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及其失误探析

2015-04-14孙自胜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孙自胜

（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南 232038）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无产阶级意志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称“苏联哲学”）由于基本发展路径的失误，最终导致僵化而误入歧途。有些学者认为，苏联哲学从开始建设那一天开始，就违背了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迷失了“自我”。事实是，苏联哲学体系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原因。本文试图对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行探讨，揭示其僵化的原因，为今天我们建设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家化

哲学和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各有其相对独立的时空，但哲学要关注现实，必然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导，开启了俄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程，使哲学看似具有了与政治同等重要的意义。苏联哲学是在国家意志下，随着国家政治的逻辑发展而决定了其历史使命的哲学。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肇源于俄国革命的需要。十月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普列汉诺夫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尤其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倾向于研究宣传唯物史观，其主要目的是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推动俄国革命，引导无产阶级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可见，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纳入到夺取国家政权的轨道中来的。这也为苏联哲学的“政治化”开了先河。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倾向对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理论地位，但由于沙皇俄国的压制、打击和各种不同思想派别的排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在各种社会理论和学说的夹缝中谋求生存。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性。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在苏俄执政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并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理论上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1911年，列宁在批判波特利索夫等“取消派”的错误观点时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不同时期要根据实际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方面。“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P129）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列宁在思想上早有准备。从实践上看，苏俄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思想理论基础薄弱等因素，都迫切需要通过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来不断提高人们的理论素养。而与此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宗教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人士和孟什维克以及后来出现的路标转换派等，都各自从不同的阶级利益诉求和思想基础认知出发，形成了与苏俄社会主义的激烈对抗局面。这诸多因素的存在，都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苏俄国家意志中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国家意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意志，能使哲学通过政治上的优势获得更好的发展。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现实的“旧世界”中包含着建设未来“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这种理想和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从服务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特殊功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顺理成章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高度垄断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路径不可能由哲学自身来引领，而只能由官方或者领导人的思想倾向来决定。在苏联哲学发展的路径上，列宁试图建立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哲学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斯大林却把哲学纳入到与苏联政治一体化的轨道，催生出具有“致命性的内伤”的斯大林哲学模式。［3］(P41)

二、列宁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

从体现国家意志出发，国家领导人的理论思维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哲学家的列宁，深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作用。出于论证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合理性的考量，列宁侧重于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侧重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建构。在1909年，列宁就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4］（P388)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延续了自己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试图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而使之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和措施。

（一）苏联哲学的战斗唯物主义走向。列宁最初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只有在与不同思想派别和不同哲学观点的碰撞中才能彰显，而不是利用强制手段进行维护。在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建设初期，理论研究和唯物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进展并不顺利，遭到了来自不同思想派别的抵制。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反苏维埃的派别更加明显，主要有立宪民主党、路标转换派、教会派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他们试图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机会来为自己反革命利益服务，并抱着‘钻进’苏维埃制度的方针，他们希望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来逐渐改变这个制度”。［5］（P235)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苏俄哲学战线一直充满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当时，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组织的“哲学协会”、“精神文化学院”等异常活跃，他们出版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思想》、《俄罗斯思想》等反马克思主义杂志散布的都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观点。还有一大批宗教哲学家，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卡尔萨文、拉普申、弗兰克、罗·尤维波尔、谢·尼·布尔加权夫等，利用大学讲坛来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派别歪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唯物辩证法和无神论的传播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些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现实情况，促使列宁改变了发展哲学的最初思路。他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要用“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对这些思想派别进行批判，在批判中消解反对派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达到发展唯物主义、扩大无神论宣传的目的。可见，在苏联特殊的思想文化环境下，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彻底的战斗性，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哲学上的反动和偏见。

（二）苏联哲学的大众化走向。在哲学建设的过程中，列宁认识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火热的实际生活，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需要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凝聚力量。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要消除苏维埃千百万民众头脑中的宗教有神论思想，不能仅仅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条“直路”，而要在火热的实践中使人们认清社会事实，才能彻底清除有神论和宗教迷信。所以，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禀性，还是苏俄抵制唯心主义和宗教有神论的实际需要，都促使列宁注重在实践中积聚广大民众的力量，来达到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认同。首先，需要扭转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极度缺乏的状况。列宁主张通过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制定宽松的政策，并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把旧式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使他们逐步达到马克思主义，“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6]［P764］，列宁采用这种方式，争取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其次，需要汇集热爱哲学研究的人才，进一步加快哲学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1922年以后，相继创办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等杂志，吸引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到哲学研究中，成为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尽管理论上还不成熟，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锻炼了理论队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力量的形成。再次，列宁把建立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盟看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因素。只有把自然科学家吸引、团结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才能真正提高唯物主义的战斗力。他甚至说过，如果不解决这一联盟问题，“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6］（P651)

（三）苏联哲学的专业化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在创始人的文本里下功夫，也需要通过专业研究出成果。列宁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要提供相应的研究环境且拥有充分的思想资料来开展研究。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著作在苏俄已经陆续出版了不少，但列宁认为还不充足、不完善，还需要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分散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在列宁的倡议和指导下，以国家名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创办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杂志和党的杂志，并且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班和培训机构。在1918年，俄共（布）就通过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决议，1920年列宁全集也开始出版。1920年12月，俄共（布）又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进行深入地研究。列宁鼓励广大哲学工作者在教育教学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当时一批较高水平的哲学著作得到出版，诸如，B·B·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大纲》、高列夫的《唯物主义——无产者的哲学》、沃尔夫松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萨拉毕扬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等，为建设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积蓄了力量。

列宁在建构苏联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哲学与政治的差异。事实上，在掌握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列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领袖威望和深厚的哲学积淀及理论素养，直接建立起列宁式的哲学体系，但列宁并没有走这样一条“捷径”，而是试图通过为哲学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吸引广大哲学工作者积极参与来完成。即使对他自己哲学著作的出版，列宁也是很谨慎的。在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曾出版）1920年再次出版时，列宁并没有过分拔高这本著作的地位，只是在序言里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尽管这是一本与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但它将有助于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得出的哲学结论。 ”［7］(P8)可见，在苏联哲学的建构中，列宁尽管掌握着国家权力，但他并没有经常性地运用强制力来干涉哲学的发展，因为他深知，哲学是活的辩证法而不是死的教条，思想战线的斗争不是利用强权可以简单加以解决的。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激烈的变化”。［8］(P281)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理论和历史逻辑，而不是简单地和政治联姻，这样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而不沦为政治的“副篇”。

三、斯大林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型

由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一批追求思想“自由”的反对派对建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干扰，列宁并没有完成国家哲学体系的建设。列宁提出的在高等院校中广泛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做法，也遭到一批坚持“高校自治”的教授们的反对。甚至在1922年2月，莫斯科大学还发生了教授和大学生罢课事件，西伯利亚出现了反对在大学教学计划中开设公共课程的抗议。［9］(P47)严峻的社会现实环境和苏联文化建设的紧迫性促使斯大林扭转哲学发展的路径而走上了一条与列宁不同的建构之路。

首先，用行政手段助推哲学，通过阐释列宁学说，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制高点。列宁逝世以后，为了沿着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斯大林在政治和理论界掀起了研究和阐述列宁主义基础的高潮。出于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新的理论权威的需要，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列宁的学说，如托洛茨基的《论列宁》、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其目的都是试图通过阐释列宁主义来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理论上的制高点。1924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罗夫大学做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把列宁主义解释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0］(P2)斯大林后来对列宁思想和理论的阐述及发挥，都是围绕这个定义来进行的。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尽管不是完美无缺，但在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苏联社会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标志着列宁主义哲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局限性和领导人的个人理论偏好，谁都没有也不可能给列宁主义下一个完全科学的定义。政治理论家们都是从不同的视角，通过对苏联社会的洞见和对列宁主义的理解，片面反映了列宁主义的某一方面。可问题在于，发展中的苏联需要一个对列宁主义“盖棺定论”式的权威解释，并上升为国家意志。斯大林在廓清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中，不仅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继而还获得了伟大理论家的称号，这就为斯大林“整肃”哲学领域奠定了基本前提。

其次，通过政治斗争打击不同哲学流派，使哲学界达到全面“统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大论战中，从机械论派和辩证法派的论争，到辩证法派与“正统派”的交锋，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形成了哲学研究和传播上百花齐放的形势，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单纯的理论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哲学局限在学理层面，弱化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指导。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的演讲中，批评了哲学理论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又在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成员座谈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哲学界。他不仅批判德波林派“在自然科学问题上，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11］(P49-51)，并且武断地把德波林派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还指示红色教授学院的师生把哲学领域的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思想领域的问题。这样，斯大林就把哲学批判演化为政治批判，把德波林派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上，主观定性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为了增加讲话的影响力，斯大林一并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等理论界泰斗，甚至诘难了恩格斯，这实际上是吹响了用强制手段全面整顿哲学界的号角。从斯大林这次谈话以后，政治批判弥漫整个苏联思想理论领域。在此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政治斗争不断升级，并完全代替了哲学探讨，包括德波林在内的许多哲学家、理论家被解除了职务或被镇压。苏联理论界的自由论争消失了，哲学界表面上呈现出绝对的统一。

最后，通过文化“大清洗”为苏联哲学确定基本框架。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哲学界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出版了多种以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命名的哲学著作，阿克雪里罗得、米丁和西洛科夫等人还出版了哲学教科书，哲学理论体系在逐渐形成。［12］(P5-9)为了使哲学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纯洁”的理论阵地，使哲学家成为党的政策宣传的理论尖兵，需要在理论上达到绝对的统一。斯大林通过文化“大清洗”方式，使苏联广大干部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思想，把米丁等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较好地反映了苏联哲学的教科书作为苏联哲学的正统版本。那么，在苏联文化领域的“大清洗”运动中哪些著作被清洗掉了呢？在哲学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抵触的异端派别被取缔，相关的哲学书籍被“清洗”，不仅阐述唯心主义和宣传宗教思想的书籍被处理，即便恩格斯，甚至列宁、斯大林本人的一些著作也被清洗掉了。［13］(P366-369)这样就造成了哲学书籍的匮乏，米丁等哲学教科书变成唯我独尊的权威。同时，斯大林还亲自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俗化，放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以后又以单行本出版，以表示对米丁等教科书的认可和支持。由此，苏联哲学也被冠之以斯大林哲学体系（模式）。可见，斯大林对苏联哲学的真正掌控，正是以苏共中央的名义，通过文化领域的“大清洗”来完成的。

可见，苏联哲学体系的形成是经过上述 “三步走”来完成的。从列宁到斯大林对苏联哲学体系的发展路径看，苏联哲学发生了嬗变。在统一的国家意志下，列宁要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一个上下通达、充满活力的国家生活哲学；而斯大林则不同，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在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至上而下、单向运行的、封闭的权威哲学模式。这一哲学体系的建立，尽管使苏联哲学达到前所未有的 “繁荣”，却使苏联哲学过度依赖于政治和个人权威而失去自我，并逐渐误入教条化、僵化的歧途。斯大林逝世以后，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普通理论工作者都对斯大林时期的极端做法进行了批判，并在反对斯大林集权制和个人崇拜过程中为文学 “解冻”，也为哲学研究开新风，但斯大林式的哲学思维对后来哲学教科书的修订和哲学家的研究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哲学都没有完全走出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四、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教训

苏联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导致的结果，既是苏联意识形态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领袖人物自身的理论修养有一定的关系。列宁时期，新生政权百废待兴的惯性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开放性建设，使哲学体系的建设既乐于借鉴人类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因素，也培育了新生社会的理论生长点，再加之列宁在革命时期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展理论斗争的丰富经验，都决定了列宁所建立的是一个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开放哲学体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初步建成。斯大林为了加强对这一模式的管理并使之有效运转，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严格控制；再加上斯大林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非友即敌、绝对服从的政治思维，决定了斯大林建立的哲学体系必然是单向运行的、封闭的绝对权威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僵化，最终导致苏联哲学价值的丧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哲学不能固步自封，只有在与不同思想流派的碰撞中才能得到创新发展。斯大林式权威哲学模式的建立，使苏联哲学界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思维下，丢弃了列宁主张通过理论竞争来吸收传统俄国哲学文化遗产的思想，列宁倡导的从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吸收精华的观点也遭到全面抵制。更进一步，为了凸显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权威性，苏联理论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的“最高峰”，此外的哲学理论被作为“异端”思想一概否定。这些因素表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脱离理论碰撞的环境，创新之路即被堵塞，这样必然会阻碍哲学发展的步伐。

第二、哲学不能丧失自由秉性，依托于政治庇护来发展就会失去改造世界的源动力。客观地说，苏联哲学体系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道路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笔者已经另文作了论述。［14］(P65-70)从消极方面看，权威哲学体系回避自由争论，限制自主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形成的、在批判斗争中丰富自己、在建设中开放前进的发展理路。在很长时期内，由于苏联哲学依附于政治，哲学领域里没有了自由争论，只有政治批判和压制，导致哲学家们从时代精神的传播者变成了为政治做注解的附庸者，失去了独立研究、传播真理的“智者”情怀。苏联哲学在充当政治婢女的角色中，从“鲜活”的辩证法演化为“僵死”的教条。失去自由的哲学不仅失去了解释世界的能力，更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动力。

第三、哲学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与现实生活脱节就会失去信仰的力量。苏联哲学模式化和简单化，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造成与人的社会生活脱节，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埋下了隐患。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引起苏联哲学界对权威哲学“见物不见人”本体论的批判，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抽象的 “共产主义新人”的论述，苏联哲学在关于“人的问题”研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直至弗罗洛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出 “新思维”，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彻底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和理论界对哲学信仰的丧失，从根本上说，“是客观存在的斯大林时期的人道主义灾难开启了苏联哲学发展中的人道主义倾向”[15](P15)造成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从开放走向封闭、从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到哲学权威模式的嬗变，使苏联哲学严重违背了精神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能适应苏联社会现实的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造成了根本的危害。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苏联哲学一度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统来看待，因此，苏联哲学发展的失误不仅仅是原苏联国家的损失，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哲学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今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深入研究苏联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吸取苏联哲学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讲坛哲学和论坛哲学的关系；在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上，为我们更好地建设好、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留下深入思考的空间。

［1］列宁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郭凤海.自由的歧路——“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启示［J］.理论探讨，2007,(3).

［4］列宁全集：第 1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列宁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苏］B.E.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 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列宁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张建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1).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1930年12月9日)［J］.李静杰译.哲学译丛，1999,(3).

［12］黄楠森.正确评价列宁和苏联哲学家的哲学贡献［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