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远

（1.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姜亮夫先生《楚辞今绎讲录》为例

王海远1,2

（1.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新时期，楚辞研究的方法得到了创新，多种研究路径的探索活跃起来。姜亮夫先生提出了“综合研究”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研究材料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对全书的综合。从楚辞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这正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综合化的标志，而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在楚辞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此。

姜亮夫；楚辞研究；《楚辞今绎讲录》；新变

一

进入新时期以后，学术独立性大大增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论模式的简单化、狭隘化的弊病已越来越为学者们所清楚地认识到，于是多种研究路径的探索又重新活跃起来。1979至1980年间，80高龄的姜亮夫先生为楚辞进修班学员授课，既取用了自己过去《楚辞》的研究成果，又阐述了对一些问题新的理解，讲稿经过整理后出版，名曰《楚辞今绎讲录》[1]。这份讲稿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研究的总结，同时也是新时期在《楚辞》研究中运用新方法的代表性著作。

姜亮夫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我认为研究楚辞要综合研究。”[1]41他对此语注曰：“综合研究，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全书的综合研究，原来《楚辞》全书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譬如《天问》中有天、地理、传说、历史等，《九歌》中有民俗、风习、楚史、楚言，及大量的草、木、虫、鱼、鸟、兽等，需要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综合知识来研究才能奏功；第二层意思是每个选词也需要综合各门学科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解释。”[1]42他又说，“综合研究”四字的含意有二：“一种是本身材料的科学综合，二是指与其他边缘科学结合研究。”[2]归纳起来，所谓“综合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研究材料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对全书的综合。

二

所谓综合研究，首先要古今综合。胡适曾说过：“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3]游国恩先生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楚辞概论》一书，其中第六篇即名曰《楚辞的注家》，书中论列了王逸、洪兴祖、朱熹、吴仁杰、杨万里、钱杲之、汪瑗、屠本畯、陈第、黄文焕、沈云翔、冯绍祖、王夫之、肖云从、林云铭、毛奇龄、钱澄之、李光地、蒋骥、方楘如、顾成天、林仲懿、夏大霖、屈复、刘梦鹏、戴震、龚景瀚、祝德邻、江有诰、俞樾等楚辞注家。1980年，游国恩主编的《离骚纂义》由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他主编并由金开诚等人补辑的《天问纂义》，这是两部大型的资料集。

姜亮夫在《楚辞今绎讲录》的第一讲中，亦开列了14种古代注家的著作，有洪兴祖、朱熹、王夫之、黄文焕、蒋骥、戴震、林云铭、陈本礼、朱骏声、龚景瀚、刘梦鹏、胡文英、马其昶等。因为王逸的《楚辞章句》就在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中，所以姜亮夫第一部就选了《楚辞补注》。姜亮夫先生还提出一个读书顺序的问题，即先读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然后读戴震的《屈原赋注》，再读朱骏声的《离骚补注》。他还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楚辞灯》等，是从文学角度来讲《楚辞》的；《楚辞补注》《楚辞集注》及陈本礼《屈辞精义》、刘梦鹏《屈子章句》等是考证历史的；而黄文焕的《楚辞听直》及《集注》是借古讽今的。

像游国恩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旧注的汇辑工作并得以出版，以及像姜亮夫这样强调研究《楚辞》先要读古人注本，并且还列出阅读的顺序，这些只能是到了新时期才可能有的新气象。

三

从南北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研究《楚辞》，当首推王国维。游国恩将其《楚辞概论》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命名为《楚辞与北方文学》《楚辞与南方文学》。游国恩说，《越人歌》《徐人歌》等南方民歌“无一首不影响于《楚辞》，故我认为是它一脉相传的祖先”[4]。在书的第四章《楚辞与楚国》中，他强调了楚国的民俗、音乐和地理对楚辞的影响。显然，游国恩是要在南方文化中找到楚辞产生的原因，而且他明白表示这些需要进行“综合研究”。

姜亮夫的思路与游国恩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其又将之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渐次展开。姜亮夫曾写过两篇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是《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二是《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他在《楚辞今绎讲录》中又复述了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要点。姜亮夫认为，楚是夏的后人。夏起自西北，然后分为两支：一支沿黄河崦下，到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即周族，与殷族交于伊、洛之间；另一支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江介之间，与三苗文化相切砺，即楚族。他说：“楚国并非跟着周家的路子走。从民俗学、历史学的观点看，楚国保持着比较多的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人企图用儒家或法家的观点来考察屈原，这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1]37

姜亮夫关于楚族来源的观点，否定了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所提出的关于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由来的论述。郭沫若认为，殷人的一部分与宋楚诸国向东南移动，并把东南夷的旧居开拓出来了。而“殷人是富于超现实性的民族，他们最迷信鬼神”。“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周人则是比较现实的氏族。”他并认为，“南方的生活习惯较为原始，然亦较富于艺术味。这便是南方的思想与诗和北方的思想与诗，在风格和内容上何以颇为悬异的缘故了”[5]103。姜亮夫则认为：“从地理上看，楚在夏水之南，与夏民族根据地接壤，夏民族向南方流徙，沿汉水（即夏水）而南是易近之事。《楚辞》多言西方、昆仑，而殷人则无西方与昆仑之说。”他还认为：“周公避管蔡二叔之难，曾逃来过楚国，故周初之际，周楚关系颇密。凡此种种都可证楚为夏后，并可概见他与周、殷的关系。” “殷，是农业民族，舜为殷之宗神，豫是殷的根据地。楚民族的风习制度、文化多直接承继夏文化风习，和殷民族不同。”[1]43

这样，姜亮夫便在屈原思想特点与艺术特色之所由来这个根源上与郭沫若的观点拉开了距离，展示了另一种理论面貌。

然而，姜亮夫的上述观点也存在漏洞，因为殷是农业民族，周也是农业民族，周楚既同源，关系又密切，那么楚文化与周文化即王国维所说北方学派，至少应有所相似，如此则“楚国并非跟着周家的路子走”的结论，未免说得太绝对了。另外，《离骚》中的“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之诗句又作何解释？姜亮夫还说过：“重华是东方民族，是殷商族，非夏周族。舜到南方，是楚国加入中原文化的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东方的民族文化，楚国也继承下来了，所以舜便成为楚民族最敬仰的人物。”[1]70这一阐述与他自己所说的“楚民族的风习制度、文化多直接承继夏文化风习，和殷民族不同”的观点，显然是相互矛盾了。

姜亮夫说，“楚国世室的力量很薄弱”，“楚国的政权在令尹手里。楚侯的弟弟做令尹，这办法就带有氏族社会的痕迹”[1]50。楚国的政权既然在令尹手里，就表明地域性公共权力大大超过了世家的力量。其实，楚之世室的力量并不弱，昭、屈、景等三强宗就曾先后执掌过楚国政权。同时，楚侯的弟弟做令尹，也不能视为常例，更不能以此为楚国是氏族社会的证据。然而，姜亮夫正是在这个氏族社会论的基础上来阐述屈原思想的。他说：“齐、鲁、三晋的诸侯把儿子分封出去，‘三家分晋’就是这样出现的。……楚国的阶级制不那么凶狠，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读《九歌·国殇》就可看到战士为国家奋勇打仗，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情景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氏族社会的感情。”[1]62这里，姜亮夫显然是搞错了，之所以晋无公室，乃因骊姬之乱时，晋献公逐杀诸公子，并从此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此即所谓“晋无公族”。

不过，无论怎样，姜亮夫敢于抛开旧说，勇于探索楚文化的特殊性，探索楚国社会的特点，并以此寻找对屈原思想及楚辞的新理解，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四

姜亮夫研究《楚辞》重内证，因此他在文本分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他说《离骚》中有些句式较特殊，即将状语提到主语前，其中有一个字的，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之“纷”；有三个字的，如“斑陆离其上下”之“斑陆离”。他还说，《楚辞》中“兮”字的不同用法，“大约在四十八九个之多，与《诗经》及汉以后直到现在的用法不同”[1]38。如“《招魂》中的‘些’字，《大招》中的‘只’字，它们的用法与《离骚》中的‘兮’字，大体上同，往往语气加重一些”[1]38。

其不仅对虚词分析得很细，对实词的分析也同样细致。他说：“‘修’在《离骚》中用了十七次，与‘修能’有关的有五个。” “‘修’字在屈赋中占重要地位，用了三十多次。” “屈赋中还有一个等于‘修’的代词‘佩’，把‘修’与‘佩’结合起来读很重要”[1]40。

对《离骚》开头“惟庚寅吾以降”中的“庚寅”一词， 姜亮夫释曰：“在二千多件楚国青铜器中，有四百多件的铭文中含有‘庚寅’一词，估计这‘庚寅’是楚国最吉宜的日子。这也是民间的风俗。”[1]59他说，屈原对楚王的称呼有三：荃（荪）、灵修、美人。据此姜亮夫认为《离骚》既非屈原青年时作，亦非晚年时作，应是两次放逐以后之作，“因为作品中讲到‘修’，讲到中年以后的事”[1]67。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大致有三种说法，梁启超认为《离骚》是屈原见疏以后、使齐以前所作，孙次舟认为当作于怀王入秦前，郭沫若则认为作于其生命最后四个月中。相比之下，姜亮夫说法比较可信。

关于“离骚”之题意，旧解为遭遇忧愁，姜亮夫说“还是解为‘离别’的‘离’好，因为这样可以同屈原的全部作品及作品中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赞同游国恩释“离骚”为“牢骚”的观点，称其“讲得最好”5[19]。姜亮夫说：“离骚一词，我最初取证于扬雄《反骚》《畔牢愁》等，从联绵字角度证为牢骚一类。近些年来把屈作全部打通来看，觉得汉释别离愁思一训，最得主旨。别愁只是一别之愁，因别而愁是初遭别离的情态，是屈子放逐初期的情态，到远游则别已成习，而且要远逝了！是经常别离的情愫，故两文情愫相似，而主旨有深浅矣。”[1]87这样看来，姜亮夫对“离骚”一词释义的改变，正是其综合研究的结果。

这样的一种打通，自然是以《远游》为屈原著作权为前提的。以往很多人认为，《远游》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比如郭沫若即持此论。姜亮夫则反问道：“会不会是《大人赋》抄《远游》呢？”[1]83姜亮夫又论证说，“《大人赋》完全是以求长生不老的思想为基础”，“《远游》虽然也有这种思想”，“但后来否定掉了，尤其是思故乡一段，陡然回头忽而悲从中来否定了求仙”。“《远游》这篇文章中所有特殊用词，特殊使用的语法，独特的押韵法，同《离骚》完全一样”[1]83。姜亮夫还具体地说明了《远游》在文风、语法、用韵上是如何与《离骚》相同或接近的。这是《楚辞》学史上对《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最有力的辩护。

姜亮夫说：“在《远游》里屈原寄望南方，为什么呢？大概在怀王二十九年的时候，庄跷暴楚、暴郢”，“他到了云南，作了‘滇王’”，“屈原对庄跷这个人是有些寄望的。所以在全部楚辞，尤其是《九章》里，经常提到南方，这是很重要的”。“要恢复国土，只有从南方打上去”[1]81。为了这一解释，姜亮夫甚至将他在《屈原赋校注》中已为绝大多数论者所肯定的关于“南夷”的解释也予以否定。他说，自己“早年曾把南夷推为三苗遗族，现在看来恐还与庄跷有滋，因为庄跷的事迹恰与屈原同时，而屈原南放所到的楚国南疆辰淑，路线与庄跷入滇相同，所以可能屈原所指的南人南夷与庄跷也有关系”[1]87。当然，上述解释猜测的成分有些过重了。

在《楚辞今绎讲录》中，其第六讲为《〈离骚〉析疑》，第七讲为《论〈远游〉及其他》，第八讲为《〈九章〉新论》。从这三章的讲题中我们不难看出，此乃姜亮夫最有心得的地方，其中《远游》更是重点所在，而《招魂》在全书中只字未提。第九讲和第十讲分别名为《〈天问〉概说》和《〈九歌〉通说》，从中可以看出，《天问》与《九歌》非姜亮夫所认为的有见解的部分。

五

姜亮夫在《楚辞今绎讲录》的第一讲《怎样研究楚辞》中说：“综合研究这路子是不错的，而根本问题仍在于语言与历史两事。”[1]1这表明他在《楚辞》研究中强于语言而弱于历史。强于语言，故文本分析能出新意，并能对《离骚》析疑，能对《九章》作新解；而弱于历史，则使他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楚文化系统、突出楚文化独特性的努力不太成功。在此，笔者试举一例以证之：他说：“‘氏’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一部分民族的小集团的称号，他们聚居在一处，总得和别的氏族集团打交道，这就得有一个称号，这种称号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就称为‘图腾’。”[1]49在这里，姜亮夫将“氏族”意义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故其解释并不准确。因为氏族的称号，确可以是图腾，比如有熊氏之类，但除此以外，春秋战国时期的族姓往往还取之于官职、地名或谥号等。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明姜亮夫对《楚辞》的探索是否都是正确的，而意在指出姜亮夫所提倡的“综合研究”路子的正确性，它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综合化的重要标志。

[1]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2] 姜亮夫.谢本师[J].浙江学刊，2001（4）：86-89.

[3] 胡适.读《楚辞》[M]//胡适全集·胡适文存三集：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7-79.

[4] 游国恩.楚辞与南方文学[M]//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27.

[5] 郭沫若.屈原的思想[M]//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责任编辑：毕士奎）

The New Change of Chu-ci Study in the 1970s and 1980s:A Case Study of Jiang Liangfu’s Case Study of Lectures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Chu-ci

WANG Hai-yuan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2.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During the new period, the study approaches of Chu-ci got greatly widened, and a variety of research path have been explored. Mr. Jiang Liangfu proposed the viewpoint of “comprehensive study”, which include three aspect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aterials,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on, and book integration. From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u-ci research, this signalled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r. Jiang Liangfu’s “Chu-ci” study in the Chu-ci study history lies right here.

Jiang Liangfu；study of Chu-ci；Lectures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Chu-ci；the new change

I206.4

A

1008-7931（2015）06-0033-03

2015-10-20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SJB750011）

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