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广学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小戴礼记》称名“礼记”考

陶广学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礼记”一词，原为《仪礼》之名，后为《仪礼》与大、小戴《礼记》等文献之共名，最终则成为《小戴礼记》之专名。“礼记”指称对象的演变，不仅体现出《小戴礼记》及其修撰者与《仪礼》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体现了《小戴礼记》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历程。

《礼记》；《仪礼》；《大戴礼记》；戴圣；郑玄

《礼记》一书，其成书由来诸说纷纭；“礼记”一词，两汉魏晋时其内涵亦混淆不清。有学者考证，其所指有五：其一，《史记·孔子世家》所言“礼记”，即后世《仪礼》；其二，《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言“诸儒记礼之说”之“礼记”，即《汉书·艺文志》所载“《记》百三十一篇”一类的文献；其三，《汉志》《说文解字》所载出于孔壁中的“礼记”，即《礼古经》五十六篇；其四，《汉书·韦贤传》中所言“《礼记》”，即今《礼记》四十九篇；其五，张揖《上广雅表》中言“叔孙通撰《礼记》”，即《汉仪》[1]318。此外如下文所论，《大戴礼记》一书亦曾称名“礼记”。今主要由《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三部典籍皆曾共名“礼记”这一现象，来梳理《小戴礼记》称名“礼记”之由来。

一、“礼记”：《仪礼》之别名

“礼记”一词，始见于《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2]卷47，1935-1936。“《礼记》自孔氏”，此“《礼记》”，实为《仪礼》一书。又《史记·儒林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2]卷121，3126。此“《士礼》”，即今之《仪礼》。杨天宇认为“就是《仪礼》的初本”，是孔子所编订用来作教材的。杨先生又说：“至于当初孔子究竟选定了哪些礼来用作教材，今已不可得详。但可以肯定，它必包括今本《仪礼》而又远不止今本《仪礼》的十七篇”[3]236。

其次，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亦明言“礼记”，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4]卷53，2410。颜师古注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4]卷53，2410。颜注与《汉志》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5]卷30，1706。既云“凡数十篇”，自非成书。因此，“河间献王所得古文《礼记》，盖指有关礼的《记》文，非指专书”[3]264。

到了汉末、魏晋，“礼记”仍有指代《仪礼》的现象。有趣的是，作《三礼解诂》的卢植、遍注“三礼”的郑玄，于《仪礼》《礼记》之名，亦时有混用。《后汉书·卢植传》言刻熹平石经事，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时多回冗。……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5]卷64，2116。熹平石经于礼书仅有《仪礼》，此称“《礼记》”。郑笺称引《仪礼》亦曰《礼记》。如《诗·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笺：“公，事也。早夜在事，谓视濯溉饎爨之事。《礼记》：‘主妇髲髢。’”孔疏：“笺引《少牢》之文，云‘主妇髲鬄’，与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读为髲鬄。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焉’”[6]卷1，284中。又如《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5]卷60下，1990。东晋郭璞注《尔雅》引《仪礼》文字，亦屡屡称之为“《礼记》”。

故皮锡瑞《三礼通论》云：“三礼之名，起于汉末；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7]1《仪礼》十七篇，有十一篇经后有《记》，《记》之内容则是对经的补充说明或阐发。钱玄先生曰：“《仪礼》亦称《礼记》，因为《仪礼》一书中既有经，又有记，故有此名”[8]5。《仪礼》之所以称为《礼记》，当是“合《记》而言”。

二、“礼记”：大、小《戴记》之共名

清儒多认为“礼记”两汉时仅指《仪礼》一书。事实上，“礼记”于汉时不仅为《仪礼》别名，且指大、小戴《礼记》。范文澜论之甚明：“《礼记正义》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据此大小戴各传《仪礼》，又各传《礼记》，义极著名，无容曲说。毛奇龄谓两汉并无《礼记》，黄以周以阮元言《礼经》在汉亦曰《礼记》，遂谓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者为所夺，于是别号《仪礼》。不思两汉称《礼记》之文，不一而足。《汉书·郊祀志》王商、师丹、翟方进等引《礼记》曰‘燔柴于大坛，瘗薶于大折’为《祭法》文，王莽引《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为《曲礼》文。又引《礼记》曰‘天子藉田千亩，以事天墬(同地。)’为《祭义》文。又引《礼记》曰‘王者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则《王制》文。《韦玄成传》又明引《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今为《丧服小记》及《大传》文。刘歆引《礼记·王制》‘天子七庙’，又引《礼记》‘祀典曰圣王制祀’，今亦为《王制》《祭法》文。《梅福传》引《礼记》曰‘孔子曰丘殷人也’为《檀弓》文。《后汉书·桓郁传》窦宪引《礼记》曰：‘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知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注云：‘皆《大戴礼》之文。’今《保傅》篇详之。《曹褒传》‘褒传《礼记》四十九篇’，《桥玄传》‘玄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然则大小《戴记》之号，并不始于魏晋，……桂馥以为无《礼记》之目，武亿以为两汉以来皆指《仪礼》为《礼记》，皆为毛奇龄所误，而未考两《汉书》也”[9]204-205。

从《韦传》中还可以找到其他关于《小戴礼记》称名《礼记》的依据：“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记·王制》及《春秋榖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4]卷，3126-3127。今《王制》则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韦传》所引，当系约文。故可以断定，《礼记》一书成书不会晚于西汉，其得名“礼记”，亦不会晚于西汉末年。

三、“礼记”：《小戴礼记》之专名

那么《仪礼》，大、小《戴记》，三书共名“礼记”，原因何在？吕友仁承清儒黄以周说，曰：“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礼记》、《小戴礼记》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10]8。

上文已指出，黄氏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欠妥。但认为《仪礼》之名《礼记》、《小戴礼》，“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倒符合史实。这里涉及大、小《戴记》的纂辑成书问题。我们可以由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大、小《戴记》的编纂者与《仪礼》之关系寻找答案。《仪礼》只残存十七篇，且内容大多为《士礼》。其中仅《觐礼》(郑玄《仪礼目录》曰：“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6]卷26下，1087下。记载了诸侯朝觐天子、天子接见诸侯的礼仪，涉及天子之礼。杨天宇曰：“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来说，欲建立一整套朝廷礼制，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当时礼学家便采取了三个办法来加以弥补。其一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即从十七篇《仪礼》所记诸士礼以推导出朝廷天子之礼。其二是经师自撰礼文或礼说。……其三是杂采当时所可能见到的各种《记》文，以备朝廷议礼或制礼所用。如汉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后仓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这些《记》文当为礼家所习见，而且具有实际上不亚于经的权威性，故在石渠这种最高级别的议论经义的场合，能为礼家所公开引用以为议论的依据。今所见《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戴圣抄辑而成的”[3]253-254。所论令人信服。如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曰：“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错总鸠聚，以类相附……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6]1222。又《丧服四制》篇孔疏：“郑云‘旧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丧服》。然以上诸篇(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六篇。)，每篇言‘义’，此不云‘丧义’，而云‘丧服四制’者，但以上诸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非记《仪礼·丧服》之篇，故不云‘丧服之义’也”[6]卷63，1694下。可证杨先生所言第一、二种办法。第三个办法，则如郑玄《奔丧目录》：“名曰《奔丧》者，以其居他国，闻丧奔归之礼。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矣，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汉兴后得古文，而礼家又贪其说，因合于《礼记》耳”[6]卷56，1653中。据此看来，大、小《戴记》最初是采自当时众多关于礼的《记》文，一般仅称为《记》而已。不过这些《记》，其中不乏与《仪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另一方面，二戴本问学《仪礼》，皆为《仪礼》学大师。《汉志》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4]卷30，1710。《汉书·儒林传》曰：“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4]卷88，3614-3615。可知汉代本以“大戴”“小戴”指二人所传之《仪礼》学。此与郑玄《仪礼目录》合，如《士冠礼目录》云：“《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6]卷1，945上。又如郑《乡饮酒礼目录》云：“《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别录》此皆第四”[6]卷8，980上。郭嵩焘曰：“郑君本习《小戴》，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郑氏学。又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郑君于三家之书会通抉择，始注而傅之于礼，为颛门之学而用心尤勤”[11]序，212。这里“小戴”(指《仪礼》学)与“《小戴礼记》”并举。杨天宇说：“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称之为《大戴礼记》”[3]255。此论极是。不过，后世又有以“大、小《戴礼》”混称大、小《戴记》的。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戴礼》十三卷 汉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后仓，所谓大、小《戴礼》者也。汉初以来，迄于刘向校定中书，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繁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相传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于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12]卷2，46。显然误以大、小戴受学后仓，传大、小戴《仪礼》学为大、小戴《礼记》学了。

故《礼记》之名，实为大、小戴《礼记》借《仪礼》之名而用之。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6]卷1，1229下。此“《记》”“《礼》”互文，而此“《大戴礼》”与“《小戴礼》”，已非郑玄《仪礼目录》所云“大、小《戴》(礼)”了。又如郑玄笺《诗·出车》，引《玉藻》文，云“《礼记》曰”：“遣将率及戍役，同歌同时，欲其同心也。反而劳之，异歌异日，殊尊卑也。《礼记》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义也。”孔颖达疏曰：“必异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6]卷9，415下。

称《小戴礼记》为《礼记》虽非始于郑玄，然其遍注“三礼”的重大成就与影响，是《礼记》成为《小戴礼记》专名的重要原因。皮锡瑞指出：“……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7]1。刘师培亦曰：“东汉以前，本无《三礼》之名，《周官经》、《小戴礼记》本不得称之为经，不过与《礼经》相辅之书耳。自郑玄作《三礼注》，而《三礼》之名遂一，定而不可易。至后代以《小戴礼》为本经，则又歧中之歧矣。非不正名之故与？”[13]2079范文澜则曰：“大小《戴记》在汉代同称《礼记》，自郑玄注《小戴》，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于是《礼记》为《小戴记》专名，而《大戴记》则渐至亡佚”[9]205。《小戴礼记》专名《礼记》，最终被世人普遍接受。

这样，原是附属于《礼经》的《记》，随着后世地位的不断提高，喧宾夺主，夺得《仪礼》正经之名。而《礼记》曾为《仪礼》之名号，亦逐渐被淡忘。而《大戴礼记》后世问津者无几，逐渐散佚至残缺过半，已无资格称名“礼记”。故先有《仪礼》别名“礼记”，后有大、小《戴记》与《仪礼》共名“礼记”，再后有《小戴礼记》专名“礼记”。《小戴礼记》称名的演变，正体现其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进程。进入东汉后，传习、研究《小戴礼记》者渐众，先有缑氏、曹充、曹褒、董钧，后则有马融、卢植、郑玄三位大儒，《礼记》学逐渐成为显学，《礼记》地位逐步提高，不仅压倒《大戴礼记》，且以记之身份夺取经之地位。

如上所述，《小戴礼记》除称名《礼记》这个正名外，史上还有《礼》《记》《小戴记》《小戴礼》等多个别名。此不赘言。

[1] 王 锷.《礼记》成书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杨天宇.经学探研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汉]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宋]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清]阮 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M].北京:中华书局,1954.

[8] 钱 玄.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 范文澜.群经概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 吕友仁,吕咏梅译注.礼记全译·前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11] [清]郭嵩焘.礼记质疑[M].续修四库全书(册1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经学教科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袁培尧]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of the Book of Rites by XiaoDai

TAO Guangxue

(SchoolofLiterature,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The word ofBookofRites, used as an alias of theCeremoniesandRitesfirstly, became the common name of theCeremoniesandRites, theBookofRitesby Dadai, theBookofRitesby Xiaodai and other literature. Eventually, it was the proper name of theBookofRitesby Xiaodai. The evolution ofBookofRitesmeaning,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theBookofRitesby Xiaodai, theBookofRitesby Dadai and other literature are closely linked,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its academic value and status been recognized and enhanced.

CommentaryoftheBookofRites;CeremoniesandRites;BookofRitesby Dadai; Dai Sheng; Zheng Xuan

2015-02-10

陶广学(1976- )，男，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经学史研究。

K892.9

A

1671-8127(2015)04-00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