放。

【不三不四】 ○不正派。

△“三”“四”这两个数字在古代汉语中有无所不包和美好吉祥的意思，故称。

《现汉》背景型理据的特征有：一是有专门的提示词，例如因、因此、所以、也叫、故名、因而称、原（旧）指、因（由）……得名等等。同时背景型理据的词语大多属名词，这不但说明作为最重要词类的名词得到了更高的关注，而且解释了“理据”为何总被定义、理解为“得名之由”。例如：

【经传】 □名原指经典和古人解释经文的传，泛指比较重要的古书：名不见～。

【花旗】 □名指美国，由美国国旗的形象得名：～参。

【吕宋烟】 □名雪茄烟的旧称，因菲律宾吕宋岛所产的质量好而得名。

【驴皮影】 〈方〉 □名皮影戏，因剧中人物剪影用驴皮做成而得名。

【易拉罐】 □名一种装饮料或其他流质食品的金属罐，封闭灌口的金属片容易拉开，所以叫易拉罐。

【经院哲学】 欧洲中世纪在学院中讲授的以解释基督教教义为内容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神学体系；由于采用烦琐的抽象推理的方法，所以也叫烦琐哲学。

二是成语、熟语等多字“构式”的背景理据解释详尽、来源具体。所谓“构式”（construction），指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但二者的某些方面不能从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15]。多字构式是固化结构，大都为历史文化典故，其意义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需要从理据视角来揭示其词义或内部形式。例如：

【约法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指订立法律，与人民相约遵守。后来泛指订立简单的共同遵守的条约。

【一字千金】 秦相吕不韦叫门客编著《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称有能增减一字的，就赏给千金（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后来用“一字千金”称赞诗文精妙，价值极高。

【寸草春晖】 唐代孟郊《游子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来用“寸草春晖”比喻父母的恩情子女难以报答。

三是不少背景型理据的词属于外中心结构。外中心结构词的生成从事物外部进行，造出的内部形式不反映该事物的性质。如果说有什么缘由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那也是因为生活中的偶然性。例如：

【梨园】 □名据说唐玄宗曾教乐工、宫女在“梨园”演习音乐舞蹈，后来沿用梨园为戏院或戏曲界的别称：～世家。

【绿头巾】 元明两代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后来称人妻子有外遇为戴绿头巾。也说绿帽子。

【一言堂】 □名旧时商店挂的匾额，上写“一言堂”三个字，表示不二价。指领导缺乏民主作风，不能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不能听相反的意见（跟“群言堂”相对）。

外中心构式充分说明，词语有理据性（广义理据）是必然的，但某一具体词的理据（狭义理据）的产生则是任意的。

（2）外来语型

外来词的源语可视为其理据，因为它回答了外来词在汉语系统中的得名之由。这与认知语言学对“理据”的界定一致：如果一个语言符号（即“目标（target）”）的部分特征由另一个语言或非语言的源体（source）以及独立于语言的因素所赋予，那么它就是有理据的[16]。外来词是“目标（target）”，其源语是“源体（source）”。《现汉》外来词有的标出了源语形式，例如：

【拍档】 〈方〉□动 协作；合作：两位名演员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男女主角。名协作或合作的人：最佳～。[英partner]

【涅槃】 □动佛教用语，原指超脱生死的境界，现用作死（指佛或僧人）的代称。[梵nirvāna]

【的确良】 □名涤纶的纺织物，与棉混纺的称棉的确良，与毛混纺的称毛的确良。的确良做的衣物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快。[英dacron]

【模特儿】 □名艺术家用来写生、雕塑的描写对象或参考对象，如人体、实物、模型等。也指文学家借以塑造人物形象的原型。用来展示服装的人或人体模型：时装～ 。[法modèle]

【丁克】 □形属性词。指夫妇都有收入并且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夫妇∣～家庭∣～一族。[英DINK，是dual income no kids的缩写]

有的外来词《现汉》未标注源语形式，例如：

【宁玛派】 □名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

【木乃伊】 □名长久保存下来的干燥的尸体，特指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没有腐烂的尸体。比喻僵化的事物。

要探求这些词的理据，我们得找出并搞清它们的源语形式。例如“宁玛”的理据：藏语为Ningmapa，意为古旧，因该派遵循前弘期所传之密宗，故名；又因该派僧人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有别于后来其他祖师创立的新派。“木乃伊”的理据：为mummy（干尸）的汉译词，源自波斯语mūm（蜡）；因许多地区用蜡等香料处理保存尸体，尤以古埃及为最。

有的外来词虽未给出源语形式，但《现汉》有详细的理据解释，例如：

【蓝筹股】 □名指在某一行业内占有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的大公司的股票。蓝筹是西方对赌博中使用的最高筹码的称呼。

更理想的是，提供了外来词的源语及其理据解释，例如：

【英特纳雄耐尔】 □名“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的音译，也译作英特纳雄耐尔。在《国际歌》中指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法Internationale]

初看起来，外来理据的词在《现汉》中占有一定比例。例如“比”字有49个词条，其中比基尼、比丘、比萨饼等8条有源语理据。“卡”字有14个词条，其中卡宾枪、卡车、卡介苗等10条有源语理据。细查后发现，位于阿、克、摩、帕、乙这些特定字下的外来词，《现汉》收录得多，相应地其源语理据的比例也高，因为这些字、词的主要功能就是对译外来语的。源语理据的特征为：一是不少外来词有原形式，大都在词语释义之后用中括号列出，如上述“拍档”等例，即“音译的外来语一般附注外文”[3]。二是大多数来自英语和梵语，且以名词尤其是专名居多。三是源于梵语或少数民族语的常用外来词业已汉化，其源语形式潜隐得深，一般不易探出，如“彼岸”、“篮球”等。

（3）隐喻型

隐喻曾经只被看作修辞格，但认知语言学发现它实为词义演变最重要的机制。词的新义属目标域，本义属源域，二者基于相似性而构成隐喻的本义及比喻义。例如，“动脉”的本义是“把心脏中压出来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部分的血管”，比喻义是“重要的交通干线”。“跳槽”的本义是“牲口离开所在的槽头到别的槽头去吃食”，比喻义是“人离开原来的职业或单位到别的单位或改变职业”。隐喻属语义型理据，《现汉》为语义词典；既然语义变化受理据驱动，那么《现汉》的隐喻理据必定也多。果然，《现汉》几乎每页都充满“比喻”、“形容”、“指”等用于标识隐喻理据的元语言词汇。随机翻阅发现：117页“比喻”出现3次；193页“比喻”1次，“指”3次；426页“比喻”1次，“指”1次；606页“比喻”4次，“形容”2次，“指”1次；833页“比喻”2次，“形容”1次，“指”1次；1060页“形容”1次，“指”2次；1314页“比喻”2次；等等。如果计入没有“比喻”等标识词的即隐性的词条，那么隐喻理据的数量则更多。例如“花心”指爱情不专，“掉书袋”讥讽人爱引用古书词句来卖弄才学。总之，《现汉》标注了大量的隐喻理据，充分说明隐喻无处不在的语言事实。

《现汉》的隐喻理据分为三类。第一是完全型，即本义和比喻义都处于流通态，由“比喻”、“形容”、“借指”等元语言词汇加以明示（即第6版说明中的“释义提示词”）。常按本义在前、新义在后的顺序排列。例如：

【牛毛】 □名牛的毛，用于比喻，形容事物很多、很密或很细：～细雨∣苛捐杂税，多如～。

【垂涎】 □动因想吃而流口水，比喻看见别人的好东西想得到：～欲滴∣～三尺。

第二是部分型，即新义处于流通态而本义基本退出，但二者之间有显性的共享语义核。故仅出现新义并用“比喻”、“象征”等元语言词汇标识。例如：

【福星】 □名象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希望的人或事物。

【归根】 □动比喻客居他乡的人最终返回本乡：叶落～∣认祖～。

第三是借喻型，也叫死亡隐喻，即高度规约化的新义处于流通态而本义已被完全磨蚀，二者之间的连通极难。例如：

【丢脸】 □动丧失体面。

【生气】 1□动因不合心意而不愉快：孩子考试成绩很差，妈妈非常～。

【高帽子】 □名指恭维的话：戴～。也说高帽儿。

类型一、二的理据明显，有提示词。类型三的理据潜隐甚至丧失，无提示词。

（4）内部形式型

内部形式可简约地理解为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总和。例如“悖理”的语法结构是动宾式，语义结构是“违背事理”。“病危”的语法结构是主谓式，语义结构是“病势危险”。内部形式的出现使词语生成发展的个性要素留存于共时结构之中，词语的理据表现遂由符内转向符际层面，从而愈加丰富和显化，细分为驱动能指与所指、内部形式与理性意义、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分别结合的多种子理据[17]。换言之，内部形式成为观察词语理据的窗口，而正是它的这种桥梁作用，索绪尔才说语言符号也有相对可论证性的一面。然而内部形式并非词语理据存在和考证的必要条件，不可将二者等同，更不能以它之有无来判定理据之有无。

内部形式本身是一种凝练表达，而其展现方式则是一种明示表达。例如“减色”是凝练式，“减少色彩”是明示式，指“事物的精彩程度降低”。“公主”是凝练式，“公侯主婚”是明示式，谓“君主的女儿”。“一衣带水”为凝练式，“一条衣带那样窄的水面”是明示式，表“形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明示式有助于理解词义尤其是词的理据，故把内部形式承担或展示的理据称为内部形式理据。由词到其理据是从物质到意念的过程，而由内部形式解读出词理据的语言表述（理据义），是一种从物质到物质的过程。

《现汉》内部形式理据分两类。一是展示型，即给出原本压缩的内部形式的展现式，借之可知词的理据。例如：

【解愁】 □动排解忧愁或愁闷。

【趋之若鹜】 像鸭子一样，成群地跑过去，形容许多人争着去追逐某种事物（含贬义）。

【曲高和寡】 曲调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很少。旧时指知音难得。现比喻言论或艺术作品不通俗，能理解或欣赏的人很少。

二是透明型，即一望可知内部形式及其理据，因而无须展析之。例如“疲劳”、“求职”、“豆奶”等等。内部形式理据在《现汉》中占有很大比例，原因是现代汉语走上复合造词之路，词语理据化的重点也因此从单纯词的内部，逐步转向了由单纯词所参与构成的组合性符号（尤以二字复合词为最），而内部形式正是这一变化的结果。不过，它也并不总是透明的，即我们无法知晓某些词的内部形式及其理据，例如“品月（浅蓝色）”。有的即使知道其内部形式，也往往无法据此断定其理据。例如“无花果”的内部形式是“不开花而结出的果”，但其理据却是“……花淡红色，生在花托内，外面不易看见，所以叫无花果”。

（5）释义型

释义即解释词义。释义型理据指通过词语的释义而得到理据析展，此时词语的释义与理据义基本一致。例如：

【揭幕】 □动在纪念碑、雕像等落成典礼的仪式上，把蒙在上面的布揭开。

【口袋书】 □名开本小、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的书籍。也叫袋装书。

【奉若神明】 形容对某人或某事物就像崇拜神灵一样地信奉或尊崇（多含贬义）。

释义型理据常以词中某个具体语素为载体，分两种情况。第一，语素与词义直接挂钩，从语素义入手识解词义的过程，即是理据的知认过程。例如“乔木”之“乔”为“高”。“辟谷（不吃五谷等各种食物）”之“辟”通“避（开）”，“谷”是五谷。“黔首（古代称老百姓）”之“黔”指黑色，“首”即头。“含辛茹苦”之“茹”同吃。“乔”“辟”“黔”等语素对词义的充分展现，使得这类词释义明确、理据易知。第二，语素不与词义直接挂钩，而是代表另外某个词语或某一意念。例如“城府”之“城”、“府”分别是“城池”与“府库”，借指人的心机。“浊音”的“浊”是“浑浊”，代表发音时声带振动。当“城”、“浊”分别像支点那样承载着“城池”的词义和“发音时声带振动”的意念时，后者谓之前者的意义支点义。只有将语素的意义支点义明确包含于释义之中，才可求得理据。例如：

【垂青】 〈书〉□动古时黑眼珠叫青眼，对人正视表示看得起叫青眼相看。“垂青”表示重视：多蒙～。

【清茶】 □名用绿茶泡成的茶水。指不配糖果点心的单纯的茶水。

【颜体】 □名唐代颜真卿所写的字体，参用篆书笔意写楷书，浑厚挺拔，开阔雄伟。

不过，词义与理据义不总是重合的。例如“启明”的词义是“我国古代指日出以前，出现在东方天空的金星”，而其理据义为“启示天明”。

二、 《现代汉语词典》理据信息表露的主要特点

《现汉》理据信息表露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语义上，词的构成语素不但与词义，也和理据义大体挂钩，基本遵循“语素（义）+ 语素（义）= 词（义）”的模式，所以《现汉》中不少词的理据较为透明，进而验证了“现代汉语中，大多数词的意义均具有理据性，这是不争的事实”[5]。譬如明白语素“彩”和“屏”的意义分别是“颜色”和“屏风”，即可知“彩屏”的理据义。知道“绝”的语素义之一是“极，最”，即通晓绝壁、绝地、绝好、绝技、绝伦、绝妙等的理据义。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汉语语素是“地位不亚于词的”、“基本的造句单位”；也说明为什么“现代汉语的词典大多是字本位，字头下面列词条”[18]，因为语素与“字”基本等价。《现汉》语素或“字”本位的理据表露模式，非常契合索绪尔最早提出并被当代语言理据学所继承的研究信念：合成符号的可分析性越强，它们的理据也就越透明。对汉语而言，词语理据化的主体已由过去的单纯符号过渡到了现代的以合成词为典型代表的组合符号。第二，语法上，语素或字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现代汉语双音合成词[19]，即随着构词主体从内部音义层转向外部符际层，新词语和原形式之间的语法组配规律保证了内部形式的可论证性，它因此成为展现词义与理据的载体。换言之，词义和理据义由内部形式承担并连通，导致词义、内部形式和理据交叠重合，三位一体；即理据或融于词义，或居于内部形式，表现为上文所讨论的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的语文理据。例如，“安”字下的安保、安插、安抵、安定、安度……；“快”字下的快步、快餐、快车、快当、快递……；等等。一言蔽之，《现汉》大部分词语都是词义、内部形式和理据重叠支持、难分彼此的，故由语法机制驱动而生成的合成词是理据表露的主体所在。第三，文化、社会等语言系统外因素促动造就的词语的理据不可预测，即语素义与词义基本不挂钩，或者内部形式和词义完全分离，因此《现汉》文化理据比语文理据标注得更加翔实。例如：

【旧雨】 〈书〉 □名杜甫《秋述》：“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就把“旧”和“雨”连用，借指老朋友。

【红马甲】 □名指证券交易所等市场内的交易员，因工作时穿红色背心而得名。

【蜀犬吠日】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四川地方多雾，那里的狗不常见日光，每逢日出，狗都叫起来；后来比喻少见多怪。

这三大特点彼此关联，共同决定了《现汉》词语理据表露的主体是隐性的语文理据，而引人注目者则为显性的文化理据。

三、 与英语词典理据信息标释的比较

自Nathaniel Bailey于1721年出版《The Universal Etymological Dictionary》后，词源成为多数词典的显著特征[9]。不过，词源，当它仅为某词的原形式或等价语时，还不是理据，例如limit（限制）：来自拉丁语的limes（boundary/界限）。只有当它提供某词的发生缘由时，才是理据，例如Passover（逾越节）：from pass over，with reference to the exemption of the Israelites from the death of their firstborn（源于pass over/宽恕，根据以色列人头生孩子被赦免的圣经故事）。可见，理据重在解释词语今生的动因，而词源偏于寻找词语前世的出处。然而，二者交叠重合，共性多于差异，故有学者认为：词语理据研究有助于我们编《词源词典》和一般语文词典[4]。近年来，英汉语词典都注重词源信息的标注。例如新版《辞海》的凡例指出：音译词和必须说明语源的词语，在释文中说明其来源。《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专门辟有“语源”、“源流”、“出典”版块。《牛津袖珍英语词典》（第10版）在其使用指南中详述了所收录的“etymologies（词源）”条目：“本词典给许多单词提供了词源信息，这些信息解释了词汇来自何种语言，如果来源词与本词典所列出的英语单词意思不同时，也会列出来源词的含义”，而对于理据透明的复合词、派生词、拟声词等的词源，则没有专门列出。《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6版）开始以“origin”字样标注词源，大致有200条。《牛津英语词典》、《韦氏国际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等都含有大量的词源，不少属于理据的范畴，例如mantis（螳螂）：Gr：prophet， seer

《现汉》一方面符合国际性英语词典收录或表露理据信息的趋势，另一方面亦有相异之处。第一，《现汉》未采用“词源”字样的元语言符号，而是多将理据融于释义之中，例如“步武”：古时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指不远的距离（斜体部分即词的理据）。原因是自源的汉语理据，基因般地制约着词语的产生、发展、意义、使用等多个维度。相反，他源的英语理据涉及两种或多种语言，狗牙交错、线索难寻。词典有时只说某英语词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至于理据如何传承，却不得而知。第二，《现汉》以组合理据为主，通过内部形式表露之，这与现代汉语分析性的构词方式吻合。岑麒祥等在校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汉译本时指出：“汉语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合成词，特别是现代汉语由于语音简化，合成词大量增加，可以论证的符号也大为增加”[20]。英语词汇理据化则以派生为主，与其词缀性的构词方式相呼应。第三，《现汉》词语以某一语素或字起头，围绕之形成纵向聚合理据，例如人民、人口、人类，牛车、汽车、火车，等等，构建出义类和义象密切关联的语义场。反之，英语词的聚合理据较少，即使构成语义场，义类与义象也无甚关系。试比较教师、教室、教材与对应的teacher、classroom、textbook。

四、 《现代汉语词典》理据信息表露的不足之处

《现汉》理据信息表露尚有瑕疵。第一，指导原则应该更加明确。在背景知识、内部形式、释义、语素等因子的共同作用下，《现汉》许多词的理据或有标释或者自明。然而也有一部分既未注标更非自明，例如吹牛、折冲、马快、入赘、子午线、紫河车、恼羞成怒、每况愈下等，这类难解词的理据居然阙如。再如“红”字下的红榜、红包、红娘、红牌等有理据释注，可是红薯、红糖、红颜等却无。那么决定标注与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一问题《现汉》尚未给出明晰的回答。持续的修订使《现汉》（第6版）释词中的理据信息愈加丰富，甚至部分地执行着理据词典的功能，可是在某个词语是否要标注或显露其理据方面，它应该有一定的指导原则。譬如制约词语理解与使用的理据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标释出来，即“在一般语文词典中，对于不透明的古词、术语、疑难词语以及具有流俗词源的词，都要注明其理据”[4]，尤其是在许多词语的理据已被考释明白的当代语境之下。第二，标注方式应该基本一致。《现汉》总体上采用内部形式展析、词义包含等方法来表露理据，但具体的方式有时前后不一，这无疑会影响相关信息的准确获取。隐喻型理据方面，有的词给出本义和比喻义，例如：

【怪物】 □名神话中奇形怪状的妖魔，泛指奇异的东西。称性情非常古怪的人。

有的只有笼统的本义或喻义，例如：

【怪胎】 □名发育不正常、形状怪异的胎儿，多用于比喻。

【刮地皮】 比喻搜刮民财。

释义型理据方面，“含辛茹苦”指出茹即“吃”，故理据显明，但“含饴弄孙”的“饴”无释义，从而理据晦涩。理据关联性方面，知道“口碑”的理据是“群众口头上的称颂（称颂的文字有很多是刻在碑上的）”，便可附带得知“口碑载道”的理据：到处都是群众称颂的声音。然而“红灯”与“红灯区”、“太平”与“太平鼓”、“太平间”之间却没有给出理据关联。第三，语素与词义应该尽力挂钩。《现汉》中语文理据是主体，即词的理据义由语素承载。例如，知道“泰”为“极，最”，便明晓“泰西”的理据为“遥远的西方（西洋）”。然而不少词的语素与其理据未能贯通，导致词的理据不明或磨损，例如白丁、马蜂、观音土、葫芦案中的白、马、观音、葫芦等未与词义对应。结果可能是今日理据显明的词语，比如火车、电报等，明天或许会由于语素义记载的缺失而使得人们“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刘熙语）。

五、 结语

依照词义和理据所构成的表层与深层关系，汉语词典宜两分为功能不同的词义词典和理据词典。汉语词汇的词义直接参与交际，是现实而透明的，它们被多种词义词典收录。汉语理据不直接参与交际，是认知而潜隐的，它们零散地见于古今各类书籍。与词义词典相比，汉语理据词典编纂才是当务，即“理据信息的重要性对所有使用词典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词典不仅仅是储存编好的实例的仓库，而且还被广泛地用作教学工具”[21]。然而考虑到词义词典的巨大影响以及使用上的便利，可否将理据信息嵌于词义词典之中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理据性原则就是在词典释义时明确揭示出语素义与词义的关联，使学习者获得理据信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22]，而《现汉》正是这样的实践者与先行者。一方面，它收录的双音复合词构成并体现着当代汉语词汇分析性与透明性的特点，这使得语素、结构和词义等表层成分都和深层的理据勾连。例如，当理据制约词义时，《现汉》一般会给出理据信息。第6版更是紧跟语言研究的新进展，将“城府”、“秋波”等许多未见于旧版的理据资讯收入。而如果考虑到义项之间的派生引申关系，例如像《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那样“按引申义排列义项”，并“择其确有理据者以箭头标识之”[23]，那么《现汉》里的理据资讯则愈加广泛。这种将理据信息融入词义词典（语文词典）的做法，如上所述，也被《牛津》、《韦氏》等国际性英语词义词典的通行做法所佐证，只是《现汉》不事张扬的标注方式导致了人们的普遍忽视。另一方面，《现汉》延续了以《尔雅》、《说文》、《释名》等为代表的汉语训释词语理据的传统，在提供当代汉语双音词理据知识与材料的同时，更建立了国内融理据信息于语文词典的“二合一”范式。它不但可以帮助人们理性地掌握汉语词汇，而且有助于建构一门隶属于认知语言学的新学科：理据词汇学。当然，理据表露尚是新生事物，而《现汉》作为词义词典，其选注行动本身也存在着分类标准不一、标识方式隐晦等不足。不过，这些都是词义词典兼容理据信息时所要着力处理的难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随着认知词典学的建立而得到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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