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亚男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马克思的“幽灵”与“社会学想象力”
——论社会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后现代际遇

孟亚男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3）

运用德里达的 “马克思的幽灵”和C·赖特·米尔斯的 “社会学想象力”概念，发掘了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两条主线，全面梳理了社会分层及社会冲突论、批判主义、性别分层的三大传统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以及当代社会学三位杰出理论家布尔迪厄、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马克思的 “幽灵”所引发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后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的幽灵；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巨擘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将马克思的思想比喻为 “存在于一般的当下生命之外的”，“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的一种存在形态［1］（P4）。也即，如马克思本人谈论“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样，马克思本人的精神遗产已经成为一种（或者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是不只一个）幽灵，在历史现实和知识传统两个维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到马克思对社会学的洞察和影响，笔者认为正如赖特·C·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与斯宾塞、孔德、涂尔干等人一样，“马克思具备的优秀的学者品质”，究其根本是一种 “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al imagination），即“一种心智品质”，可以使我们“看清世事”，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通过将自己置于个人所处的时代之中，获得对个人际遇乃至社会、历史的体验和概括。［2］（P3）正是马克思的这样一种心智品质，体现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经过两条明显的主线，最终促成了三大传统，并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承继，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一、两条主线

无论马克思的思想曾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引发了多么波澜壮阔的变革，在社会学层面，或者说在更普遍的知识层面，相对于同时代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上流人士，批判现实和代表穷人利益的马克思思想都会显得 “格格不入”，在其创始初期，甚至带有“地下”的色彩。在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和迈克尔·马科夫斯基（Michael Makowsky）合著的《发现社会学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一书中，就将马克思的思想界定为“地下社会学”。该书还以一种“略带惋惜”的旁观者语调评价了马克思对社会学的贡献，认为马克思开启了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冲突的分析，并将其置于社会运作理论的核心地位，同时认为尽管现在看来至少他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命运的预测现是不成功的，但就“所有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都必须反驳马克思的理论”而言，马克思的遗产已经成为理解、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逾越的思想装备。［3］（P47）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学的贡献，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即“阶级分析”。他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分层方式和阶级利益冲突的社会动力学说直接开启了以后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分层理论以及冲突理论的先河，甚至激发和影响了女性主义的灵感。另一条线索则更多体现一种人本主义批判，指的是马克思基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参照对资本主义 “异化”现象的分析和揭露。这一线索也直接导致自马克思之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批判或多或少都能找到马克思的印记。

在这两条主线背后，马克思以一种植根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内在价值为准则重新审视了社会学的几个核心命题：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怎样的（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其背后的原因及其机制何在？如何实现改善被压迫人群的生存处境，进而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平等和公正？如何摆脱人的异化命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正是这些问题透过资本主义主流文化建构的幻象，撕破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贯穿了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恒久魅力。

二、三大传统

与其他的经典社会学家相比，马克思影响社会学的两条主线都集中指向资本主义，并且具有更鲜明的阶级和价值立场，因此也更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以社会分层的结构分析为基础，衍生出社会分层与冲突、批判资本主义和性别分层的三大传统。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冲突

1．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有两个传统，一个来自卡尔·马克思，一个来自于马克斯·韦伯，而后者明显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我们把这两个传统加以比较，更能凸现马克思的现实性和价值关照。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层体系中，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衡量阶级的核心标志，围绕在这一核心周围的是共享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阶级意识和阶级交往。而韦伯社会分层的关键要素则集中在市场际遇、声望和权力。笔者以为，比较二者的分层理论，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较之韦伯，马克思的分层理论建立在异化理论基础上，强调劳动对人本身的异化，阶级关系也是异化的体现。而韦伯则认为，社会分层是和市场发育密切相关的，更接近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其二，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其价值前提是关注被压迫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社会公正的体现，因而更强调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强调阶级的分割和对立，强调阶级的二元性。而韦伯则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度，认为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出现两大阶级，伴随着社会的变迁，阶级对立的视角应被阶层分化所取代。其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动力和本质矛盾，而韦伯则显然认为社会动力不在于利益冲突。其四，也是最根本的分歧在于，马克思的阶级对立在逻辑上必然最终导向工人阶级革命，而韦伯则显然是作为一名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和保守的批判者出现的，价值立场判然分野。

如韦伯所料，伴随着社会变迁，社会分层逐渐复杂化，一些新的阶层出现似乎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非常不利。但就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延续来看，马克思的幽灵显然没有退却。除了老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等人之外，在纯粹的社会学领域，也是后继有人。阶级的分层理论在当代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这位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存在三种控制经济的方式，分别为对投资或者货币资本的控制、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对劳动力的控制，而无论是哪一种控制方式都使工人阶级处于弱势。同时，由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在这三种控制方式中所处地位微妙，因而其社会分层也处于集 “剥削与被剥削”一体的位置，受制于资本家，同时在地位和处境上要好于下层阶级。［4］（P363）从这一角度上讲，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依然可以以“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来衡量。——对于马克思而言，问题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被劳动异化的本质以及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依然没有改变。

2．社会冲突论

如果从知识成果和理论范式角度来看，马克思对社会学的直接贡献在于推动“冲突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勃兴。现代社会冲突论肇始于马克思，经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科塞（Lewis Coser）和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还包括J·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推崇的约翰·雷克斯（John Rex）［5］（P93-114），而得到相对系统的建构从而得以和二战后一手遮天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分庭抗礼。马克思后的这些学者接纳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对立和冲突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一般思想，将社会冲突普遍化作为揭示某些特定社会现象的范式。其中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从精神实质和分析方法上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描述成了一个由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媾和统治下的异化的社会［6］（P7）；达伦多夫将辩证冲突引入到社会学分析，认为冲突是普遍的，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科塞的贡献则在于在当时盛极一时的功能主义视角下展开冲突的分析，同时关注了冲突的“社会减压阀”功能（后来特纳（Jonathan H.Turner）将达伦多夫和科塞的理论整合成了一个冲突模型）；柯林斯的分析则立足于他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框架，在控制他人的主观愿望、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与强制力量的威胁三个方面展开对冲突根源的深入发掘。［7］（P203）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归根结底，社会分层和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即谁——为什么/凭什么——占有资源/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又是谁——为什么/凭什么——被剥夺和压迫？并尝试从这一问题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张力，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批判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根植于对异化和社会不公正的价值关照。这种传统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在欧洲资本主义知识传统中被“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所发扬，而伴随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理论综合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也走到了尽头。但是，批判的传统并没有消失，事实上，每一个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者，如早先的赖特·米尔斯到晚近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一旦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幽灵”。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始自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在1930年接手法兰克福研究所之后。霍克海默继承了奥地利学者格林贝格（Carl Gruenberg）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旗帜召唤下，继卢卡奇 （Ceorg Lukacs）、柯尔施（Korsch，Karl）之后，聚集了以霍克海默、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马 尔 库 塞（Herbert Marcuse）、弗罗姆（Erich Fromm）和哈贝马斯以及内格特（Oskar Negt）这些一流的思想大师为首的科研团队，使这一学派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重阵。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源自马克思，但是受社会变迁和其他思潮影响，已经具有了自身显著的特点：其一，反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纯属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崇尚事实而不能辨别历史的否定性；其二，以批判为理论工作主旨，认为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否定，而否定的手段就是批判理论；其三，把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等结合起来，倡导综合的社会理论研究。［8］（P461）总的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吸收的更多的是源自黑格尔经卢卡奇发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幽灵们在这里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思想掘墓人的批判精神。但遗憾的是，由于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实证研究作为支撑，这一学派注定不能担负起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哈贝马斯理论综合企图的失败注定了这一学派批判的武器终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尽管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有所洞见，但终究拨不开迷雾，也找不到方向。

在纯粹社会学的批判理论中，赖特·米尔斯对阶层和权力精英的分析传统与马克思同出一辙，米尔斯更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认为官僚体制和权力精英的媾和是造成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重要根源。而在布尔迪厄和吉登斯乃至哈贝马斯那里，尽管批判的色彩要微弱得多，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关于实践的本体论观点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三个社会学理论的大师，成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知识传统、完成理论综合的重要工具。

（三）性别分层的传统

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实践，谁也不能忽视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知识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以至于兰德尔·柯林斯和麦克尔·马科夫斯基中肯地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在近年显得越来越重要，即它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分析。［3］（P51）这样一个分析理路主要源于1884年马克思的忠诚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利用人类学的资料在逻辑上论证了妇女所受的压迫地位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引用了马克思的解决思路，即要解决妇女受压迫问题，就必须废除私有制，推翻与之相关的将妇女置于不利地位的财产占有制度。这种观点对女性主义者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在其理论阵营内部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派别，这一派别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对妇女所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以及家务劳动不予报酬，是妇女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从而导致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社会根源所在。这一判断直接将妇女命运与资本主义财产占有制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女性主义理论的革命性。

总的来说，这三个传统聚集了德里达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们”，聚集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审查、对人的异化以及对社会不公正的伦理和价值追问。如德里达所言，在这些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内，马克思是以一种一般生命之外的存在——精神和理念意义上的存在而存在的。

三、后现代际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想象力的继承与发展

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思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而与此同时，社会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全面的反叛姿态站到了几乎所有现代主义理论面前。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的解体，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以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为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拒斥其他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同样严重威胁了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9］（P170）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对他们的评价，后现代主义接受了后现代性以及与之相连的那些问题，而不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后现代主义的花言巧语是危险的，因为他避免了去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环境”。［10］（P117）很明显，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无法熟视无睹的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矛盾和问题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首先，后现代社会中阶级冲突依然存在，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层分化愈加复杂。这一点可以在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真正的穷人》一书中得到一个富有说服力的注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底层阶级面临着社会断裂和阶层分化，问题不是解决了或者缓和了，而是深化了。［11］（P29-87）其次，马克思所重点关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远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市场和政府的失灵尽管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却能够从根本上反驳福山（Fukuyama，F）的所谓“福音”［12］（P4），资本主义远非其所描绘的那么完美，一些沉疴会伴其终身，这是其自身制度难以克服的。再次，全球化的今天，社会风险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而日趋复杂和深化。这些风险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紧密联系的，或者说是后者的结果也不为过。从社会安全和公共管理角度上讲，危机意识是必须的。

因此，无论是处于后现代语境压力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自身，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的转变，冲突在继续，异化在继续，只不过形式和内容较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罢了。对于那些后现代主义学者来说，他们或许可以尝试在某些领域（文化与意识形态）去解释、去批判资本主义，但问题是，他们的理论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让我们超越德里达的“不确定性的折磨”（ordeal of the undecidable），透过现象，洞彻本质，并能够积极地付诸实践。所以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中肯地说：“也许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13］（P166）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过程中，后现代学者们也开始从困惑中走出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出路。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列举了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与弊端，并认为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1］（P4）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则更直接地指出：“（尽管）从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表面确实有着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积累和他那危机趋势的潜在逻辑仍然没有什么变化”［10］（P135）。对此，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有着相同的看法，尽管后现代主义所信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生了变化，但其潜在的经济结构继续保持着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在这样一种判断基础上，詹明信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分道扬镳”，明确地拒斥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提供了对后现代性最好的理论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对于理解新的历史事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修正，而是扩展。”［14］（P170）

当然，后现代际遇中，马克思的幽灵在社会学领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当代三位杰出的理论大师对社会学理论综合的尝试中。在布尔迪厄那里，与马克思一样，都将“实践”作为社会理论建构的基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点，尽管布尔迪厄本人更侧重实践的精神层面，但对于马克思强调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的观点是“深表赞同”的，并将这一思想积极贯彻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15］植根于社会实践理论和关系主义方法论，其对当代资本的三种形态的考察以及“区隔”理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后现代情境中的一种延续。

作为一个出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哈贝马斯通过卢卡奇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与其前辈们一样，哈贝马斯接纳了马克思将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并进一步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传统，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使认识的批判真正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吸纳了解释学的传统，创造性地以批判的解释学开始了对知识的批判。同时，哈贝马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洞彻了当代资本主义系统的现代性危机，将实践具体化为交往行为，发展了交往伦理学，并力图以改善沟通及交往行为续写现代性。［7］（P400）

与前两位大师殊途同归，吉登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基于本体论的。吉登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视其为一种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的本体论理论。这种高度关注本体论的思路与当时大陆流行的“反本体论”倾向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是大相径庭的。以此为基础，事实上吉登斯在晚期对现代性的批判中至少在三个层面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一是在方法论上以结构化理论代替唯物史观；一是在资本主义批判和分析上以多维制度分析框架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变迁；一是以乌托邦现实主义来看待西方社会的未来。［16］对马克思主义，吉登斯似乎抱着一种不太坚定的肯定：“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被宣布死亡了。然而，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从灰烬中崛起……或许在尘埃落地之后，当时对马克思大失所望的那些人将重返马克思？毕竟，这个世界的状况如同以前一样是危险的，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不平等大量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它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太可能失去它的适用性”。［17］（Pxii-xiii）

总而言之，无论从社会实践还是从理论发展来看，如德里达的期望，马克思的幽灵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用性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存在。在笔者看来，与那些关注问题并寄希望于改造资本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者相比，关注实践和生存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想象力无疑更现实，也更深刻，也将更富有生命力。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学之旅［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美］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George Ritzer.Postmodern Social Theory［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10］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0.

［11］［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George Ritzer.Postmodern Social Theory［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15］高亚春.布迪厄：在实践中超越——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契合［J］.江海学刊，2006，（4）.

［16］刘红专.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吉登斯对马克思的解读与批判［J］.教学与研究，2007，（3）.

［17］［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The Specter of Marx and"Imagination in Sociology":On Marxist Tradi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ir Post-modern Destiny

MENG Ya-na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NorthChinaElectricPowerUniversity，Baoding 071003，China）

Based on Derrida's idea of"specter of Marx"and Mills'"sociological imagination"，this paper discovers two main logical lines of Marxism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and surveys the theori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its three tradi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critique and gender stra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sociological theories.Thereafter，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t-modern critiques and absorption of Neo-Marxism，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ree theorists:Pierre Bourdieu，Jurgen Habermas and Anthony Giddens.It is believed that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stimulated by the Specter of Marx still thrives in post-modern society.

Specter of Marx；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arxism tradi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C91-06

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2.014

1674-8107（2015）02-0094-06

（责任编辑：韩曦）

2014-08-29

孟亚男（1981-），女，河北唐山人，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