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培 孙 妮（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黄色墙纸》中的“疯女人”形象

赵培培 孙 妮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黄色墙纸》是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代表性短篇小说。作者在文中刻画了一个“疯女人”形象，并细致描绘女主人公如何一步步走向疯癫之路，旨在揭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状态，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对女性主体性的遏制。同时，小说也反映了身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的吉尔曼对女性意识的弘扬。

夏洛特·吉尔曼；《黄色墙纸》；“疯女人”；女性意识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美国的社会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美国妇女已开始走出家门,参与部分社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渐渐有了自己的意识，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那时的美国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占据主导地位。妇女们的位置只存在于家庭中，她们遭受父权制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压迫,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觉醒、反叛之路。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就是其中之一。

吉尔曼作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创作了很多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文学作品。然而正如文学史上其他因在作品中展现了超越时代思想观念的作家一样,她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和遗忘，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再次兴起，吉尔曼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并被看做妇女运动的先驱作家受到重视和研究。《黄色墙纸》是她的代表性短篇小说之一。小说发表之初,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和忽视，直至1973年才随着作者被重新发现和评价。小说主要讲述了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女主人公在丈夫的精神禁锢下逐步走向疯癫的过程。

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产后被诊断得了间歇性精神抑郁症，她那作为医生的丈夫约翰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休息治疗法”可以治好妻子的病。于是那个夏天，她在约翰租赁的一幢殖民时期的老房子里修养。在那里，她不被允许思考、写作甚至做任何她喜欢的事。她居住的那间婴儿室的窗户被钉上了栅栏，看起来像是禁锢女主人公的牢笼。房间四周贴有被撕得乱七八糟的黄色壁纸，壁纸上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格子，格子里有一些人头像的图案。女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墙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好像看到壁纸后面有个女人在爬行，挣扎着想要出来。在极度的压抑下，女主人公精神崩溃，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女人。

本文通过细读文本，解读吉尔曼在文中刻画的“疯女人”形象，并结合19世纪美国的社会背景，探讨当时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对女性主体性的遏制，展现吉尔曼对女性意识的弘扬及对父权制社会的批评。

一、父权制下的“疯女人”

“父权制文化是一种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是指贬低女性的经验与地位且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是父权制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将男性当做模式，而把女性视为异端和社会规范的边缘。”[1](P201)在父权制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她们不被允许拥有自我意识，社会为她们定位了自己应处的位置：妇女的位置只存在于家庭中，她们所需要的只是“熟练地操持家务以及在社交场合应付自如的能力”[2](P58)；时代赋予了女性应履行的职责：“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保管她过去存下的东西……没有变化的延续和抚育生命……以丈夫为中心，借此超越自身，和社会群体相连。”[3](P183)在小说开篇，女主人公和丈夫来到租住的那幢殖民时代的老房子，在她看来，“这是一幢鬼魂出没的房子,它颇富浪漫色彩,且给人以极大的幸运——但是这也将给人带来多大的灾祸啊!”[4](P108)这幢房子一定有它奇怪之处，不然“它的租金何以如此低廉?而且,何以如此长时间里未被租用呢?”[4](P108)女主人公把自已的疑虑说给丈夫听，换来的是丈夫对她的嘲笑，而这种反应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在吉尔曼的原稿中，女主人公说在婚姻中这种嘲笑是司空见惯的。从这里不难看出19世纪末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女主人公在产后患有轻微抑郁症，但她那具有很高声望的医生丈夫却不相信她身体不适，并确定地向亲友保证她的病无关紧要；女主人公认为适量的工作对自己恢复健康是有益的，但丈夫坚决不允许她工作；女主人公始终觉得这幢空置多年的房子古怪，但丈夫却说是风让她产生了幻觉；女主人公“当时要住楼下那间朝阳台、窗台上摆满玫瑰花，门窗上挂着精致的老式印花帘子的房间”[4](P109)，但是约翰却以那间房间太小，留给他自己的空间不够为由拒绝了；女主人公想要更换那沉闷而污秽不堪的黄色墙纸，但约翰却说这个地方对她身体有益，拒绝了她的要求，实则是他们只租了这幢房子三个月，在约翰看来没必要花钱更换；女主人公再次提出搬到楼下居住，约翰亲昵地称呼她为“幸福的小傻瓜”[4](P110)，却从不给她正面的回答。文中女主人公多次使用“就自己看来”[4](P108)，在这场婚姻中，女主人公只能通过日记的方式写下自己的思想、看法，但她的思想是没人关注、在意的，所以她多次发出“那你又能怎么办呢？”[4](P108)的无奈感慨。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在无人的时候，她会毫无原因地哭泣，但在丈夫面前，她从不敢这样做，因为丈夫让她自制。女主人公曾经试着和丈夫进行一场认真合理的交谈，表达自己想要拜访亲戚的愿望，但约翰从未正视过这种交谈，他严词拒绝，并要求女主人公“为了他而照料好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4](P112)，他把妻子当做自己的私有物，认为妻子的生活应该按照他制定好的轨迹行走，完全无视妻子的意愿，造成了女主人公愈发的静默。虽然约翰表现得细致周到，十分疼爱妻子，不让她操一点心，但从上述的事例可以发现，在丈夫的眼中，妻子没必要有自己的意识，她只需做个听话、顺从的妻子。

约翰称呼妻子为“小天鹅”[4](P110)，这一词汇的隐含意义指愚蠢的人，也许在男性的眼中，女性就是愚蠢的生物。他称呼女主人公为小女孩，因为在他眼中，妻子就是个思想不成熟，甚至会假装生病的小朋友。他可以严厉地责备她，因为他把自己置于老师、父亲的位置，他从未把自己和妻子置于平等的地位。这也反映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注定只能处于附庸地位。“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但是,这里的“人”并不包括妇女。妇女被认为在智力、体力等诸方面都劣于男人。女人中“人”这个字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平等、独立的社会人,而是劣等的、从属的生物人。”[2](P58)长期以来，女主人公的想法不被关注，而且她又被禁止写作，慢慢地，她不再表达自己的思想，女主人公面临失语困境，进而导致自身女性意识的缺失。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我”无名无姓，吉尔曼赋予其泛指意义，即“我”可以指代广大受压迫的女性，暗示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

二、疯癫中的觉醒

英国女权主义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于1929年发表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5](P2)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个中产阶级女作家，但她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所以她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住在丈夫租赁的房子里，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房间，忍受丈夫对她的种种压迫。但读者可以发现女主人公在承受压迫的同时也在对父权制社会中丈夫的权威进行反抗。

她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在女管家詹妮的严密监视下仍在不断偷偷地进行写作。她曾提到：“除了浑身乏力无法创作外,只要我高兴,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的创作。”[4](P109)写作对于她而言是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说出自己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是“一种解脱和消遣”[4](P112)，尽管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写作，还要防止被丈夫和詹妮发现，“所耗费的精力显然远甚于消遣所取得的效果”[4](P112)，但她从未停止自己喜欢的习作。

与女主人公相比，约翰的妹妹詹妮就是被父权制社会内化的女性。她是典型的“家庭天使型”女性，詹妮安心地做一名称职的女管家，听从约翰的指令，严密监视女主人公，向哥哥详尽地汇报女主人公的情况，她已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却毫不自知。女主人公和詹妮都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只是前者认识到了自己被压迫的处境并作出某些反抗，而后者坚定地站在男性一方，充当父权制社会压迫女性的帮凶。

女主人公长期被禁锢在那间婴儿室中，她什么都不能做，生活中没有任何消遣。在房间里，她唯一可做的就是观察那沉闷而污秽不堪的黄色墙纸。她对墙纸的最初印象是“墙纸的颜色令人反感甚至恶心”[4](P109)，她可以接受住在那间婴儿室里，但是只有墙纸使她耿耿于怀。但是慢慢地，她在观察墙纸中找到了乐趣，弥补了她生活的空虚，如她自己所言：“如今的生活比以往更令人兴奋不已了。你知道,我现在有更多的东西要期待、盼望和观看。”[4](P114)当一个人需要从她最厌恶的事物中寻找安慰时，可想而知她的生活是多么的悲哀。“墙纸外面的图案是富丽堂皇的阿拉伯风格,这种图案令人想起了伞菌。如果你能想象一种带节的伞菌科菌,一长串的伞菌含苞待放、发芽抽蕊,延绵不断地盘绕着——嘿,那正像是这种图案里的东西。”[4](P113)作者在此使用了“含苞待放”的“伞菌”这一意象，有生活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美丽的蘑菇总是有毒的，事物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伤人的毒性。而这和丈夫约翰对待妻子的态度如出一辙。约翰总是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打着为妻子着想的旗号实施自己的男权统治，给妻子造成精神上的极大伤害。而小说中的黄墙纸就象征着强大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女主人公发现“在晚上的任何一种光线下:无论是在曙光，烛光，灯光下，还是在最可怕的月光下，墙纸都将变成一条条的栅栏!”[4](P113)而且图案后面隐藏着很多爬行的女人，这些女人“一直在竭力想从图案里爬出来。但没人能从那图案里爬出来——它堵死了通道……她们想强行通过,然而图案紧紧扼住她们把她们倒转过来,这样就使得她们的眼珠都泛白了!”[4](P115)任何试图穿过墙纸的努力最后都会走向被扼杀结局，这也暗示了父权制力量的强大。尽管如此，女主人公没有放弃，在离开这幢房子前的最后一晚，她帮助图案后面的女人从图案中解放出来，“我拉她摇，我摇她拉，黎明前我们就剥掉了好几码墙纸。”[4](P116)小说最后，女主人公成了真正的疯女人，她把自己看做墙纸后面挣扎着想要出来的女人，她对丈夫说：“我终于出来了，不管你和简怎么阻拦。而且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撕了下来,所以你们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4](P107)

女主人公彻底精神失常，但她也挣脱了牢笼的桎梏，获得了梦想的自由，这不失为一种胜利。但这只是有限的胜利，因为长期生存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对女性的影响根深蒂固。女性做不到彻底地反抗。正如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她说：“外面有如此众多的女人在蠕动,而且她们爬行得很快。我不知道她们是否像我一样从那墙纸里跑出来!但是我现在已用那条藏匿得很好的绳子把自己安全地捆紧——你休想把我拖出去,拽到那条路上去!”[4](P116)她努力地想要获得自由，最后在自由面前她仍把自己局限在那间房间里，这反映了其反抗的有限性以及强大的男权力量对女性的影响。女主人公最后悲壮的结局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想要反抗男性权威，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三、结语

《黄色墙纸》作为女权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疯女人的形象深入人心。身为女作家的女主人公处在丈夫男性权威的统治之下，被置于女性同胞的密切监视中，但是她没有放弃唯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写作。她顺从过丈夫，但也反抗了男性权威施与她的压迫。她最后落得个精神失常的结局，但这种精神失常也是她觉醒的表现，因为她以精神失常为代价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作者通过这一疯女人形象的塑造，表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生存状态之艰难。稍有觉醒意识的女性面对的不仅仅是男性权威施与的压迫，还要承受未觉醒的女性同胞给与的压力。同时，作者也批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束缚，对女性身心造成的伤害。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反抗男权社会对自身的束缚压抑，但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女性需要男性的理解和支持，要想构建和谐社会，男性和女性需要真诚的合作，才能创造美好社会与幸福家庭。这一理念对于在现今社会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金莉,秦亚青.压抑、觉醒、反叛——凯特·肖邦笔下的女性形象[J].外国文学,1995(4).

[3][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4][美]夏洛特·P·吉尔曼著.吴其尧译.黄色墙纸[J].名作欣赏，1997(3).

[5]弗吉尼亚·沃尔夫著.贾辉丰译.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5）08-0057-03

2015-03-23

赵培培（1990-），女，安徽蚌埠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孙妮（1958-），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