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庆,王新明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论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及其治国智慧

王晓庆,王新明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毛泽东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开辟了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从早期的《实践论》《矛盾论》到建国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无一不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深刻领悟，以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哲学智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治国理念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当时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不断从革命实践中理解和领悟马列主义思想，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一步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他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矛盾、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毛泽东思想对于现在正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从反“左”与反右斗争中提出知行统一的认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于1937年分别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这两个方面，运用到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国内外的形势中来，具有说服力地批判了当时党内由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所延伸出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坚持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翼空谈主义。这两篇文章反映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他从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入手，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灵活地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用于反对当时党内的错误思想。

知与行的关系就是指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为了端正人们的思想态度，明确知与行的作用规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丰富的实例说明，人的认识与实践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统一于人的整个认识过程中，它们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他坚决反对“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实在性”[1]290的“唯理论”者，认为这一派的错误就在于颠倒了事实，因为“认识开始于经验”[1]290，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闭目塞听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由此可见，经验是理性的水之源、木之本。但仅有对经验的感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感性认识还有待于深化，经过思考将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否则感性认识是无法反映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297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指导行动，那些只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是没有远大前途的。

但是当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的完成。毛泽东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293一些教条主义者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理论必须紧密地与实践结合起来，理性认识应当放在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反复的修正与实践，一个具体的认识活动才能算是完成。不过人类的整个认识活动是没有终结的，对于整个世界和宇宙的认知也是无止境的。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实践的作用，反对主观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强调：“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284在他看来如何理解认识与实践即知与行的关系，关系到我们认识整个世界的方法，正确的认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工作与生活的关键。

二、对社会主义国家矛盾问题的重要论断

在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为了解释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原因及其规律，毛泽东又用较长的篇幅写下了《矛盾论》一文。认为矛盾分析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法则，是我们分析社会现实的根本方法。他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308并且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社会主义观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之上的，特别是他将矛盾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条线索在其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中体现的极为明显。要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就要从矛盾的观点入手，去发掘他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髓与根本方法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型政党，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但是执政经验不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转变成了我国唯一的执政党。面对角色之间的转换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怎样建设和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课题与挑战。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此时，恰逢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一步显现，国内的罢工和游行活动也日益增多，许多党员和干部习惯性地将这些和政府作对的行为视为一种敌我矛盾，由此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如何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巩固，社会是否安定。为此，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讲话。列宁曾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308的重要论断。此时，党内和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矛盾，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可以找到矛盾，毛泽东批评了这两种看法，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因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305

三、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科学分类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是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并且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就是建立在矛盾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科学地判断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一类矛盾是对抗性的；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类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矛盾。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既存在对抗性的一面，还存在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主要指的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和工人阶级之间任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一面，但也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泽东提出，处理这两类矛盾时，应该划清两种界限。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用不同的手段来解决。解决敌我矛盾的关键是分清敌我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了”[3]623为此，“毛泽东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切入点。”[4]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所存在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现状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对这两类矛盾的具体分析中，毛泽东详尽剖析了这些矛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其中，敌我矛盾主要是指人民群众与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之间政治上的敌对。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包括：各阶级内部的矛盾、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214这些矛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

四、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解决办法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任务，而且进一步指明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三强调：“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5]211-212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就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未完全结束。在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初期，由于制度的不成熟，加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未能完全展现，部分人民群众对待新生事物也难以习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阶级之间包括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人民群众内部解决此类矛盾就应当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明辨是非，进行说服教育。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说服教育后再达到新的团结。

在这样的原则下，毛泽东又谈到了知识分子和部分群众的思想问题，在知识界流行的各类思潮中，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对于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我们不应该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一种主义，某一个学派，而压抑其它的思想。因为这样做会有害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不同见解，我们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但不要轻率下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他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5]231在文化艺术界，我们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不但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反而会加强这种地位。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后来，毛泽东总结了六条政治准则，用于判断我们言论行动是非的标准。按照这一思路，毛泽东进一步对处理党内矛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在《矛盾论》里说过：“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306我们处理党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这一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5]40

除了政治与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之外，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国家的经济问题，因为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50年代初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遏制政策，中国只得照搬苏联模式，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我国的国情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但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6]329这时的中国经济状态十分落后，后来苏联模式的优势在我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苏联给予的援助和支持下，我国的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好转。但好景不长，不久苏联国内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全盘的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此时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毛泽东敏锐察觉到了苏联社会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合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集中讨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于4月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但是,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照抄, 机械搬运。”[5]41鉴于苏联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而导致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报告指出，在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适当进行调整，统筹兼顾，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利用好沿海工业基地，尽量降低军政开支，大力发展经济。《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重点，“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44

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是: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以，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在随后的发展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五、结语

从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来看，毛泽东作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注重将马列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矛盾的判断，以及如何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认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完善的保证。事实证明，只要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的方式解决此类矛盾，就能极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反之则会对建设形成阻碍。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时刻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准确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采用正确的解决办法，汲取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智慧，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 雷国珍. 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共党史研究,2007,(4).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如松]

2014-12-19

王晓庆 (1989-)，女，天津蓟县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王新明(1990-),男，甘肃酒泉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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