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斐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成功传播。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途径方法、各界仁人志士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如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教育丝毫不能松懈，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承担着这个历史重任。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完成，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本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学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功经验，通过对接受环境、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媒介四个方面的深刻分析，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锦上添花。

一、接受环境的客观促进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赖以存在的，对接受活动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它是接受的外部条件，也是接受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接受环境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宏观环境，即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国际环境。

1．经济环境是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前期，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高额赔款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压迫，使得农村经济颓废之势愈演愈烈，再加上严重灾荒，“亿万农民的赤贫化，不能不引起农业生产的衰退”［2]。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时期的商办民用企业仍然占据主要地位，逐步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封建土地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私田数量大大增加，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土地的主人，但事实却是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农产品、手工业品商业化比率增长;农垦公司数量、规模扩大。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不同程度地发展，资本有所增加，囿于压迫和发展的滞后，民族工业仍然没有办法取得长足的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做好了一定的经济环境准备。

2．政治环境是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略和破坏，西方列强开启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清政府的腐败懦弱，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我国封建制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表现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维护封建制度、盲目排外的思想百害而无一利。“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却同样没有触动到封建制度的根基。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实行专制统治，随后张勋企图复辟帝制，造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可见，资本主义道路也不适合中国。各阶级各种道路的尝试和挫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奠定了政治环境基础。

3．思想文化环境是先决条件

明末清初，我国已经开始“西学东渐”，但“西学东渐”真正作为文化现象被重视和普遍化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改革。洋务运动使国人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与距离，不能再妄自尊大，要更多向西方学习。戊戌变法提倡资产阶级文化，改革教育、兴办学校等，预示着一场文化碰撞的到来。这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已由开始的小规模引进和浅层次研究转为大规模介绍和深层次探析，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求。我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来自日、俄、法的留学生的介绍和宣传。辛亥革命时期，各种思潮涌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国外留学生等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混为一谈，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促使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良药。人们思想从向西方学习，到开始重新思考思想文化的真理性。新文化运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思想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元培等，他们译著、解释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更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五四运动期间，“‘主义文化’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语境”［3]各种思潮的泛滥，既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提出严峻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绝佳契机。思想文化环境的产生和渲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接受的先决条件。

4．社会心理是隐性驱动力

社会心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阶级心理、民族心理、小群体心理等……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特点和心理层面对接受主体施加影响，这一影响的作用方式是感染和模仿。”［4]95社会心理通过不同的群体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无论先进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尽管他们立场不同，但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各个群体整体上的心理状态会影响个体成员，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也相互影响着。社会心理功能通常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的效果也是高低不等的，存在很大的随机性。社会心理的充分利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隐性驱动力。

5．国际环境是强力催化剂

一战以后，人们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看到了战争的可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追求和平与民主之风霎时涌起。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诞生，为全世界的独立解放运动开辟了新天地。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代表对中共建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与支持，尽管出现过误判，但并不能抹灭其对中国的帮助。国际环境趋于自由和平和独立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注入了强力的催化剂。

二、接受主体的主观需要

上文已经提到，农民阶级的滞后性和封建性不是领导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正确选择;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无法带领中国走出困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中国无产阶级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正如马克思描述现代工人时所说:“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6]因此工人阶级具备着革命的彻底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为中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平台;十月革命的胜利，坚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工人阶级迫切地开始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愿望。工人阶级渴望科学理论的指导，于是他们在良莠混杂的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源自工人阶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在外部信息和自身内部信息的综合作用下形成发展的，然后才会以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7]接受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接受活动的有效与否取决于接受主体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如此。一方面，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军阀割据，我国再次出现了混沌不堪的局面，在经历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革命道路后，国人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切实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外部信息对人的需要的催动。另一方面，从人自身的内部信息来说，思想控制着人们行为的始终，尽管思想和行为并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都在不断地开拓国人的眼界，拓展人们的思维视角，开放民众的思想理念。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众多的思想文化中，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的需要的内部信息。

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心理过程表现为一种链式的连续反应过程，它包括三个反应环节:前接受活动环节、现接受活动环节、后接受活动环节。”［8]前接受活动环节即思想接受的准备状态，即国人的需要的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现接受活动环节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经典作家、原著的深刻理解的过程，接受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后接受活动环节至关重要，是检验接受者能否真正接受思想信息的过程，也是对已接受的思想的内化与外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不仅表现在认知层面，更要内化为思想观念，再外化为实际行为。

三、接受客体的适时调整

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客体指:“外部世界中那些客观存在并被设定为同接受主体相关联而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接收系统结构、同接受主体一起发生了接受上的功能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包括事物、事件和现象。”［4]63其中包括原初思想信息、思想传导者以及经传导者“主观诠释”后的思想信息等。传导者必须仔细考量接受主体的需要与接受情境的语境需求，与时俱进地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表述语言、表达方法和表现艺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国内外语境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势必要经历一个“改造”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日、俄、法三国的留学生，而日、俄、法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各自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诠释”，这种诠释下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一知半解、断章取义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弊端。我国曾“以俄为师”，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世纪50年代中期，斯大林去世后，我国重新思考对苏联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转变为“以苏为鉴”。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结合。”［9]从西学东渐，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无政府主义者，最后到无产阶级，他们都立足于本阶级的需求来解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以期达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视野融合”。不可否认，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系统化、科学化。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契合的地方，但毕竟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语境的巧妙转换和选择成为两者相融合的枢纽。最早较为详细地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生平的是梁启超;革命派的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寻求马克思主义为三民主义扎实理论根基;刘师培、江亢虎、区声白等，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主动传播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区别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了解和纠正了剩余价值学说的表述方式，如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取代了李大钊以前所说的‘余工余值’”［10]，更有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针对马克思主义不同领域进行了专项探讨。五四运动后，“主义文化”盛行，由此产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积极参与到捍卫和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之中，再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接受的进程。

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语境不适的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者要通过还原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独特语境，并把马克思主义文本用符合中国民族特色的语言真实地表达出来，这样，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视界就进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者的视界，并在理解者的视阈中被解读和阐释;同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者的视界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界，通过向马克思主义文本主动地提问而不断扩大、深化和丰富自己，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视界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者两个视界的融合。”［11]

四、接受媒介的层出不穷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媒介是接受信息的搬运者和载体，也是把接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连接起来的纽带。”［4]77接受媒介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串联为一个整体，架起了接受主体与接受客体沟通的桥梁，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优劣。接受媒介形式不一，结构复杂，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组织等，本文根据影响力大小，以论述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组织两种接受媒介为主。

“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向社会大众提供信息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20世纪初期，看似单薄的大众传媒，却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广泛地播撒在迷茫初醒的中国大地上，最为醒目的是由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新青年》。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上解释、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还设立专刊专号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进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期，还出现了《劳动界》、《每周评论》、《觉悟》、《晨报》、《国民》、《湘江评论》等期刊杂志，在此之前，《民报》、《新世界》、《新民丛报》、《新世界学报》等期刊登载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它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19年7月，张西曼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在北大秘密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3];李大钊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五四前后成立的新民学会、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积极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探索社会的改造、开展爱国运动的过程中，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讨论，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3]。这些组织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确传播，还有利于加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译著、散发传单、开办讲座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霎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铺天盖地，各种宣传方式满足了绝大多数受众的各种接受需求，切实地让人民大众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接受环境、接受主体、接受媒介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接受客体)息息相关，其成功经验值得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有效性的实现同样要借助于接受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接受客体根据时代要求转换，接受环境条件合理利用，接受媒介全面掌握，以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实际。

［1]李颖．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64．

［2]李侃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M]．北京:中华书局，2011:308．

［3]王磊．论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D]．南京师范大学，2012．

［4]王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7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

［7]张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6．

［8]杨芷英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2．

［9]韩荣璋．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4):1－5．

［10]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7．

［11]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72－273．

［12]陈妍．论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影响力及其对策［D]．华东师范大学，2009．

［13]尹德树．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