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彤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我国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

康晓彤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近几年，随着全球化视域下我国面临严峻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响应，生态文化建设逐渐引起全社会的自觉关注并提上日程。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生态，以生态的尺度评价社会，是目前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内在推动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我国的生态文化远未成为主流文化，也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存在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总结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内涵，生态文化制度建设以及现实路径的分析研究，以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为视角，探讨目前我国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

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制度建设

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末，余谋昌基于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一般意义上反思传统工业文化“反自然倾向”而引进和使用“生态文化”范畴，并将生态文化视为人类应当采取的新的文化形态。早期学者们主要致力于生态文化基础理论及文化与自然环境相关性的研究，还没有形成集中的研究方向。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指导思想的出台，学术界对生态文化问题的研究从基础理论不断向具体实践推进。然而对生态文化建设的探讨更多的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将环境保护推向了文明建设的高度。十八大专章论述生态文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任务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都需要以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生态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基于此，学者们在完善生态文化基础理论的同时，更侧重于对生态文化的体系建设及相应的建设途径的分析研究。纵观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关于生态文化及生态文化建设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一、对生态文化内涵的探讨

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的探讨主要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生态危机问题，反对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尺度。然而对于生态文化内涵的研究却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两大路径：

一类是把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余谋昌基于对传统工业文化反自然的价值理念和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对立和冲突的反思，迫切需要转变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实践，而这种“文化转向”或“文化性质的革命”必然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化，即生态文化。广义上理解是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新的生存方式，狭义则具体到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余谋昌：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余谋昌的“新文化理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与发展，这是广义的生态文化范畴。然而狭义“生态文化”论者依据“新文化理论”中狭义上界定生态文化内涵，仅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把生态文化具体为一种文化现象，即人们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系列环境意识、生态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化科学成果；（陈寿朋，杨立新：论生态文化及其价值观基础，《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更多的是基于“新文化理论”这一路径，并以狭义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为基础，致力于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生态文化的内涵。

另一类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任永堂赞同“新文化理论”，且从不同视域下理解生态的内涵并把人类文化划分为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原始文化”、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文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认为生态文化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总趋势和新阶段；（任永堂：论生态文化形成的必然性和形成机制，《学术交流》1993年第6期）任永堂从人类学的角度将生态文化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基于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分析并把生态文化理解为各民族在处理人与环境、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所积累和形成的智慧和经验，是人与自然环境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文明成果，（郭家骥：生态文化论，《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是新时期新阶段下弘扬可持续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为此，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内涵的探讨也有其他观点，但主要是基于这两大路径分析并突出强调价值理念在生态文化及生态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

二、对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的研究

党的十七大，环境问题进入政治结构，学术界针对生态文化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只在基础理论层面划分生态文化结构来单独分析这一问题，学者们更多的是基于制度的社会效能来探讨生态文化体系建设问题。

生态文化建设要求人们从精神形态上转变思维方式，而这种转变是基于社会体制或社会制度的建构和保障基础之上。为此，在构建生态文化制度建设领域，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目前构建生态文化体制建设需要加强政府政策、社会舆论及市场等领域的生态文化导向机制，并通过政策、利益和激励的生态文化驱动机制，普及生态意识并强化生态道德，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且基于生态文化的法律、道德及制度的约束机制用以规范人们及社会团体的行为，并完善生态文化体制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蔡登谷：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内容，《中国林业》2007年第7期）然而也有学者结合当代语境，认为在人类自觉、主动的推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及过程中，强化生态文化建设机制中的知识供应机制、物质驱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社会评价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从整体性和系统科学的观点协同各机制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优化分析，以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社会机制；（张保伟：生态文化建设机制及其优化分析，《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1期）因此，以这两大路径为基础分析研究生态文化建设机制以促进制度建设发展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发展，然而学术界也有不同视角，部分学者依据制度本身的文化特性来探讨生态文化制度建设。基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夏光在《生态文明与制度创新》中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表现形式，相应地从“硬”、“软”两方面研究制度问题，“硬”即宏观政治层面的硬性规定，“软”即人们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等软实力。

三、关于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的现实路径分析

建设生态文化制度体系是基于当前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纵观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是结合我国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并以微观层面的生态道德培养和宏观上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这两大路径，从不同视角分析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的现实途径。

其中，杨赫姣在《生态文化建设的当代构思》中基于对我国传统生态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环境危机问题，认为生态文化的普及是围绕着生态法律法规的合理建立、生态教育的具体实施以及生态哲学的社会化共识而得以实现，即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以及自我教育是生态文化制度建设重要的传播途径，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及生态素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学者阮晓莺在《生态文化建设的社会机制探析》中从制度机制、参与机制和评价机制三方面分析我国生态文化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有效途径，即针对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提出完善生态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和完善生态执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通过健全生态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保障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公共参与，完善生态文化教育体系，并构建生态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基于生态文化建设机制探讨生态文化制度建设问题，为此，学术界更多的是以这两大路径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因此，学术界主要是从生态理念和生态文化建设体制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探讨生态文化的体系建设问题，即生态意识的培养和生态价值观的养成，并通过政治层面的政策体系支持、法律法规支持、协调管理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社会评价机制等的制度保障措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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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文渊，卢守亭.对生态文化的一点认识［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0，（6）.

［3］廖国强，关磊.文化·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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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508（2015）12-0076-02

2015－09－13

康晓彤（1990－），女，辽宁铁岭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