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贝贝，安 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孔颖达身历隋、唐两朝，是著名的经学鸿儒。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过人的才能，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1](P816)后来“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时广集天下儒士于东都洛阳论难，孔颖达虽然年龄最小，却“舌战群儒”，以突出的表现补太学助教，正式跻身于国家的教育机构。由隋入唐后，他又被秦王李世民引入文学馆，位列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唐初，为适应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要求，孔颖达受命主持编撰《五经正义》，考订前误，统一注疏，广采并包，融合南北，使前贤之说不至于泯灭，后代学者又有所钻仰，对统一经学，垂范后世有着重要的意义。《五经正义》编成后，“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2](P139)

在《五经正义》中，孔颖达亲自撰写了五篇序言，传达着自己的文学思想，既有对唐代以前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又有顺应时代变化和理论自身调整需要产生的新变。下面笔者将从《五经正义》的五篇序言入手挖掘孔颖达的文学思想的内涵。

一、孔颖达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

孔颖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他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认为文学应当为政治教化服务;提倡文质彬彬，文质并重，以此来纠正六朝以来浮华的文风。

(一)继承儒家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儒家一向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孔颖达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为政治教统服务。在五篇序言中，孔颖达都提到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

《易正义序》曰:“夫《易》者，若用之以顺，則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倾而五行乱。”［3](P6)孔颖达明确地说明了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天地有序、万物和顺;反之，則会六位倾倒、五行混乱。《易》与天地万物、六位五行休戚相关。

《尚书正义序》曰:“夫《书》者，得之，則百度惟贞;失之，則千里斯谬。”［3](P110)孔颖达认为君主恰当地运用《尚书》，就会百事顺畅，反之，就会谬以千里，有关政治得失。

《毛诗正义序》曰:“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3](P261)这段话具体地阐述了诗歌的政教功能。诗歌能“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塞违从正”，正是由于诗歌具有这些“其利大矣”的功能所以才说“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

《礼记正义序》曰:“顺之则宗礻石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3](P1222)在这段话中，孔颖达认为周公著《曲礼》、《周礼》，有利于宗庙稳固，社稷安宁，君臣有序，国家强盛，将《礼记》作为维系国家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纽带。

《春秋正义序》曰:“(《春秋》)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則，历百王而不朽者也。”［3](P1698)孔颖达认为《春秋》的特点在于一字寓褒贬，可使人不怒而威，不劝赏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有很明显的政治教化作用，所以受到历代君王的重视，历百王而永存。

(二)文质彬彬

孔颖达提出文学要做到“文”与“质”的完美结合，不能有失偏颇。因此，他反对六朝浮华虚诞的文学，要求文学要质朴，却不反对追求辞采华美。

南方文学重视音韵和谐，辞藻华美，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极大;北方文学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正好与南方文学异质互补。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明确地提出合南北文学之异的主张:“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4](P1730)

《尚书正义序》中孔颖达认为刘焯、刘炫注《尚书》最为详雅，但是仍有不足之处:“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式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狼于平流，震惊风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3](P110)刘绰注穿凿附会，一味追求新异，失其本真，又太过烦杂，刘炫对其稍作改正，却又文辞过华。

孔颖达认为做注疏必须要“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3](P110)而刘焯、刘炫二人为了超越先人，一味地求新求异，该详细注解的地方反而简略带过，该简略的地方却耗费诸多笔墨。孔颖达通过批判刘焯、刘炫的注来强调过于偏重言辞，因辞害志或言辞过华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孔颖达并不反对辞采之美，他也崇尚南方文学的“文”。据《新唐书》记载:“帝幸太学观释奠，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褒美。”［5](P5644)虽然《释奠颂》现今已经亡佚，我们无缘得见其貌，但是从唐太宗的褒奖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篇《释奠颂》的文学色彩。《册府元龟》卷六〇一记手诏曰:“省所上颂殊为佳作，循题发函，情辞烂其盈目;启封申纸，逸气飘以凌云。骊龙九重，不足方斯绮丽;威凤五彩，无以比其鲜华。扬雄扌炎天，高踪何远;黄香日下，茂轨犹存。寻读周环，弥觉欣玩。卿夙挺王圭璋，早标今誉。网罗百氏，包括六经。思涌珠泉，情抽蕙圃。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乎?兹日庶令引四科于缣帙，阐百遍于青襟，翰苑词林，卿其首之也。”［6](P44)唐太宗对孔颖达的《释奠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他比作扬雄、孔子、伏生。孔颖达的《释奠颂》色彩华美，辞藻艳丽，声韵和谐，很难说他不是受到了南方文学追求辞采之美的文风的影响。

二、孔颖达文学思想的新变

孔颖达作为一代鸿儒，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又顺应时代变化的潮流，调整自身的理论。他建立了“抒愤说”;贯通“情”与“志”;以北方礼学为主，整合南北礼学。

(一)抒愤说

古代的圣贤在遭遇挫折，心中有所郁结时，会选择发愤著书，以此来宣泄感情。孔颖达继承了屈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建立了“抒愤说”的理论系统。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指出:“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3](P261)“无为而自发”是说诗歌是作者的情感集聚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抒发出来的;“有益于生灵”这里的“生灵”自然也包括作者，因为当诗人内心的愤懑之情达到极致，只有诉诸笔端，形成文字，压抑之情才能得到排解，才能使诗人获得精神上的舒畅和心灵上的轻松。情感得以宣泄，内心的郁结舒通，所以对作者来说是有益的。这就是所谓的“畅怀抒愤”，实质上是在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对诗人具有巨大的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功能。孔颖达抛开政治伦理因素，单纯地从诗歌功能方面来探讨诗歌创作与诗人的关系，无疑是一种进步。

“抒愤说”，是孔颖达对屈原、司马迁“发愤”精神的一种继承，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一种突破，是对儒家诗歌功能论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古代诗歌功能论。

(二)贯通情志说

唐以前，学界对情志的认识经历了“志无关情”、“志与情涉”和“情与志分”三个阶段。［7](P47)唐朝时期，孔颖达将“情”与“志”贯通起来，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观。

《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8](P82－84)在这里“志”是关乎政教的，是一种伦理教化的工具。《诗大序》首次将“志”与“情”并提，“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P269－270)《诗大序》在继承《尚书·尧典》观点的基础上，认识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六朝时期，陆机在《文赋》中首次提出了“诗缘情以绮靡”，［9](P99)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淡化了政教色彩，追求个人性情的抒发。唐朝时期，孔颖达辩证地吸收了前三个阶段的理论成果，将“诗言志”与“诗缘情”贯通起来。

《毛诗正义序》曰:“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3](P261)《礼记正义序》也曾提到:“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3](P1222)对比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孔颖达把“情”与“志”等同起来，物动而情生，喜怒哀乐之志也会随之生发，“情”就是“志”，“志”就是“情”。但是孔颖达的情志，绝非先秦两汉的“志”，也不是六朝的“情”，而是两者兼有。孔颖达把“情”与“志”两者贯通起来，通过向“言志说”的回归，以矫正六朝浮华的文风;通过对“缘情说”的肯定，扩大了“言志说”的内涵。

(三)以北学为本位立场，综合南北礼学

唐朝建国之初，主要因袭隋朝的礼制，隋朝的礼学体系主要以南朝礼学为主，并综合南北礼学。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对唐初的礼制进行改革。他选取《礼记》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既符合南北礼学皆尊郑玄的情形，又延续了北方礼学重视《礼记》的传统。

《北齐书·儒林传序》称:“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其后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10](P583)由此可见，北齐以来，北方学者重视《小戴礼》超过了《周礼》和《仪礼》。但是，在《经典释文序》中，陆德明认为《礼记》只是《周礼》、《仪礼》的补充性著作，《礼记》的重要性不能与《周礼》、《礼仪》相比。《经典释文序录》称:“《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胜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依类相从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11](P5)与重视《周礼》、《仪礼》的南方学者相比，孔颖达更重视《礼记》，选取《礼记》并为之作《正义》，正体现了北朝礼学的典型风貌。

在此基础上，孔颖达又整合了南北礼学。他在《礼记正义序》说道:“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然以熊氏比皇氏，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3](P1222－1223)孔颖达以皇侃注疏为本，以熊安生注疏为辅，这也体现了他对南方礼学的尊崇。至此，一个以北方礼学为其本位立场，综合南北礼学的礼制体系就形成了。

结语

总括言之，孔颖达并没有拘泥于前人的学说，而是在此基础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显示出了其极高的文学造诣和创造力。孔颖达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将国家兴衰存亡的命运与文学直接联系起来，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要关注现实，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他虽然对六朝绮靡的文风持批判的态度，却不反对追求辞采之美，主张文学要做到“文质彬彬”。同时他又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意识到诗人通过诗歌创作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审美上享受，建立了“抒愤说”，进一步完善了诗歌功能论;他贯通“情”与“志”，认为“情”就是“志”，“志”就是“情”，以此来矫正汉魏六朝诗学的悲情思潮;他还以北方礼学为其本位立场，整合南北礼学，建立了一个新的礼学体系。孔颖达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有唐一代的文风，积极地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进步。

［注 释]

①《全唐文》收录孔颖达的文章共七篇，有《对＜论语＞问》、《明堂议》、《易正义序》、《尚书正义序》、《毛诗正义序》、《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正义序》。前两篇属于政论性散文，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后五篇是孔颖为《五经正义》所作的序言。除此之外，孔颖达的著作还有《旧唐书》提到过的《释奠颂》，唐太宗对此文评价颇高，可惜已亡佚。另外，孔颖达还参与了《隋史》、《五礼》的修订的工作，《五礼》也就是后来的《贞观礼》经过多次修改已经散佚。他还独自撰修了《孝经义疏》，现今也已亡佚。由此可知，现存的著作中，《五经正义》的五篇序言是研究孔颖达的文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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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安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9．

［7]韩宏韬．孔颖达诗学的价值取向—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讨［J]．文史哲，2013，(2)．

［8](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0](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1]黄焯．经典释文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