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婧蕊（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8）

《河的第三条岸》的互文性解读

惠婧蕊
（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8）

文章运用互文性理论，对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著名短篇《河的第三条岸》进行了解读。通过对互文所涉及的文本《旧约·创世纪篇》和该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二者的相似性和互异性，从而探讨了互文语境下，在庞大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映衬下小说反映的深刻主题。

互文；河流；挪亚；父亲；第三条岸

《河的第三条岸》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一部短篇小说，虽然只有几千余字的篇幅，却备受国内一些当代作家的推崇，余华更将其列为影响他的10部短篇小说之一。在《活着》的日文版自序中，余华写到：“我曾经在两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里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一部是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两部作品异曲同工，它们都是由时间创造出了叙述，让时间帮助着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就像树木的神奇插满了森林一样，时间的神奇插满了我们的文学。”[1]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和坦白的人。据我认识的几个可以信赖的人说，他从小就这样。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比谁更愉快或更烦恼。也许只是更沉默寡言一些。”[2]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居然有一天订购了一艘木船，“小船要用含羞草木特制，牢固得可在水上漂二三十年，大小要恰好供一个人使用”。[2]之后，在送船交货的那天，父亲跳上船撑桨远行了。父亲并没有远行，而是在离家不远不近的河上漂流。后来姐姐出嫁、生子，父亲都没有出现。若干年过去，姐姐一家、哥哥及母亲都先后搬走，只留下“我”一人守候在原地，苦苦猜测父亲出走的动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经衰老。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去寻找父亲。当父亲终于出现在视线时，“我”大声说：“爸爸，你在河上浮游得太久了，你老了……回来吧，你不是非这样继续下去不可……回来吧，我会代替你。就在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无论何时，我会踏上你的船，顶上你的位置。”[2]然而，当父亲接受“我”的建议向我划来时，“我”却因极度的恐惧而跑掉了，父亲从此彻底失去了消息。

一、互文性

这部短篇小说文约意丰，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用到的最典型写法便是互文。用互文性理论的发明人朱丽娅·克里斯特娃自己的话来定义，互文就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3](P3)。“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 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4]互文的手法主要有引用、抄袭、戏拟、仿作、合并和粘贴，《河的第三条岸》采用的主要是互文中的合并-暗示手法。法国学者蒂费娜·萨莫瓦约对合并-暗示手法的两个子分类简单参考和暗示做出了进一步解释：

简单参考，提到一个名字（作者的、神话的、人物的）或一个题目可以反映出若干篇文本。只要提到艾莱科特，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伏尔泰、吉罗杜、萨特及尤斯纳尔等等的名字则蜂拥而至……于是互文得以膨胀，变得漫无止境。暗示，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但同时互文又和简单参考混在一起。[5](P50)

借助于简单参考和暗示手法，《河的第三条岸》跟《旧约》得以互文。当父亲选择了在河上漂泊时，“每当大雨持续不断时，就会冒出一些闲言来，说是父亲像挪亚一样聪慧，预见到一场新的大洪水，所以造了这条船。”[2]在此处，作者运用简单参考的方法，不经意提到挪亚的名字，从而使读者产生关于《圣经》的无限联想。在《旧约·创世纪》中写道：“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5](P6-9)

互文能够使两个文本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启发读者由被引用文本所拥有的内涵引发对引用文本的联想，进而理解作家在文本背后想要阐释的主题。“引用文本因为使用引文，所以被引用的文本和引用的文本之间的互异性清晰可见；引用总是体现了作者及其所读书籍的关系，也体现了插入引用后所产生的的双重表述。”[3](P37)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使用互文，两个相关文本之间的互异性要远远大于相似性。在《河的第三条岸》中，作者在运用了互文手法后，在新文本中巧妙地对旧文本的内容进行了篡改，从而颠覆了旧文本所要反映的主题。

二、文本的相似点和互异性

我们对两个文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相似点和差异。相似点在于，两个文本的描写对象都是一个家庭。其次，两个家庭中的父亲在品性方面都是毫无瑕疵。《创世纪》中的挪亚是个义人，他在整个世界的人性都败坏的情况下，依然保留着善良的本性；而《河的第三条岸》的第一句话就定义了父亲：“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坦白的人。据我认识的几个可以信赖的人说，他从小就这样。”[2]此外，两个故事都跟在水上漂泊有关。

两个文本的差异性表现在，首先，罗萨的故事颠覆了挪亚方舟故事中的人物关系。第一颠覆的是人神关系。在《旧约》中，神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当神发现了人类的堕落后，决定发一场洪水毁灭人类，但是，神决定赦免挪亚一家。神要求挪亚制作方舟，不仅如此，还规定了方舟的材料和尺寸：“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5](P6-9)挪亚的方舟体现了家族和集体的观念，因为一个个的房间可以容下挪亚夫妇、三个儿子和儿妇，足够的食物以及雌雄正对的动物。洪水过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5](P3-9)从此，神与人立约，挪亚的子孙开始在地上繁衍。而在《河的第三条岸》中，却是人占主导地位，是人订购了小船，主动选择来水上漂泊。父亲订购小船时这样要求：“小船要用含羞草木特制，牢固得可在水上漂二三十年，大小要恰好供一个人使用。”[2]父亲的小船体现了排他性和个人主义，因为船的大小仅供一人使用，上面既没有衣服也没有食品。当父亲温柔地示意“我”跟他一起出去时，我错误地以为他打算带我上船，没有想到父亲只是让“我”送他一程而已。此外，与洪水过后挪亚与神立盟相悖的是，父亲这一做法无法得到神的祝福。在其离家之后，“有一天，应母亲的请求，一个牧师穿上法衣来到河滩，想驱走附在父亲身上的魔鬼。他对父亲大喊大叫，说他有责任停止这种不敬神的顽固行为。”[2]

第二颠覆的是男女关系。圣经文化是典型的父权文化。在这男性话语霸权的权威文本中，男性的意志决定着一切，女性的生育事实受到篡改，创世界的角色被强行换成了男性，而女性却诱发了最初的恶，并诱使男性成为共犯。在挪亚的故事中，神只需要对挪亚一人下达指示，那么包括其妻子和儿妇之内的所有女性就只有服从的份儿。《河的第三条岸》中，家中的大事小情全由母亲做主，父亲则一直沉默寡言。面对父亲要出去漂泊这一事件，母亲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是“脸色苍白，紧咬着嘴唇，从头到尾她只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远别回来。’”[2]此外，父亲在河上漂流期间，母亲请她的兄弟帮忙打理牧场和生意，还请学校的老师帮“我们”补课，以免学业荒废。同时，家中的另一个女性姐姐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姐姐生了一个男孩。她坚持要让父亲看看外孙。那天天气好极了，我们全家来到河边。姐姐穿着白色的新婚纱裙，高高地举起婴儿，姐夫为他们撑着伞。我们呼喊，等待。但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大家彼此携扶着。”[2]与挪亚故事中女性的集体沉默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女性积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第三颠覆的是父子关系。《旧约》推崇的一直都是至高无上的父性权威：人对天父的命令做出毫无疑义的顺从，儿子对父亲的选择也做出同样的顺从，所以，从始至终，挪亚的儿子们对父亲的做法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疑义。在《河的第三条岸》中，虽然作为儿子的“我”会偷偷给在河上漂泊的父亲送去食物，并准备接替父亲的事业，然而，在故事结尾，当父亲张开双臂准备接受“我”接替他的事业的请求时，“我”却懦弱地逃走了。

其次，两个文本中人物抵达的目的地不同。根据《旧约》记载，人类史前的那次洪水在地上泛滥了长达一年零十天。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期间，坐在方舟中的挪亚一家人整日面对着白茫茫的大水，漫无目的地漂泊着。然而，他们的目的地始终是陆地。在洪水泛滥期间，挪亚曾先后派乌鸦和鸽子出去探望洪水是否已然退却。所以，他们完成的是从水上到陆地的旅行。而小说中，父亲放弃了安静的家庭生活，主动订购木船选择漂泊，实现的却是从陆地到水上的旅行。

最后，虽然两个故事都涉及了漂泊，漂泊的意义却完全不同。上帝发动这次洪水的目的是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所以，基督教文化中的洪水一直都有摧毁邪恶的含义。[6]挪亚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虽然他们一家人得到上帝的恩宠，得以在方舟中幸存，却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选择漂泊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惩罚。换句话说，挪亚方舟这个故事反映的是罪在躲避惩罚。而小说中的父亲，选择的却是从陆地的安定生活到水上漂泊。在基督教语境下，人类生在这个地上的理由被归咎为原罪，因而，罗萨的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罪在寻找惩罚。

三、互文语境下小说的主题

父亲在河上不停地漂泊，似乎在追寻着什么，他追寻的目的大概就是作者想要反映的主题。由于只有为他造船的人一人知晓他漂泊的理由且已经死去，父亲漫无目的地追寻更具有了悲剧性和荒诞性。尽管儿子并没有接过父亲的事业，然而，他始终在思索父亲之所以漂泊的意义，其实也是某种目的上的追寻。当挪亚遵照耶和华的旨意造船时，他没有质疑；当挪亚的妻子和儿子跟随挪亚上船时，他们也同样没有质疑；听话的挪亚一家人无疑是幸福的，他们的后裔在地上盲目而快乐地繁衍开来。然而，《河的第三条岸》中，父亲主动定了一只船，漂流在上帝打算用以毁灭人类的水上，他的背后没有众多盲目跟随的家人。他们都在质疑，虽然质疑的结果是痛苦的，然而，这种直面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河流又是人生的隐喻，所以，基督教文化中的此岸和彼岸便是对生死的界定：原罪的诞生和重返伊甸园。在互文的语境下，作者想要追寻的河的第三条岸便是超越了基督教对生死进行定义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无论人存在的意义何其荒诞而神秘，他都将义无反顾地面对并追寻。当遭到拒绝的父亲转身远去时，读者能够体会到后基督教文明时期人类的所面临的巨大孤独和坚强。

[1]余华.《活着》日文本自序[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巴西]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菩.乔向东译.河的第三条岸[J].名作欣赏，2014（22）.

[3][法]蒂费娜·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

[5]旧约·创世纪[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6]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5）08-0063-03

2015-04-20

惠婧蕊（1973－），女，黑龙江海伦人，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