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义，韩贵昌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向死而在”何以可能——基于海德格尔死亡论的理解与领会

郭忠义，韩贵昌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对死亡的领会，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重要内容。“向死而在”作为海德格尔死亡论的意义所在，旨在从“死”出发，去除“常人”沉沦的遮蔽，澄明此在，并最终直逼存在本身。然而，海德格尔死亡论的理解困难之处在于“向死而在”揭示的“在”的处境似乎是让此在心怀畏惧而无法持驻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向死而在”的路径进行正确的领会，并最终还原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存在论意义。

“向死而在”；畏；死亡；能在

“向死而在”作为死亡的意义，对其理解应当放入海德格尔存在论视阈内。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此在分析的意旨在于澄明存在。以此在为存在论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认为：“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1］282“向死而在”作为死亡的意义，应去除常人的遮蔽，让此在把死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承担起来。对“死亡”的领会应使此在本真地“能在”得以可能，并最终通达存在。依此主旨，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海德格尔死亡论的内在结构，分析海德格尔死亡论的理解困难所在，并对向死而在的路径进行重新领会，使“向死而在”得以实际展开。

一

“向死而在”本义即“死亡”对此在之“能在”本性有揭示作用。对“向死而在”的领会需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此在怎么了？即需要分析此在的存在本质与“首先与通常”的“处境”。第二个问题是：“死亡”是什么？即需要对本真的死亡进行领会。第三个问题是：“死亡”如何揭示“能在”？需要回答的是“向死而在”的路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海德格尔对死亡论内在逻辑的表述。

此在怎么了？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此在作为本真的存在，“首先与通常”是沉沦着的。

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地位。源始本真的此在是一种能在，“只要此在生存，此在就必定以能在的方式向来尚不是某种东西”［1］269。因此，此在总已经在被抛的“去存在”中先行作为可能性而能在。然而，作为能在的存在者，此在有可能本真地在世，也可能抛弃自身而作为常人存在。前者为本真能在，后者为沉沦状态。

从此在的实际生存状态着手，实际在世的此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者，其本质建构是操心整体。即此在是“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本质）——已经在……中的（被抛）——作为寓于……的存在（沉沦状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此在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到场的存在者却是逃避自身的存在本质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首先与通常寓于它所操劳的‘世界’。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1］204此在沉沦于“世界”而把自身的存在推给常人。沉沦的此在呈现为常人状态，常人给出“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先行给出一切判断和决定，卸除了此在的责任。日常的此在以闲言、好奇、两可的存在方式标画着此在的沉沦。并视死亡为自身之外的、与自身无关的死亡事件。

“死亡”是什么？在本真领会死亡概念特征的同时使此在得以“向死而在”。这是海德格尔的回答。

“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定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1］297此在之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法代替的、个别化的；死亡的个别化使此在领会到死亡的无所关联性，促使此在“主动把它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1］303；而死亡作为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是此在能在的大限，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的不可逾越性使此在“为自己的死而先行成为自由的，把此在从丧失在偶然的拥挤着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1］303。

在标画出死亡概念特征后，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表明此在是“到时”的。死亡从将来到时，撞击自身，此在经由死亡的撞击回到本真存在状态。而死亡作为可能性，在向终结而在中，“就必须不被减弱地作为可能性被领会，作为可能性成形，并坚持把它作为可能性来对待”［1］297。因此，死亡作为可能性迫使此在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能在。“向死而在”作为死亡的意义揭示了此在的操心整体存在。“将死亡理解为‘向终结而在’是将此在之能在的整体带到明处的前提条件。唯其如此，此在才能作为可能之在而本真在世。”［4］249

“死”如何揭示“生”？其涉及的问题是“向死而在”的实际路径。在海德格尔死亡论中，“向死而在”的实际展开有以下三个环节：畏死，良心的呼唤，先行的决心。

源始的畏来自于对死亡的畏。在畏这种现身情态中，死亡的不确定所产生的威胁持续地敞开着。这个威胁迫使此在从它的“此”处领会自身的存在本质与时间性的能在。对死亡的畏，把此在现身于其存在之“无”之前，无之状态作为此在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展出来，把此在彻底个别化为存在之可能性的操心整体。“畏为如此确定了存在者之能在而畏。”［1］305在畏死的现身情态的基础上，操心整体能在的可能性浮现了，然而“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论的可能性浮现。”［1］305向死而在仍需继续展开。

畏使此在能回归存在，直面本真能在。良知起于畏，畏死的良知公开自身为操心整体的呼唤。在呼唤中，此在以缄默的方式被呼入无家可归状态。无家可归状态是有罪责的不之状态。不之状态意味着自由的“不”的可能性。“不”是基于死亡的。不之状态从“死”出发，对此在之沉沦说“不”，而“愿有良知”，愿回到本真能在。

鬼子军官用手指了指周教授几个，又在空中划个圈儿，哇啦哇啦说了句什么，几个日本兵一齐弯腰嗨了声，哗啦啦散开站成一圈儿，用枪剌抵住周教授几个。

而这由良知所见证的本真能在状态被称为决心。决心是是一种“缄默的、时刻准备畏的，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我筹划”［1］339。作为自我筹划，先行的决心从死亡处出发，决计本真地在世。“决心并不抽身而出离现实，其情形是决定把可能之事按照它作为常人中最本己的能在所能是的那样加以掌握。”［1］341良知把此在唤入决心的处境，决心则把此在投入处境，从“此”处领会，在“此”处实际生存，从“此”本真地能在。

畏死在死亡的基础上提供了能在的可能性；良知在畏死的基础上，呼唤此在的本真能在；决心作为先行死亡的自我筹划，其前提是对死亡的存在论领会。通过上述三个基于死亡的环节，此在得以澄明自身。

二

对“向死而在”的展开表明海德格尔死亡论的基本思路是：此在作为本真的存在，“首先与通常”是逃避“能在”而选择沉沦于常人状态的；对此的破解需对死亡进行存在论的领会，揭示“向死而在”的死亡意旨，进而去除常人状态的遮蔽；另外“向死而在”的实现必须有其实际路径，即通过畏、良心与决心三个环节，此在最终得以先行到死亡中去，本真地在世。并最终澄明存在。

而“向死而在”有两个基本的意涵：一个涉及到此在（在的个体性）；一个涉及到能在（在的创造性）。“向死而在”的实际展开必须在营造出此在“个别化”境况的同时确保此在自由地能在。

在海德格尔死亡论中，死亡“把自身的一种从它的此本身产生出来的持续的威胁敞开着”［1］305，死亡是让人畏的。在畏死中，此在无处可逃，诸神隐退，万物消融，此在“直面”死亡本身。在这种死亡所营造的虚无化背景当中，此在试图沉沦于常人已无可能。此在在畏死中回到了自身，此在的“个体性”揭示无疑。然而，纵然此在逃无可逃，但却“总是心怀罪责，感到无家可归。因为本真的状态，正是将此在嵌入‘无’的背景中，无以依赖、无以慰藉。此在面对这样的情境总会心怀畏惧，渴望逃到常人中间去，让常人为自己负责任，因为只有在常人中，此在才有安全感”［4］20。因此，此在的能在（创造性）似乎是难以展开的。

“向死而在”基本意涵的矛盾反映的问题实质是“向死而在”的路径问题。“向死而在”意在从“死”出发，唤醒此在沉沦之“迷梦”而使此在得以实际整体能在，并最终追问存在。因此，此在必须“能够在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来到自身，并在这样让自身来到自身之际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保持住”［1］370。然而，如果“向死而在”所迫入的“能在”处境让此在畏而无法持驻的话，此在是无法来到自身的。基于此，首先我们应当对畏的现身情态进行审视。

海德格尔关于畏的现身情态的阐述出现在两个部分。在关于操心整体的阐述当中，海德格尔认为，畏“不是通过观望被抛境况开展的，它是作为趋就和背离开展的”［1］158，此在不愿能在，不愿畏浮现，因而把自身的存在推给常人而选择沉沦。在关于死亡的章节中，海德格尔认为，“在畏这种现身情态中，被抛入死亡的状态对它绽露得更源始更中切些”［1］305。死亡是“无”，对死亡的畏把此在现身于其存在之无之前，无之状态作为此在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展出来，把此在彻底个别化为存在之可能性的整体，此在一旦被迫入对死亡的畏中便逃无可逃了。因此，能在只有被迫入对死亡的畏中才是可能的。

然而，颇为费解之处在于，在“畏死”的情绪展开的“能在”境况中，这种理应让此在本真存在的“能在”境况却让此在觉得“茫然骇异失其所在”，呈现为“无家可归”的状态。“无家可归其实规定着个别化的在世。”［1］317个别化的“此在在委弃于它自身之际而茕茕孑立”［1］317。死亡、畏与能在的如此关系导致“能在”似乎是被迫的，是无所逃遁下的自由。而这种“能在”纵然不可逃离，也绝非此在欣然接受的。“能在”作为自由创造性的意义似乎被禁锢于畏死的个体化“牢笼”中而无法实现。

畏死是“向死而在”实际路径的第一步，如果畏死的情态是有问题的，那么，基于畏死条件下的良心与决心也是值得考量的。

在海德格尔关于良心的阐述中，一方面，海德格尔强调良知是建立在死亡基础上的，是从“死”出发对“在”的呼唤。良知的呼声及于此在，“对良知呼声的领会展露出失落到常人中的境况”［1］350，“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1］339，呼唤本真的能在。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强调良知的呼唤起于畏的情绪。所呼唤的是处于个别化境况的、被抛的此在。此在被呼入如此本真的在世中：世界消隐，无物持驻，此在被摆在世界之无面前为其最本己的能在而畏。

在海德格尔关于决心的阐述中，一方面，先行死亡的决心作为“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身筹划，”［1］339决计为自己给出当下实际的处境。处境“并不把此在隔绝在一个漂游无据的我中”［1］339，而是要求此在在当下整体的在世中解放自己，自由地面对其世界。另一方面，决心又是时刻准备畏的自我筹划，即决心把此在带入的实际处境仍然是畏的情绪下的处境。既要畏能在，还不逃避，这是难能的。

三

“向死而在”旨在澄明此在，进而通达存在。然而，其路径却似乎是存在困难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领会畏死作为此在现身情态时对这一情绪的误读。

畏死作为此在“向死而在”存在方式内的现身情态，从死亡出发，去除常人的遮蔽，迫使此在“不得不能在”，这是没有问题的。常人作为沉沦状态，不让畏的勇气浮现，而在本真领会死亡之际，对死亡的畏迫使此在回到了自身。“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的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1］217因此，将死亡领会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从“死”出发让“畏”的勇气浮现，其所指向的是沉沦的此在。在畏中，常人此在觉得“茫然失其所在”，无处可逃，呈现“个别化”的“无家可归状态”。

然而，需要明晰的是，“茫然失其所在”是对“沉沦着而使不在家‘淡化’的背离。”［1］219“个别化”是在日常沉沦自行沉陷后“在世的存在个别化”［1］218，是“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了出来。”［1］217“无家可归状态”是对安定熟悉的“沉沦着逃入公众意见之在家状态”［1］218的背离与澄清。这些从伦理意义上看似消极的方式作为此在的本真状态来讲，都是积极的。畏的情态所要带入的不是表义上心怀罪责、无以依赖的孤立处境，而是要让常人此在在死亡所揭示的操心整体能在中对自身的沉沦状态进行去蔽——畏所指向的“世界”让常人此在觉得茫然失其所在，觉得个别化与无家可归；然而，畏所展开的却是让具有存在本质的此在欣然接受的本真能在。常人与本真状态的此在作为操心的存在建构是需要区分的。

而在对二者区分之际，我们也须得明白，此在畏的情绪与此在对本真能在的欣然接受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此在“首先与通常”是沉沦着的，是常人状态，被常人遮蔽的此在只有在畏升起之际才能本真能在；另一方面，畏是对常人状态的去蔽，但畏所达到的个体化境况不是脱离“世界”，而是脱离“常人世界”而本真在世。这点让常人此在觉得畏而“茫然失其所在”，但处于畏中的、被澄清的此在对此“个别化”处境却是不畏的。

在正确领会畏作为现身情态的前提下，良知与决心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一本真的能在。

良知起于畏。畏将此在带入无家可归状态，而“被抛的个别化的无家可归状态，在呼唤中被一道呼出”［1］321。良知决意打断对常人的倾听，将此在从沉沦状态中召回到自身。“呼声向此在进言说，它‘有罪责’。”［1］321对常人说“不”，使此在得以领会：“应把自己从迷失于常人的状态中收回到它本身来。”［1］328

然而，良知“并不因此只是批判性的，呼声是积极的”［1］330。常人沉沦于“在家状态”而安然自得，因此，良知所呼唤的无家可归与有罪责状态作为本真的状态对常人来讲，当然就是畏而想逃避的。这是批判性的。但对于本真此在来讲，常人畏而欲逃避的“不在家状态”正是此在最本己的能在状态，是本真的“在家状态”。是无需逃避的。因而此在才能“愿有良知”，“准备被召唤”。

因此，“回到自身”的此在处于良知所呼入的这种“在家状态”中对能在才是倍感亲切而安定熟悉的。这种安定熟悉是此在脱离了常人的、因而是个别化基础上本真的安定熟悉。在安定熟悉的本真处境中，常人状态的安定熟悉表现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处同在、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公众意见、卸除存在之责与迎合等”［1］149。常人状态的此在表现为“虚幻的此在”。澄清的此在得以见证本真的、安定熟悉的、个别化的本真能在，并保持其为持驻状态。

决心起于良知。“对良知呼声的领会展露出失落到常人中的境况。决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1］350在愿有良知的基础上，先行死亡的此在决心追随良知的呼唤，摧毁常人状态一切逃遁式的自我遮蔽，把握本真的能在，在能在整体中击中良知，实现良知所见证的能在可能性。海德格尔说：“清醒的畏把此在带到个别化的能在面前，坦然乐乎这种可能性，坦荡之乐与清醒的畏并行不悖。”［1］353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畏的情态与本真能在是不冲突的。一方面，只有在“向死而在”的畏中，此在才能本真地能在；另一方面，常人畏而逃避的能在是本真此在乐于接受的。

基于如此领会，处于清醒的畏中的本真此在方可把自身投入处境中，处境是一种“此”，是当下的实际在世，这一本真的“处境本质上对常人是封闭的”［1］342。常人虚幻的安定熟悉对此在的自我筹划来讲，没有任何吸引力。然而，在“此”中此在的个体化世界也并非完全与共在世界相隔绝，此在在本真的共处中与他人共处，“让一道存在着的他人在他们自己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而在率先解放的操持中把他们的能在一道开展出来了”［1］340。决心在良心所呼入的本真处境中实际地已经行动着，从当下实际的“此”中开展自己。实际地在“此”“有所操劳地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中，把自身推到有所操持的共他人存在之中”［1］340。至此，“向死而在”得以实际展开。此在在死亡的无蔽中澄明了自身。并最终得以通达存在。

四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本质是宣示人之所在，其意义在于对以往哲学思维的逻辑的、超人的、先验的存在的否定，因为这些所谓的存在离开具体的人的生存之“在”便无着落。于是，以往哲学的本体性存在，便附着于人的现实存在而失去了本体之“在”的精神霸气和神圣光环，从超人的终极性存在，变成了现实的人之“在”。唯此，哲学才能理解存在的所在，存在的意义也因人之在变成精神的现实，在与人的际遇中呈现无比丰富的意义，并以无限多样化的形式向人洞开。可见，向死而在是人之所在。人之所在的形而上学存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我们认为，“向死而在”的宗旨并非让人消极地死或在无历史沉沦之死中实现存在，也非让人慷慨赴死去实现存在之价值。而是划定个体化的人的存在限度，在生死之墙上背向黑洞洞的死的虚无，等待壮丽的生命日出，体味和感知云蒸霞蔚的人间万象。可见，向死而在并非向死而死，而是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的“存在”论诉说，将一切价值和尊严赋予了鲜活的个体生命，并在个体生命的价值自觉中实现了对宇宙生命价值的确认。

“向死而生”绝非仅仅指向人的生命个体，也指向群体的生命。我们民族的宗教好生恶死，期待长生不死，没有死亡的文化准备，没有对死的哲学反思。向死而生可以克服我们的民族文化缺陷，在对死的忧患忧思中实现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和伟大复兴。一个回荡在历史中的声音，证明了中华民族怎样在“向死而生”中觉醒：“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这种“向死而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使中国迅速成长为经济巨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亡党亡国”“生死存亡”“霸王别姬”“人亡政息”的死亡警示，也是中国共产党新常态下的“向死而生”的生存论自觉，“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败不仅不会亡党，而且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有力量”［6］。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节庆，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2］靳凤林.死，而后已——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0-143.

［4］张志伟.向终结存在——《存在与时间》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初稿）［G］//“现象学与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会议论文集，2004.

［5］甘祥满.死亡与此在的澄明——早期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诠释意旨［J］.兰州学刊，2010（2）:17-20.

［6］叶小文.从塌方式腐败说起［N］.人民日报，2014-10-27（4）.

【责任编辑赵颖】

B516.54

A

1674-5450（2015）03-0005-04

2014-12-20

郭忠义，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