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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二重奏:《二十四孝》及《二十四孝图》之价值摭谈

2015-04-10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二十四孝伦理价值观

陈 佳

(泉州市工商旅游学校 学前教育系,福建 泉州 362000)

价值是人们用于衡量和评判事物有用性,达成精神共识的尺度标准。如蒙田认为的那样,一套道德体系仅只表示某一特定区域所风行的价值标准。[1]中国文化价值信仰现实感和伦理感。“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2]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上,以血缘共同体为中心。“家族宗法血缘组织,本质是人伦关系。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相比西方的“真理型”文化,中国的“伦理型”文化更重亲情、贵人伦,充盈着情感关怀。但同时像心理上的“猴群效应”,僵化的道德所派生的等级尊卑观念使个人的自主行为束缚在家族、家庭网络之中,鲜活的个性被忽略和藐视。五伦八德是古代中国人处世的伦理标准,“五伦”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父子关系为根本;“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孝为先。《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中认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4]孝不但是对养育之恩的回报和调节父母与子女关系不可缺少的行为规范,行孝更有修养身心、促进家庭和睦的功能,推行孝道的社会也将和谐安定。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首先,孝的规范是自我在早期不断的亲子互动中渐渐学习得到的,它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其次,孝的外在的仪式,是以主体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真自我,向父母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假自我的切换;最后,孝的行为是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的训练。如此,孝的本质便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涉及到自我的个体保存,社会关系的和谐及延续,重要性远超诸德之上。“中国人认定价值之源虽出于天,实现则落在心性之中。”[5]142古代文艺作品中不乏孝子形象,如《诗经·蓼莪》中“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兴叹,《说苑》中泣杖孝亲的韩伯瑜,《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窦娥冤》中的窦娥,以及劈山救母的沉香等,这些妇孺皆知的形象直指孝的意义:规定了家庭人伦关系和社会道德准则。影响最大者非《二十四孝》及相关艺术作品莫属。

一、《二十四孝》文本的概念价值:价值源、价值观和价值矛盾

郭居敬,元末福建延平府八都村塾师,与弟郭守正、郭居业,从《孝子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古籍中,“尝摭虞舜而下二十四孝行之概”[6],并序而为诗,编成《二十四孝》,全称《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作为元明清普及孝道的通俗读物,其文本情节生动感人,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又迎合了宗法统治的需要,影响甚大。《二十四孝》的社会价值除了能够理顺家庭伦理关系之外,其本质上还能巩固封建伦理关系,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二十四孝的故事系统于唐代就已产生,五代以后的版本更是鱼目混珠,郭氏的版本显然是其中最具思想性的,不但删减了内容极端以及孝行不太明显的,且加入了文学创作的成分。以通俗文学的形式,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补充情节,竭力突出主人公的性格特质,予人过目不忘的深刻印象。《二十四孝》的文本,绝非仅指物理特性和故事情节,核心在于它的概念价值以及思想内涵。“诺思罗普(Northrop)教授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5]142。直觉概念指仅依据内因的感知就可迅速地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概念,假设概念是联想或直观推测得来的概念。《二十四孝》的直觉概念,包括三大维度:价值源、价值观,以及两者冲突所形成的价值矛盾。假设概念上,价值源和价值观既明确地围绕着孝的本质和手段,又彰显出多种道德体系的交叉,从而具有模糊性。同时,两者矛盾之处又形成两难处境。

(一)价值源

价值源是人类祖祖辈辈继承、沉淀下来的固定思维和判断体系。从适用范围上划分,价值源大体分为三类:一类为普世价值源,是全人类所呼吁、提倡的道德品质,具有根本性、恒定性,如善、爱、仁、圣、贤等;一类为规范价值源,是某个民族或社会所需要或特有的道德品质,具有历史性,如东方大力宣扬而西方却没有具体要求的仁、孝、忠等;最后一类为一般价值源,指不违反道德的生活方式,如勤、俭等。在《二十四孝》中,“孝”作为价值源,一方面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对人间真情和精神家园的寻找、思念和眺望;另一方面流露出对伦理缺失、老无所依等社会现实的焦虑。

(二)价值观

价值观的内涵较为宽泛,宏观上指人们对客观世界及行为结果的总体评价和看法。从伦理角度看,它是人们处理事情判断对错、进行取舍的道德判断取向。从微观角度看,价值观是一种内心尺度,依靠人们的自我理解和精神需求,对动机有直接导向作用。由于价值观同时受制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源以及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地位,因此随着环境的改变、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长,价值观有可能发生变化。价值观也有一定的规律:文化越古老,受众越多,价值观越稳定。价值观的概念层次较多,分布较广,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如《二十四孝》中表达意志的:勇、节、礼、忍;表达认知的:义、恭、让、舍;表达审美的:善、敬,等等。

(三)价值矛盾

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是否符合伦理”是一项根本的指标。某些时候,价值也会因相互间的“伦理冲突”而产生矛盾:第一种是价值源与价值观的矛盾,即孝的概念和规范之间的矛盾。如“卖身埋父”“扇枕温衾”等以伤身来达成孝。《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7]175,损害自身即是对孝的背离。“埋儿奉母”更是以牺牲亲生骨肉来成全亲情!第二种是价值要求不对等的矛盾,即缺乏对父母的要求。伦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爱,但在《二十四孝》中却只表达了子女对父母之“孝”,缺乏父母对子女之“慈”。“恣蚊饱血”中,吴猛之父任儿子被蚊虫叮咬,却毫无表示;“刻木事亲”中因媳妇对木像不恭敬,阴间的父母竟怂恿儿子休妻等。第三种是价值源和价值观与其他价值的矛盾。如“弃官寻母”通过放弃国家利益来回报父母之恩、成全家庭伦理,但“家穷亲老,不为禄仕”[7]175也是古人眼中的不孝者,从而使人陷入孝与忠的伦理抉择。总之,价值建立在“我”的基础上,价值源是一种外在伦理要求,是社会对超我的设定;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实现,是自我对本我的改造。《二十四孝》的价值矛盾源于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即社会伦理和内心需求的混乱,假自我与真自我的疏离,身与心的分裂。

二、王素《二十四孝图》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的融通

后世由《二十四孝》文本衍生的著名绘画概有:南宋赵子固的《二十四孝书画合璧》,元王克孝的《二十四孝图》,清王素的《二十四孝图》,现代陈少梅的《二十四孝图》、徐操的《二十四孝史》等。王素,字小梅,号逊之,清末甘泉(今扬州)人,幼师鲍芥田,多临华岩,书法绝伦,山水、花鸟无所不精,尤善人物,作有《梧桐仕女图》《二湘图》等。晚年绘小品画《二十四孝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堪称二十四孝题材绘画的麟角之作。

(一)构图布局的基本类型

1.核心型。画面以孝子为中心,其他景观、道具、配角为次要布局。如“啮指痛心”:曾参行色匆匆,占据画作中心位置,右侧位置的古树,象征孝子玉树临风的品藻;右上角的白发母亲,望儿复归,欣喜之色溢于言表。2.平衡型。孝子与父母各占画面一半,如“戏彩娱亲”中,老莱子“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戏舞于亲侧。又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小儿啼,以娱亲喜”[8]17,斜对角的父亲,被逗得手舞足蹈;母亲则背靠房门,一副爱怜的模样。后侧房内的木桌放着笔墨纸砚和书籍,暗喻“诗书乃起家之本”。老莱子学习“童心”,返璞归真,回归真性情,重塑了感恩文化的新模式。3.单一型。即只有孝子一人或两人,无父母在侧的想象性场景,如“扇枕温衾” “百里负米”,前者,黄香一人扇席,隐喻“天下无双,江夏黄香”[8]6;后者勾勒出子路“虽欲食藜藿,负米养亲,不可得也”[8]7的诚敬之行。4.对称型。父母与子女同处一侧,其他人物处对立面。如“行佣供母”中,江革、母亲与贼人,两两而立,剑拔弩张。5.前后型。“尝粪忧心”的画面舍弃了“尝粪”这样尴尬的情节,也没有采用“弃官”的铺垫,而选择了黔娄于树下焚香祷告,其父白发苍苍昏卧于室内的情景,以烘托忧伤之心境、急切之心情。主次人物,前后一动一静,构成了画面节奏、韵律间流畅的呼应。

(二)用墨形色的风格特质

画作皆取精彩瞬间,对文字素材加以诗意化和想象化的裁构。1.灵动:点、线、面、形、色等视觉风格圆润;人物面目清秀,善恶分明,表情收敛,呈现中国画特有的含蓄的特质,细节描绘精致。2.构图大多以人物正面或侧面为主,较少背影。道具有点缀和暗示的意义。3.绚丽:画面繁而不杂,精细清爽,突出语言、行动。如“亲尝汤药”中,繁琐的装饰物表现了宫殿的奢华,但并不喧宾夺主,而是间接烘托刘恒的人品高尚,执政者以身示范,表明孝是立身行道的守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4.斑斓:色彩因年代久远,呈古朴之土黄色,丽而不艳。如“涤亲溺器”中黄山谷靠河边,一身素淡,挽起裤腿,一手持便刷一手示意亲为;次要角色丫鬟位置靠右,却身披彩绸,呈劝阻状。5.丰盛:人物各具性格,表情各异或哭、或笑、或静、或动,衣纹、配饰纳尽百态,富者着锦绫,贫者破衣裳,反映社会现实。6.自然:人体比例不受拘于形似,只为表意,如儿童身材比例失调,头大身小,彰显可爱等。

(三)自然物设置的意味

艺术作品作为人化和社会化的审美加工,实际是自然物与社会物的结合。就审美对象而言,除人物形象外,其他装饰物、附属物都有独立价值隐喻。1.自然的移情。如“鹿乳奉亲”中,周郯子向猎户跪拜,说明奉亲缘由的场景,以高山流水相谐,暗指孝之境界如水,精神如山。2.动物的隐喻。 “扼虎救父”中,父瘫软于地,少女杨香手卡大虫咽喉,拳如雨下,毫无惧色,隐喻孝的正义压倒邪恶力量。“孝感动天”中尽管“父顽,母嚣,弟傲”[8]33,但舜“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奸”[8]33,画面中,舜弃锄,与求贤使节恭敬作揖,侧旁有一大象—大象乃稳重力量的象征,且“象”与“祥” “相”谐音,表示舜因孝而获晋升,已“出将入相”。3.植物的比德。如“哭竹生笋”中,孟宗抱竹而哭,地裂出笋。竹有千节,坚韧挺拔,好像孝子之品藻,风过不折,雨淋不浊。4.器物的借代。如“涤亲溺器”,黄庭坚为母操劳,器量甚大心境甚宽。5.环境的悬殊。“恣蚊饱血”中,父袒胸安睡卧榻,吴猛则伏于书案而眠,蚊多攒肤,猛爱亲之心至矣!6.神明的庇护。“埋儿奉母”中小儿手指浅埋土中一坛的黄金,坛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得金奉母遂心。7.天气的烘托。“芦衣顺母”的闵子骞于酷寒中衣不暖体,俯首拉车载父,善待后母,节如琼枝玉树。

三、《二十四孝》文本与画作的伦理价值:理想楷模与道德语境的渗透

(一)人格标准的普遍性

英雄是人类精神的旗帜,包括功业、智慧和道德上的各类英雄。儒家将道德英雄树为楷模,企望将修身齐家的智慧,运用到治国、平天下之中。作为神圣理想的形象,二十四孝故事文本和绘画的主角们所属社会身份多样,但品质集中,因而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帝王、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皆孝,淡化了阶级对立。

(二)生命体验的典型性

《二十四孝》文本与画作表达的孝子、孝行,丰富、明确和坚定地执行了儒家伦理标准。行孝的方式、实践和体验是不同的,但目的和动机是相似的。在这里,美的形态和孝的意念、审美客体的生命体验交融在了一起。可见艺术创造受制于某种终极目的,控制力是先于艺术创造存在的。

(三)神秘主义的意象性

中国古人认为,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它使生活中的一切悲剧、灾难和痛苦都变得可以承受。儒道佛思想都讲究上天自有的安排,而“孝”最原始的含义即是对鬼神的祭祀。对孝的形象认知也是从理性到至高的“天命不可违”,隐含着人们对神秘事物的畏惧和服从。太史公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9]《目连救母》的神话故事之所以能够口口相传,关键在于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理念劝人尽孝。《二十四孝》也将“天意”场景化:以神秘、诡异的自然神来教导或评价人世间的“孝”行,如“啮指痛心”中表现出的天人感应,“涌泉跃鲤”中传达的天人同构,“卖身葬父”中的天人合一,以及“哭竹生笋” “埋儿奉母” “孝感动天”中的天人合德等,无不如此。子曰:“时也,运也,命也,非吾之所能也。”[10]所有的主角都只在履行孝道的家庭责任,但这种道德选择、行动直接获得了神灵的庇佑。孝之行,既挖掘了生命的深层意义且与人之伦、世之理、天之道合一,并获得大自然力量的价值确证,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四、结语

在中国,孝的净化与实践是提高一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二十四孝》的主题理智地表达了封建孝道的精髓:对家庭关系的认知,对血缘情感的认同,对人伦秩序的顺从,以道德英雄为偶像。《二十四孝图》则依托文本,格调隽永,人物姿态稳重,景物、动植物、器物韵味无穷,以深厚的情感底蕴升华了画面表象,使人获得理性的顿悟,真正实现了以美明理、借景抒情的艺术价值。画本与文本相互呼应,如一首二十四个情景组成的富于伦理感和诗意的二重奏。但是,传统孝文化价值观最大的缺陷是情感“不宽容”,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说:“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的痴心妄想,想作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11]家长专制的重压,使孝子贤孙的人格变得呆板单一,面临自我意识的丧失,时代局限和阶级劣根性也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当前,传承和创新孝文化合理价值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单向性“父为子纲”式的行孝,显然不及双向性的亲子互动来得科学合理。违背人性、践踏人权的愚忠、愚孝理应抛弃。血缘之爱只是生物的原始本能,文明社会理应适度淡化并宽泛人类之爱。当人懂得去孝敬父母,帮助他人的时候,也就升华、温暖了自己;当人们懂得相互偎依的时候,就是每个人更接近“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孝文化新时期的意义就在于此。

[1] 阿德勒 莫蒂默.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M].王月瑞,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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