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娜（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可“说”性农民语言
——浅析赵树理小说的文学语言

王莉娜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赵树理作为当代颇负盛誉的作家，被冠以“当代语言艺术大师”的称号。他独特的个人条件又使得他的创作得以在吸收山西风俗民情的基础上，将农民口语加以提取、删选和改造，创作出一种可“说”性的农民语言。

可说性；成因；构成；意义

一、可“说”性农民语言的成因

作为著名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的小说晋味儿浓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致力于描写山西地区的人事景物和风俗民情，更在于他地道的山西味普通话。

（一）客观上对农民口语的熟悉。赵树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在农村长大的他熟悉农民的口语，他一生与农民水乳交融，在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广大群众其实就是话海，他们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家，他们每时每刻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所以，赵树理总会有意地将自己融入到群众中去，去发现农民口语中所蕴含的艺术。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举家迁往北京，他仍坚守为农民写作的理念，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去老家山西的农村下乡体验。对于这块养育了他的土地，对于这孕育了他艺术灵感的家乡，赵树理是充满感情的，他将农村作为不断滋养他艺术生命的沃土，将农民作为他灵感的源泉。置身于农村的赵树理，总是以一个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人，悠然自得，享受与民同乐的惬意。

（二）主观上对农民口语化语体的自觉追求。赵树理并非一开始就使用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进行小说创作，正如他早期的作品《悔》《白马的故事》即是采用“五四”欧化体。初步接触“五四”小说，赵树理痴迷不已，他曾向父亲兴奋地朗读鲁迅的《阿Q正传》，可是没读几句，父亲就拿着本旧小说走了。不仅如此，他在学校学到的“学生腔”也引起了父老乡亲的极大反感，在不断的碰壁，不断的反省过后，他开始冷静地重新审视“五四”小说，思考为什么在艺术上和内容上都远胜于旧小说的“五四”小说却得不到农民的欢迎？后来，他发现，这是源于二者所属不同的语言圈子，知识分子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文化教育皆不同与农民，他们口语中往往会掺杂些许文言成分、欧化句式，这自然不能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陈平原曾说：“‘五四’作家借助白话文运动，综合晚清白话文的‘口语’、新文体的‘新名词’、章回小说中的‘方言土语’，以及从古典诗文中吸取‘古语’、从西洋文学中借鉴‘西洋文法’，熔铸成一种新型的小说语言。”[2](P133)这种被“五四”文人自行创造，虽说推翻了文言，但其实欧化到比文言还要难懂的新型语体，得不到农民的喜欢和认可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赵树理自觉抛弃带有“知识分子口气”的欧化体，语言尽量口语化，力求创作出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的可“说”性文本。

二、可“说”性农民语言的构成

赵树理小说虽采用的是地道的农民口语，但却不是对它的照搬，而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加工。首先从鱼龙混杂的农民语言中选取最具艺术成分的精华部分，他们每天说的话，有生动活泼的，有庄严有力的，可是也有千篇一律的，枯涩呆板的，我们要去选择该学什么和不学什么，而选择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传达出我们的思想感情，能否传达得使人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按照这个标准，将俗语、绰号及农民常用口语纳入其中，对于使用范围狭小且不具可传播性的方言加以摒弃。其次便是对其加工改造。赵树理的语言旨在加工以更合乎“说”这上头，因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要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要照着原话写，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同时把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将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加准确鲜明。这样，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语言便颇具艺术性了。

（一）小说叙述话语的言语构成。赵树理小说叙述话语是从农民语言中提取出俗语、方言、绰号及习惯用语等艺术精华而构成，其语言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1.俗语。它来自于民间，纪录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经验，不仅生动形象，而且简练透彻，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文言中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天穷，这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纵观赵树理的26篇小说，巧妙运用俗语竟达260多处，使小说通篇洋溢着民间浓厚的乡土气息。例如：

（1）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小二黑结婚》

（2）小元说道：“你这老汉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 ——《李有才板话》

（3）脚行里有句俗话说，“要想赚钱，误了秋收过年”，越是忙时候，送脚的牲口就越少，脚价就越大。 ——《三里湾》

（4）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是怕老婆。 ——《孟祥英翻身》

从例子中不难发现，赵树理将从农民口语中淘来的金子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了小说中，自然熨贴，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例（1）中，将三仙姑的脸说成是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把三仙姑的老来俏刻画的入木三分，韵味无穷；例（2）中，表现了老农民老秦的胆小怕事，由于长期受地主的压迫，所以当得知小元等小字辈要选举新的村干部来和地主对着干时便畏首畏尾，生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例（3）中，展现了真实的农村生产场景，范登高和小聚因为各自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秋收时节运货脚价高，但需要搁置地里的农活，只能顾此失彼；例（4）运用风趣幽默的写作手法形象地揭示了旧社会妇女社会地位的低贱，只能在夫权淫威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这些俗语无一不体现了群众超群的智慧与语言天赋。

2.方言。赵树理对于方言的运用极其慎重，不像俗语那样随意，他认为土话只有本地人懂，外地人不懂，但写文章不单单要本地人懂，外地人也要懂。作品中适当用方言，使作品有地方色彩，可乱用了也会把人搞糊涂。所以要恰当地选取那些通俗易懂的，具有传播性的浅近方言。例如：

（1）（张木匠）偷了“小飞娥”的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娥”满屋子里撵他……可是，“小飞娥”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不要打哈哈！” ——《登记》

（2）李成娘说媳妇金桂：“不嫌败兴，一个女人家到集上买着穿！不怕有人划她的脊梁筋。” ——《传家宝》

（3）燕燕堵着气对妈妈和媒婆王奶奶说：“分明是按老封建规矩办事，偏要叫人假眉三道去出洋相！” ——《登记》

（4）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 ——《小二黑结婚》

这些例子中，“打哈哈”“划脊梁筋”“假眉三道”“死受”皆为典型的山西方言，但是由于它生动形象，人们往往可以依据上下文情节想象出它的含义，也不会影响阅读。但是若将其改为“开玩笑”“背后笑话”“装模作样”“拼命干活”，则大减人物光芒，毫无生活气息可言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则要尽可能地减少方言的使用，倘若全用这种山西方言写作，异域读者就会看不懂，所以也最好不用。

3.绰号。小说中给人物起外号是以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来表现幽默或讽刺的常用手段，绰号可以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也可以是其某一突出特点的形象表现。赵树理的小说中就广泛运用绰号这一手法，如“三仙姑”“二诸葛”“糊涂涂”“常有理”“一阵风”“小腿疼”和“吃不饱”等，它们形象、突出、易说、易记，比真名具有更强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使语言更加含蓄与幽默。有人曾批评赵树理的绰号使用太多了，对此他认为：“外号这个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浒传》里的人物，人人都有一个外号，黑旋风、豹子头、花和尚、及时雨、浪里白条……这些诨名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外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标志……”但是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外号却不同于《水浒》，后者往往用外号表现外在特征，并不能提挈一个人的全部，赵树理却可以“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P382)。如小腿疼，高兴时候不会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的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了，活生生地把一个自私自利、刁钻蛮横和投机取巧的农村妇女形象勾勒了出来。虽然一些绰号免不了陷入扁平式人物的流弊，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却使得读者常读常新。

4.惯用词。惯用词是指口语中短小的成固定模式的短语，在语义上具有描述性，既可以描述人事的形象状态，也可以形容动作行为的性质和状态。如：

（1）能不够是村里有名的巧舌头。

——《三里湾》 大

（2）二牛踢了个飞脚，好像卖膏药的练把式。

——《再生录》

（3）他烧骨灰强跟人家孩睡了一夜。悦

——《李家庄的变迁》 音

（4）发贵虽是只“瞎话篓”。

——《盘谷峪》

（5）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三里湾》

（6）城里的日军不上二百人，警备队不抵事。

——《李家庄的变迁》

（7）他们手下有一把子人想投老阎。

——《李家庄的变迁》

“巧舌头”指能说会道；“练把式”指练过技术的人；“烧骨灰”带有极强的贬义色彩，指不得好死的人；“瞎话篓”形容一个人谎话连篇；“风凉话”指不去帮忙，只顾着在一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抵事”指起不了大作用；“一把子”形容很多人。这些惯用词比形容词更凝练简洁，突出特点，闪烁着农民语言的独到魅力。

（二）小说叙述话语的语法构成。

1.句子长度压缩到最短限度。通俗化、大众化是赵树理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只注意让群众能够听得懂、看得懂，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所以为了迁就农民的阅读水平，赵树理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描写也少有。如《传家宝》中这一段描写：

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他到区上做工作去，家里只剩下婆媳两个，可是就只这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

这段话采用农民唠家常的语调，语言明白如水、精简干练，三个“一个”一气呵成，毫无拖沓感，既利落又风趣。

2.语言生动形象。刘绍棠曾经说过农民口语不外乎两大特点，一个是具体，另一个是生动；即使是描述抽象事物，也要有具体生动的形象比喻作为依托。[5](P138)如《小二黑结婚》里叙述三仙姑到区里的那一段，语言朴素动人，通过极简的几句话便将三仙姑和群众们的心理刻画了出来：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

这里作者没有直接去批评她的“老来俏”和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凭借着短短几句描写和衬托，就把群众的评头论足、家的嘲笑与不满和三仙姑的窘迫羞愧淋漓精致的展现出来了。

3.重视节奏感与韵律性。汉语中由于元音在音节中有优势，同时声调又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因此汉语的音节往往声耳、音调柔和、节奏明朗、韵律协调。赵树理借鉴的农民口语深深抓住了这一特点，如《孟祥英翻身》中：

孟祥英在地里干活，回来天黑了，婆婆不让她吃饭，丈夫不让回家。院门关了，婆婆的屋门关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门也关了，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邻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口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敢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呼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得湿湿的。

这段话将“关”“哭”“睡”三个动词进行重复性描述，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通过对比这三关门、三哭、三睡，有力的鞭挞了婆婆与丈夫的无情残忍与孟祥英的有家不能回、孤独无助的旧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处境。尤其是最后一句象声词的运用，“呼啦啦”反衬了孟祥英的悲凉，“明明的”星斗仿佛也在为她哭诉哀叹。

三、可“说”性农民语言的意义

赵树理正是借助了这些可“说”性的农民语言，漂亮地实现了人物性格的完美诠释和故事情节的巧妙设计，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是语言在其作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语言大师，却遭到了被否定、被蔑视的评价，诸如作品过时、下里巴人的语言、毫无文学价值等等。难道那些滥用的国外流行词汇会比扎根民间反映民俗的民族语言更时尚？难道那些冗长杂乱的不通句式会比简洁质朴、人民喜闻乐道的短句更有说服力？如果赵树理的语言只是那些学者所说的浅白、无艺术性，那么又怎么解释除了农民外那些高素质读者对其作品的喜爱，和其并没有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褪色而是越发耀眼这一现状？

郭沫若在读了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后曾不无感叹道，他被赵树理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所陶醉了。他的笔下展现的是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不论谁读了，都会感兴趣的。因为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如此恰如其分，即便是叙述文也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再没有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同时他的文法相当谨严，不像旧式的通俗文学，不成章节，而且容易断句。这说明了赵树理小说不仅仅通俗，通俗只是其外在表现，其语言的成功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许多人仅仅看到的“俗”的背后有着令人惊异的“不俗”与“大雅”。因此要真正认识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特点，须将大众化、通俗化的狭隘思路暂时摒弃，从立足现代文学语言的基础上，以审美的角度审视其小说语言特点。

同时，他的可“说”性的口语化实践还纠正了新文学语言过分欧化和言文分离的弊端。二十世纪有胡适和陈独秀发起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旨在确立白话文地位，解决言文分离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新文学仍是一种简易的文言文。不仅如此，对于西方文化地盲目吸收，如词汇、语法和言语策略等，也使得现代白话文呈现出与口语难以结合的拗口欧化意味。知识分子采用欧化的书面语，而人民大众仍操用民间语言，两个语言体系严重脱节，大家各说各的话，难以融合，也互不欣赏。左翼作家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新的分离问题，开展了关于“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鼓励作家真正融入农民生活中，创作出真正口语化的书面语，而赵树理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由此才确立了“赵树理方向”，作为大众学习的榜样。他的创作不是在文中牵强地添加一些方言、土语之类的民间口语，也不是只在人物对话中体现农民口语，而是完完全全地将整个作品口语化，以农民的视角看问题，以农民的思维想问题，以农民的语言说问题，是真正地贴合农民的写作。他的书面语口语化实践，成功地将现代口语与富有民间特色的农民语言嫁接到之前充满欧化气味的书面语中，扭转了一直以来言文分离的传统局面，对中国文学成为成熟的国语文学影响深远。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刘绍棠.乡土文学四十年[M].天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王占峰]

Can“Speak”the Languageof thePeasants——On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Zhao Shuli

Wang Lina

(College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Zhao Shuli,as prestigious contemporary writers,was dubbed“the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artists”in the title.His unique personal condition alsomakes his creations in the absorption of Shanxi to the customs of the farmers spoken to extract,delete selection,transformation,can create a“speak”the language of the peasants.This paper will be,“speak”the causes of the peasant language,composition,meaning three aspects are discussed.

to say;causes;constituted;meaning

I206.6

A

2095-0438（2015）08-0050-04

2014-12-01

王莉娜（1990-），女，山西阳泉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