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森

（江苏警官学院思政部，江苏南京 210031）

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的述评

王光森

（江苏警官学院思政部，江苏南京 210031）

在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过程中，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因其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阈。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西方便出现了“毛泽东热”，并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其中包括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探讨。尽管西方学者在研究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仍然是值得关注的。

西方学者；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评析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毛泽东的独创性贡献，因此对西方学者（这里的“西方”主要指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包括前苏联、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过程不可能视而不见。虽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提出的观点。

一、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的缘起及进展

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由“中国问题研究”直接催生的。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毫无疑问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头羊。在这个过程中，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的《西行漫记》虽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不高，但它为世界认识中国革命、研究毛泽东及其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揭开了序幕。1948年费正清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尽管重在阐释“旧秩序”“革命过程”，但也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在第三篇“美国与人民共和国”中，论析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相关问题，成为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开山”之作。1951年费正清的弟子杰本明·I·史华慈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因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引起广泛关注，而他在书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探讨，关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共产党”问题的探讨，关于“新路线——实行工农民主专政”问题的探讨，关于“毛泽东主义战略与马克思主义信条”问题的探讨，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探讨等，虽然提出的观点颇有争议，但客观上促使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展开研究。1952年，费正清与史华慈合编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年》一书，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研究等多个层面，其中关于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占有一定篇幅，受到了学界关注。

进入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和欧洲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逐渐形成了三个派别，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其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魏特夫，“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史华慈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佩弗、沃尔德等。从三个学派的研究成果看，“保守派”“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从三个学派提出的观点来看，“保守派”夸大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彼此客观存在的差别，“自由派”看到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区别但又认为是“异端”不是“丰富”和“深化”，“新左派”强调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功过权威性评价出台，西方新一辈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如约翰·斯塔尔、尼克·奈特、格雷姆·扬、布兰特利·沃马克等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并由此开展了对毛泽东一生“正确”与“错误”的分析和探讨，其中包括对“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争论和论战，把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世界经济增长迟缓而带来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西方又出现了新一轮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热潮。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者如施拉姆、迈斯纳等着眼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他们看到了“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在于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其政策的中心。”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认为：“当今邓小平的中国与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1］197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再认识毛泽东”在今天仍然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要课题，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总之，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的兴趣逐渐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迄今为止出版的1 600多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论著、10 000多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论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涉及人民民主专政问题。这是可喜的现象。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学者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二、西方学者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中的若干观点

（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施拉姆认为，尽管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了统一战线问题，但“没有讨论这种统一战线应当采取的形式”，不过，应当看到“毛泽东在同一时期其他各篇基础性的论文中提出，合作的载体应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84。他还明确指出，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将“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专政”，“一如既往地‘同心圆’的方式剖析了各个阶级的权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阶级享有领导权，农民组成最可靠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重性：既是人民，又是剥削者”［1］90－91。对此，费正清也有同感，并坚持认为1949年10月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人民共和国”，而“‘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现政权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境内消灭它的敌人”［2］345。这表明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时，对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描述和阐释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如迈斯纳等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产生的新政治秩序下，哪些社会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呢？这一点是完全不清楚的。例如，当那个国家的执政党在20多年间与实际的无产阶级毫无联系的时候，那个假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的具体社会意义是什么呢？在国家政权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从一种非常含糊不清的调子开始的。”［3］72迈斯纳提出的这个观点，在西方有一定影响。

（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4］1479。而莫里哀·迈斯纳在研究中却发现，由于“毛泽东在革命年代里对城市无产阶级缺乏兴趣”，加上“革命后的年代里，毛泽东主义中那些倾向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5］93，所以他便“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抛弃了城市无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仅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确切地说，就是指那些具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家的领导；无论这种思想觉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都无须同无产阶级建立任何有机的或组织上的联系”［5］56。戴维·麦克莱伦虽然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他抛出的观点依然与迈斯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坚持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没有充当领导角色”，“‘缺席’的无产阶级不能担负起对抗这些群体（较低阶层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体——笔者注）的领导权，因而党不得不扮演起‘代理人’的角色”，“当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点仍被保留下来，但更关注的焦点却是党和农民”［6］233。也就是说，“虽然党不断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术语，但却没有相应的阶级背景作支撑”，“党作为尚未‘到场’的无产阶级的替身，必然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要作出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强调”［6］243，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强调恰恰是粉饰新政权所必须的。基于上述的逻辑推演和所谓“史实”的考证，本杰明·I·史华慈得出结论：“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的真实环境说明了城市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关系”，“由于同城市无产阶级基础相分离而与农民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7］。上述分析和观点的提出，毫无疑问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力量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4］1478－1479对此，西方学者都不约而同表示了质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新岛淳良和今崛诚二认为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对立，不在于是否看到了工农联盟的作用，而在于毛泽东全然不考虑生产关系的性质，反对抑制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要求，陈独秀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目前只能是处于无所作为的待机时期。中岛岭雄在1980年出版的《现代中国论》一书中断言：不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同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有所区别，而且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理论同列宁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理论始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8］188－189。在分析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时，迈斯纳明确指出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反城市偏见”和“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5］58，言外之意，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体系中，工农联盟思想是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上述学者重视工农联盟思想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特别是理论界对陈独秀、列宁的有关研究，不加具体分析就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四）关于人民民民主专政的目标任务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其目标任务是什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此，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迈斯纳从“革命后发展模式”的角度，指出“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模式是，革命的乌托邦目标不久就变成空洞的仪式，使那些在革命时代出现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新形态合理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与‘革命后’社会历史的一般模式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毛泽东不仅于建国前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长远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而且提出了人民民民主专政的近期目标，即强化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机器，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着力进行经济建设，建立雄厚的经济。应该说，迈斯纳提出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在分析毛泽东为何提出以及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时，不仅认为“在革命获得胜利而且共产党人的权力获得很大保证的情况下，毛泽东当时并不需要掩盖他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最高理想”，而且认为“毛泽东那篇文章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他所宣布的那些常见的马克思的空想社会目标，不如说是在于他宣布的推迟那些目标的方式”，并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3］64－67。很显然，这个分析有些武断，是不符合毛泽东本意的。再如，施拉姆强调“毛泽东在1949年提议要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前提条件是“农民必须接受‘再教育’，农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必须改变”［1］89。应该说，施拉姆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只是这个正确的认识并不能阻碍他进一步思考：“假如现代化包括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像毛泽东在1949年创建的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真能实现现代化吗？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会不会最终损害或扭曲它的内容？这些便是1949年取得胜利时笼罩在毛泽东政治纲领上的显而易见的问题。”［1］90施拉姆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职能还存在认识误区，对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障力量实现现代化还缺乏信心。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奇怪的。

三、西方学者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一）西方学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国内学者

就国内学者而言，在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基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认知，都会以严肃的态度给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回应，其中还有部分学者把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有分量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如，在“百度”上输入中文“人民民主专政”关键词进行搜索，就会发现126万条相关信息；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中文“人民民主专政新发展”关键词进行搜索，就会有367篇论文呈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4年12月，国内出版类似“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研究”“毛泽东国家政权思想研究”“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研究”等专著达240多部。这些研究成果关乎毛泽东人民民主政治理论的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形成意义，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内容、特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贡献，苏联经验与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文本分析等方方面面，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探究之深，都是蔚为壮观的。

相比之下，西方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尽管不少，出版的著作也有增多趋势，但是真正围绕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像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麦克法夸尔等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学”研究者，也不过是在着力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毛泽东的崛起、毛泽东的思想以及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过程中顺便提到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而已。事实上，虽然他们在著作中围绕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性质、领导力量、基础力量、目标任务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但毕竟着墨不多，拓展不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这里主要指在翻译中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转化常常遇到形式语义和内容语义的障碍，以及语言翻译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转移的落差，使得西方学者很难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最新成果，导致一些著作只能以毛泽东的生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或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背景，采用资料罗列和事件叙述的方式来诠释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样一来，不仅意味着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专著在短时间内很难面世，而且意味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文化交流上的梗阻。这里主要指东西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学者对有关文章、资料不求甚解，甚至出现偏差，使得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形常常落后于国内形势发展。如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有22篇文章集中阐释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其中有15篇采用了比喻、拟人、典故、传说、历史故事等写作手法，对这些文章的理解，不仅需要具有中国历史的背景知识，更需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而这些要求往往是西方学者所达不到的。

（二）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欠科学性使其学术观点的价值大打折扣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没有达到“显学”程度，在许多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同西方学者缺乏科学的理论分析不无关系。布兰特利·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中认为，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使用了三种方法：（1）还原主义的研究方法。撰写《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的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 m on）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虽然承认毛泽东各个阶段的思想之间存在连续性，但他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2）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撰写《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的魏斐德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认为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与他的成熟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比二者之间的任何断裂或发展都更为重要。（3）非连续性的研究方法。撰写《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的施拉姆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认为毛泽东早期著作中提出的思想，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一直潜伏着，直到1965年以后才重新显现出来［9］。对于布兰特利·沃马克的上述概括，虽然有人表示异议，但笔者认为它反映了西方研究“毛泽东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总体状态，虽然不太全面，但也客观、真实，足以说明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时大都采用了这些方法，而采用这些方法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又往往会陷入唯心主义［8］32。因此，他们据此提出的一些观点就难以成立，甚至是荒谬的（当然，这和歪曲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区别的）。如采用“连续性”的研究方法，容易把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曲解为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翻版，看不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湮灭它应具有的价值；采用“非连续性”的研究方法，容易割裂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同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把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说成是“异端”，不是“深化”和“发展”，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这些情况在史华慈、沃马克、魏斐德、迈斯纳等著名的“毛泽东学”研究者身上都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三）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其学术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

种种现象表明，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行为，实际上“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服务现实政治的功能。在西方，围绕毛泽东而展开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弄清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中国的走向问题”［10］84，为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依据。正如国内学者尚庆飞所指出的：“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战略，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咨询，或寻求解决国内社会危机的新途径，是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共同落脚点。”［10］62因此，从费正清到迈斯纳，从史华慈到魏特夫，他们的学术观点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渗透着较强政治意味的学术研究的缺陷是明显的，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理性判断。如费正清就说过：“北京新政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也不像它自称那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2］344迈斯纳也说过：“‘人民民主专政’作为表述新的政治秩序特征的术语一直沿用到50年代末期。虽然这一术语是含糊的，其社会含义是不清楚的。”［3］70很显然，这类观点尽管有一些客观描述的成分，但其西方意识形态的色彩仍然是比较浓厚的。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为圭臬，抱着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偏见和歧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敌意，在研究中故意制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分歧，推导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甚至不惜向当权者献媚，致使研究的学术性不断被消解。如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就没有忘记向西方国家统治集团进言：“把中国并入世界大集体中来，最终可以预期消除毛主义者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毒性。也正如已证明的，对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有效的对策不是镇压，而是改革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对付毛主义者挑战的最有效政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遏制，而是积极地努力把中国拉到各国大家庭中来，帮助中国人民享有全世界资源中合理的一份。”［11］同样，K·S·卡罗尔也在书中提出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不久的将来的现实，人们都会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它，因此不能只是一味地对它指责或闭眼不看。应该是了解中国的时候了。”［12］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过程中，虽然秉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观点，但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罅漏。因此，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3］ 莫里哀·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莫里哀·迈斯纳（Maurice Meisner）．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6］ 戴维·麦克莱伦（Devid Mclelan）．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 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I．Sch wartz）．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崛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0－181．

［8］ 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9］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 mack）．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

［10］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1］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312－313．

［12］ K·S·卡罗尔（K．S．Karol）．毛泽东的中国［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16－418．

（责任编辑：喻世华）

AReview of Western Scholars′Review on Theory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by Mao Zedong

WANGGuangse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ies，Jiangsu Police Institute，Nanj ing Jiangsu 210031，China）

I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Thought，the theory of the people′s dem ocratic dictatorship is inevitably studied by Western scholars due to its im portance．Since the late 1940s′the fever for Mao Zedong′has appeared in the West．Anu m ber of research books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have published，w hich includes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s dem ocratic dictatorship．Although there are so me deficiencies in Western scholars′study of people′s dem ocratic dictatorship theory，so me of their views are still w orthy of attention．

western scholars；Mao Zedong；theory of people′s dem ocratic dictatorship；review

D0305文献标示码：A

1673－0453（2015）03－0077－0006

2015－07－30

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西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分析与评价”（14 MLD006）；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项目（PAPD）

王光森（1964—），男，江苏徐州人，江苏警官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