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靳以与《雷雨》渊源考辨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靳以在《雷雨》发表中起了什么作用，历来众说纷纭。他对《雷雨》态度究竟如何，则乏人探讨。结合靳以的文类选择、文学观念，包括对曹禺其他剧作的评论，可以探究他对《雷雨》的真实态度，即他对此作很可能并不欣赏且存在隔膜。这是一个切入研究其文学趣味，包括编辑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靳以；曹禺；巴金；《雷雨》；文学观念；编辑思想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靳以的名字，经常与另外两位名声更为显赫的作家巴金、曹禺联系在一起。三人不仅是终生的好友，而且文学渊源颇深，尤其令人瞩目的一件把其密切联结在一起的事情，就是曹禺成名作《雷雨》的发表。关于靳以与巴金在《雷雨》发表中所起的作用，历来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而靳以对《雷雨》的态度究竟怎样，往往被淹没在复杂的人事纠葛中乏人探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切入研究靳以的文学趣味，包括编辑思想的重要突破口，是不容忽视的。

一

《雷雨》发表于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稿子最早是由曹禺交给主编靳以的。曹禺与靳以都在天津出生、成长，从少年起就一直保持深厚的友谊，并曾结为换帖的兄弟。靳以在小说集《虫蚀》序中曾深情地写道：“关于我的写作呢，我有许多友人该提起来的，他们给我以不同的帮助。友人石，是我最该说起的一个人，他不只在这一面给我以无上的鼓励，还告诉着我在人生的途径中该如何来迈着步。”“这本书，我想，该献与我这些友人们，尤其是我十几年来的友人石”。石，就是曹禺。

关于《雷雨》发表的话题及引起的纷争，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萧乾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界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老的带小的……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1]由此确立了巴金在《雷雨》发表中的主导作用。

就在这一年，曹禺也曾谈及《雷雨》的发表经过：

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还有冰心和别人。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同意。……我记得《雷雨》的稿子是巴金亲自校对的。我知道靳以也做了极好的编辑工作。[2]

不过，曹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还有另一种说法：“我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二十三岁时才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3](P95)这个同学就是靳以，发表的人则是巴金。而曹禺的女儿万方，此后则这样表述曹禺对《雷雨》发表的回忆：

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3] (P95)

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在《曹禺传》中，也明确提出，是巴金及时发现了《雷雨》的价值与曹禺的才华。[4](P158)著名文学史家杨义在《〈文学季刊〉的宽容与〈水星〉的雅致》一文中，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季刊》最值得文学史大书一笔的，是由于巴金的慧眼推荐，一卷三期推出了曹禺的著名剧本《雷雨》，从而揭开了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新的一幕。”[5](P440)这样，巴金慧眼发现《雷雨》的说法基本确立。

这无形中反衬了靳以在《雷雨》发表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并一直引起靳以家人的强烈反驳，认为他当时没有发表《雷雨》是“碍于‘把兄弟’这份私情，不好意思推荐此作到刊物上发表”[3](P92)。韩石山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据其考证，靳以关于《雷雨》曾咨询过戏剧专家李健吾的意见，据李健吾回忆，靳以也说过曾被《雷雨》所感动的话。由此他认为，后人之所以抬高巴金在发现《雷雨》中的作用，而无形中贬低了靳以，“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原因是，靳以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去世了，而‘文革’后巴金却声誉日隆。”[6]

陈思和在《关于巴金发现〈雷雨〉》一文中则认为，是《文学季刊》的另一位主编、资历更深的郑振铎，曾经认为《雷雨》“写得乱”，“才使靳以不敢用，怕有为好朋友开后门的嫌疑，所以才请出巴金来为曹禺说话。”“靳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颇费苦心，但他的谨慎，厚道，又有点胆小等品质也都表现出来。”[7](P322)有人在最近的研究中也提出类似观点：靳以还是积极推荐《雷雨》发表的，只因当时《文学季刊》的实际决策者郑振铎不喜欢，靳以因畏惧他才把作品搁置起来，但最后还是向巴金强烈推荐，使《雷雨》终见天日。[8]

至于巴金本人，则在许多场合替靳以说话，认为靳以在发表《雷雨》过程中有很大贡献。但下面的话，客观上还是确立了他本人在发表《雷雨》中的作用：“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9](P434)

无论怎样，围绕《雷雨》发表的真相，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二

从现有材料看，关于《雷雨》的发表，可以反映出《文学季刊》编辑群体的内部矛盾，以及话语权的问题。关于靳以所起的作用，一种可能是他真的做不了主，而另一种可能则直接涉及他对《雷雨》的看法，依据现有材料可以就此做出下面一些推断：

首先，因郑振铎的权限大于靳以，确有可能影响了《雷雨》的发表，因为郑是文学前辈，靳以初接《文学季刊》的时候，就是怕声望不够，而主动向他求助合编此刊的。在此后的编辑工作中，巴金、靳以二人因文学趣味不同，与郑之间是颇有抵牾的，这也是《文学季刊》最终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10](P298-299)其次，巴金对于《雷雨》的发表可能更有决定权。巴金当时已经是颇具声望的新锐作家，友情深笃的靳以与巴金作为编辑搭档，常常是靳以做具体工作，巴金则更有决断的能力，“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心里不平衡。”[11](P4)再次，1930年代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清算》的文章，可对郑、巴二人在《文学季刊》的地位有所印证。该文对新文学自发端到1930年代中期的文坛，以非常尖刻的语言进行了总攻击，说郑振铎代表了一种“流氓主义”，又说《文学季刊》为巴金所把持。[12]其肆意谩骂、目空一切的文风不值一哂，不过其中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郑振铎的权威毋庸置疑，同时，“巴金对刊物的影响力不是一般编辑人可比的”[7](P322)，只有他才有能力，使为郑所不欣赏的《雷雨》最终发表。最后，虽然由于当事者都已做古，还原事实真相并不容易，不过抛开情感用事的因素，尽管曹禺、巴金的回忆可能有出入，但在《雷雨》发表背景的大方向上，包括对老朋友靳以为人处世的评价上，应基本视为可靠。

据最新的研究揭示，靳以并未认识到《雷雨》的真正价值，其主要依据之一即：曹禺在多次回忆中，都明确表示巴金是《雷雨》的真正发现者。[13]这样的结论，应是较为符合历史原貌的。试想，虽然许多人为靳以辩护，但曹禺为何要不顾几十年的深厚友谊，曾以那种看似很轻率的口气，来评价靳以对待《雷雨》的态度呢？曹禺所谓的“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很有可能是指靳以易于激动的情绪化特征，及生活中做事相对粗疏的弱点。唐对靳以也有“看人看事往往显得不细致，不深刻”[14](P253)的评价。而从靳以在《虫蚀》序中饱含深情的叙述可以看到，曹禺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人生道路中，都给了靳以相当多的鼓励和建议，甚至不乏精神导师的作用，这也足以证明曹禺是深知靳以为人的。因而，研究者不宜取为逝者讳的态度，为了缅怀靳以的功绩，对其在《雷雨》发表一事上所起的作用过分拔高。

不过，为什么靳以认识不到《雷雨》的真正价值？靳以到底怎么看《雷雨》？这是关涉到这桩文学史公案的核心要素，却一直没有引起重视。靳以对《雷雨》的直接看法尚未发现，但所幸的是，很少写文学评论的他，的确以极大热情对曹禺这位老朋友进行过关注，对其此后创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他都留下了评论文字，不妨以此溯源而上，推究并力争还原他对《雷雨》的真实态度。

三

1937年元旦，《大公报》“文艺”副刊曾对《日出》进行过集体评论，其中包括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诸多名家。靳以的评论名为《“更亲切一些”》，其中，这样的文字值得注意：

我该说我最爱方达生那个傻子。……他永远有着他自己的理想，他永远想拯救别人。他看不惯这个社会，这个又偷又抢的社会，他也不能与这个社会相和。所以别人要说他是刺儿头，……他记着从前，想着未来，可是厌恶着现在。他并不曾失败……他可是迎着阳光走出去。那面有耀眼的太阳还有高兀洪壮的合唱，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伟大的光明。

靳以正是参照自己作品的理想模式来解读《日出》的。他创作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人类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方达生这样的“傻子”，又何尝不是追求理想、充满反抗意识、不能融入社会，而且具有浓重自怜倾向的靳以本人的写照？这在曹禺本人那里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4](P177)从中也可以看出，曹禺在回忆《雷雨》发表经过时所说的靳以“就是那样一种人”，也并非有太多贬意，这正是出于对老友真正了解的肺腑之言。

由靳以所衷心赞颂的方达生，不由令人想起其中篇小说《秋花》中的方明生。《日出》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1日)，两个月后，《秋花》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达生、明生这样相近的名字也许不是巧合，作家间的相互影响是存在的，“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15](引言)曹禺完全可能将方达生本自靳以这一构想，告诉好友兼编者的靳以本人。也许正是受了这一人物的感染，靳以给自己笔下的人物取了“明生”这样的名字，并对其赋予了博爱者的象征色彩，自恋的意味相当浓厚。更值得注意的是，靳以对《日出》“更亲切一些”的结论，正是与《雷雨》相对比而做出的。这也是目前所仅见的他对《雷雨》的一点隐含认识。《日出》之所以比《雷雨》在靳以眼中要更亲切，一是完全本着自己的创作追求，即着眼于走出个人小天地的主题有感而发；二是《日出》在曹禺的代表作品中，明确对“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罪恶社会进行了批判，其现实斗争意义才真正符合靳以本人的文学观念。

如果对比当日《大公报》其他几位作家对《日出》的评论，更可以看到靳以的偏重所在。茅盾看出了《日出》的社会性问题，即“围绕于一个中心轴——就是金钱的势力”，“是半殖民地金融资本的缩影”；叶圣陶指出了“它的体裁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沈从文既指出该作从“剧本所孕育的观念看来，仍然是今年来一宗伟大的收获”，同时注意到，“作者似从《大饭店》电影得到一点启示，尤其是热闹场面的交替，具有大饭店风味。这一点，用在中国话剧上来试验，还可以说是新的。”李广田、荒煤分别从人物塑造和挖掘社会罪恶根源方面，指出了《日出》不及《雷雨》之处。应该说，这样一些看法，相对于靳以的评论而言，无论在作品的社会意义还是艺术分析方面，都具有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入的把握。

关于曹禺的另一名作《原野》，靳以在长篇小说《前夕》中，通过人物对话有过间接评论。在看这出戏时，静玲说：“我不耐烦这些个人的恩仇，现在是一个国家要和一个国家拼的时候。”静茵回答：“不要那么说，每个作者自有他一番苦心，该说的他不能说，他们的苦痛比我们的更深刻更尖锐。”静玲这样解释：“也许我的心太不消停。”作为新生代进步代表的静玲，显然扮演了作家代言人的角色，其话语意味也是明显的：国难当头，个人的恩仇要完全让位于民族的大业。而静茵的话则有些意味深长，似乎靳以是在尽量去理解老友的创作心态。

再来看靳以关于《北京人》的评论(《〈北京人〉》，原载1942年3月25日《现代文艺》 第4卷第6期)，在评价思懿这一人物时，他认为：

如果想到人生到了不过是那么一个大解脱的话，那个思懿也不必活得那么能干厉害了。她为什么要笑里藏刀，看财如命，自私自利呢？……难道她不能想得开些，宇宙原是大家的，为什么只知道尽量从世界攫取，而不能供献点什么呢？人生的天地原来是广大的，她自己却把它弄得那么狭小……

这里，明显能看到靳以惯常写作模式的推演：一是专注于人性批判时所采用的道德自省模式，二是探求如何突破个人狭小天地的人生出路模式。对愫方的评价同样如此：

可是她为什么苦苦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消耗在无望的情受上？……是的，活着是受苦的，可是情感的苦痛是不值得的。别人要我们做勇敢的傻子，不能做情感的傻子，情感的磨练正是一个洪炉，他日斩荆披棘还要用那洪炉里炼出来的精钢，谁也不能终生躺在那炽热的洪炉里，把青春和活力都平白地消融殆尽。

对于这一人物尚有类似的期许：“(她的心)为什么不放在大一点的事情上去？”“她实在应该是走出去了”。这样的解读，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完全是靳以为解劝自己从个人情感天地走出、为大众事业而奋斗的恒久创作母题做注解。对于愫方的寄托，岂非可以完全移用于《前夕》的主人公静宜？“情感的傻子”，也同样是其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语汇。此文这样结尾：“难道世界真的是这般凄凉吗？不，不，我这样喊，你们也要同样地喊，大家都坚信一个新的时代毕竟要到来的。”这也是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将《北京人》纳入自己作品惯常采用的祈愿模式中了。其中对每一人物面面俱到的分析方法，也正是靳以代表作《前夕》的构思方式。正因太看重人物在时代中的定位，靳以极大忽视了对《北京人》人物命运和艺术蕴涵的进一步关注。

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写有“献给石，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的字样，并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在自己主编的刊物《现代文艺》上，以这样醒目的方式传递个人情感，足见靳以与曹禺友情之深。值得反思的是，单就文学本身而论，靳以果真与这位戏剧大师产生过真正的共鸣吗？从《雷雨》开始，曹禺就显示了作为杰出作家的超越时代之处，他“不满足于使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落入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那种简单化模式里”[16](P300)，而这种“简单化模式”，恰恰是靳以无法走出的窠臼，在他的总体创作中所欠缺的，正是对人性命运的深入探讨。

从以上靳以对曹禺作品的评价，可以充分看到，他主要着眼于主题，尤其是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更是念兹在兹的关注核心，而基本无涉文学本体因素。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在建国后为自己的文集《过去的脚印》写序时，靳以明确提出，“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不应视为时代背景下的单纯表态，对于靳以本人，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正如一体两面，是无法分割的。他在散文《孙寒冰先生》中，曾这样回忆：大学读书期间，在少数服膺的教授中，孙寒冰先生“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要我们读那些空洞的只是卖弄文学技巧的作品。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后来，靳以对孙的认识有所转变，恰恰是因为孙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在靳以心目中，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极为强调真实。这种真实观，结合其自身的创作来看，就是特别关注作品的题材，即一方面强调自身情绪的真实流露，另一方面则要真切地揭露黑暗的现实，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算充分发挥了作用。

现在，可以推究靳以对《雷雨》的真实态度了。检视他对《日出》比《雷雨》“更亲切一些”的评价，潜在的含意极可能是他与《雷雨》之间存在深层隔膜。所以，靳以对《雷雨》不感兴趣甚至有所抵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认为，靳以难以体会曹禺创作的精义与内涵，也难以真正地接近这位老朋友的作品。而曹禺所谓“他就是那样一种人”，或许也包含着对靳以文学鉴赏力的评价吧。

四

至此，有必要扼要梳理一下靳以的文学旅程，深入透视其文学理念，以此进一步考察他与《雷雨》的渊源。

上述对于内容与技巧近乎绝对的区别，与靳以长期遵奉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相吻合，同样联结着他很早便确立的独特的文类观。靳以在1920年代末是以诗歌走向文坛的，但很快就彻底转向小说创作。在建国后的一篇简短自传《从个人到众人》中，他回顾了这段历程：“那不合理的社会正大张着它的嘴，使我不得不闭上我那吟哦的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而对着丑恶的现实，抛开诗人的头衔，做一个小说工作者。”靳以此后不但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人格卑劣的诗人形象，甚至惧怕“诗人”这一称号。

靳以的文类选择过于褊狭与绝对化，是强烈的文学工具论的体现。靳以早期小说创作，因充满异域情调及多姿的表现手法而为文坛所瞩目，但他最终未臻顶级作家行列，与其偏执的文学观念不无关联——在追随时代主潮的“从个人到众人”的创作旅途中，过于强调主题先行，并热衷于宣传说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放逐了文学创作所需的诗意。

有论者把靳以归入京派作家行列[17](P110)，并认为与早期创作相比，靳以“到北平编辑《文学季刊》和《水星》之后，感伤的情绪在京派风气中得到醇化”[17](P112)，变得“安详无为，疏离时代潮流”[17](P176)。事实恰恰相反，靳以与京派文人的疏离是非常明显的。在编辑《文学季刊》的时候，他对北平文坛的现状相当不满：“住在北方的文人，如北方这个地方一样，就是那么死沉沉的，没有什么显然的动静。”(1935年3月5日致英子函)对京派文人的精神领袖周作人，也表达了这样的态度：“知堂先生虽相熟，但平时不大见面，我也不愿去看他。”(1935年9月27日致英子函)初涉文坛即承担起《文学季刊》这种大刊物的主要编务，靳以却少见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反而常有一种疲倦和失落之感，其话语中隐含着对相对追求艺术独立性的京派文人的批评，也暗示了所编刊物与自身文学旨趣的反差。《文学季刊》终刊后，靳以与巴金到上海相继主编了《文季月刊》和《文丛》，相对自由独立的环境，可以使其以更接近本人的文学理念来办刊，刊物的左倾色彩愈见明显。抗战爆发后，在迁居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的靳以，在与进步青年学生相互影响的同时，通过《国民公报》“文群”副刊以及学校内部的文学阵地，曾扶植过包括多名“七月派”诗人在内的革命色彩鲜明的新锐作家。

总之，靳以虽然不属左翼阵营，作为作家、编辑、教授，其文学活动几乎都是在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中度过的，尤其是执著的“从个人到众人”的民粹主义诉求，与左翼文学的大众化方向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他所追求的文学方向，包括以这种方向为主导的编辑活动，亦是左翼文学的有力侧应。终其一生，靳以可谓左翼作家的忠实盟友。在这条道路上，他比老朋友曹禺、巴金走得更远，更坚定。

靳以所选择的文学方向，体现了现代文学主潮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所折射出的相对单一的文学观念，即新时代背景下的载道倾向。从文学创作到编辑思想，靳以始终秉持一种相当激进的文学功利观。这种观念，延续了现代文学以主流贬抑支流的批判传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现实人生丰富多彩的一面。从对曹禺作品相对褊狭的解读，庶几可以看出靳以的误区所在。对于全面研究他的编辑思想，将此纳入视野，是十分必要的。进而言之，作为声誉卓著的文学编辑家，应是一位很有会心的读者，在靳以身上所呈现出的这种悖论，也是值得深思的文学史现象。

[1]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J].新文学史料，1979，(2).

[2]曹禺.简谈《雷雨》[J].收获，1979，(2).

[3]章洁思.曲终人未散——靳以[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4]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杨义，主笔.中国新文学图志(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韩石山.这是巴金发现的吗[J].文学自由谈，1999，(3).

[7]陈思和.谈虎谈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曹树钧.三次推荐《雷雨》 靳以功不可没[J].戏剧之家，2010，(1).

[9]巴金.巴金书信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0]周立民.编后记：关于《文学季刊》[C]∥周立民,编.文学季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1]陈思和.关于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旧期刊文选序[C]∥王晓东,编.文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2]张露薇.现代中国文学的总清算[J]. 文学导报，1936，1(1).

[13]刘艳.《雷雨》公案与作家人品[J].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0，5(1).

[14]唐.写于悲痛中——悼靳以[C]∥艾以，等编.百年靳以纪念集.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2009.

[15][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6]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7]杨义.京派海派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黄儒敏]

Analysis on Jin Yi and the Origin ofThunderstorm

SHI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China)

Jin Yi’s role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understorm”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His exact attitude on “Thunderstorm” also lacks of discussion. Combined with Jin Yi’s genre choice, literary view, and his comments on Cao Yu's other plays, we can explore his true attitude towards “Thunderstorm”, that is he is likely to be ignorant of this work. This analysis is or great importance in studying Jin Yi’s literary taste and editorial ideology.

Jin Yi; Cao Yu; Ba Jin;Thunderstorm; literary view; editorial ideology

2014-10-25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靳以创作研究”(2013Z077)

石健(1970-)，男，吉林白城人，博士，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007-9882(2015)01-00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