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继东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宋翔凤《管子识误》初探

郝继东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宋翔凤《管子识误》在其著作《过庭录》中，是清代学者对《管子》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校语虽仅158条，但充分显示了宋氏的校释《管子》之功。它以识误、辨误为主要内容，以校勘、训诂为主要手段，诠释世传本《管子》存在的错讹及其原因，实乃继王念孙、孙星衍二家管学研究之后又一重要著作。《管子识误》确实为《管子》的流传起到作用，也为后人研读《管子》有帮助。

宋翔凤；管子识误；价值

清代学者宋翔凤在《管子》研究史上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管子识误》是其管子研究的核心著作，书中体现了他的训释方法和研究思想，对后学的研究影响颇深。兹撰文如下，以个人所识就正于方家。

一

宋翔凤字虞庭，一字于庭，清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泰州学正、湖南新宁、耒阳等县知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①宋翔凤生年有三说：乾隆四十一年（1776）说、乾隆四十二年（1777）说和乾隆四十四年（1779）说，各有所据，当下多数学者认同乾隆四十一年说。，卒于咸丰十年（1860），享年85岁。从舅父庄述祖受学，与刘逢禄为表兄弟，在学问上互相砥砺。是清代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1］。著有《论语说义》、《四书释地辨证》、《孟子赵注补正》、《过庭录》等二十余种。

《过庭录》是宋翔凤积数十年心得而成的读书札记，辑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书成于咸丰三年（1853）。该书考证经史子及诗文三十多种六百余条，其中不少创见为前人所未发，亦待今人加以利用。此书征引繁富，考辨精审，是清人学术札记中的精品。有咸丰三年浮溪精舍刊本、光绪七年（1881）会稽章寿康《式训堂丛书》重刊本、《皇清经解续编》本、1930年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本、1972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本。1986年梁运华以会稽章氏刻本为底本加以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整理本。

《管子识误》（以下简称《识误》）初刻于道光五年（1825），后辑入《过庭录》内，为第十四卷。除以上《过庭录》的版本外，民国间中国学会曾辑《周秦诸子斠注十种》，即影印的是道光五年的刊本。从《十种》本所见的《识误》初刻本来看，刻本上下单边，左右双栏，黑口双鱼尾，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大字单行，小字双行；大字为《管子》原文和作者案语，小字为《管子》篇名及版本差异标出；原文顶格，案语低一格。首题“长洲宋翔凤记”，末附后记。主要是校诂《管子》重要文句，正其讹误。

本文以中国学会所辑的《周秦诸子斠注十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本为对象，对宋翔凤的《管子》研究加以阐述。

二

宋氏命其著曰“管子识误”，顾名思义，“识误”者，标记讹误也。因而其书多为记录他所认为的《管子》通行本之误。宋氏校误的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一是他既为常州学派的大师，当然其治学贵在汉、宋兼采，不拘泥于门户，因此治《管子》时以合理为要；二是在常州今文经学的大师中多有研习《管子》者，如庄述祖就有对《弟子职》的研究，对宋氏的《识误》有一定的影响；三是他个人的际遇，他有幸获见一个影抄的南宋初年《管子》版本，发现其中很多文字胜于传世本，故有“识误”之举。宋氏曾在序中说明了他的《识误》的来由：“明刻管子，以刘绩本为近古，有意改处，皆明言之。其后有赵用贤本，稍逊。嘉庆壬申岁，客南昌，就郡守张古余丈，借得影抄南宋初年本，校对一过，绝多胜处。王石渠、孙伯渊诸先生所据之宋本，皆从此本校于今所行本，不能无遗漏。倘有力者借影抄本重雕，则盛事也。尝见石渠先生校管子既精博，岁甲申至广州，颇与同岁生临海洪君论管子，而余时出异同，遂录所见，为《管子识误》。冀附王、洪两家之后，以质好古君子。”［2］这段文字阐述了宋氏对明刻本的不满，又得宋刻本，见有许多胜于明刻本的地方，并与王念孙、孙星衍所校核对，于洪颐煊处讨教，成一家之言。

综观宋氏《识误》所校误的内容，有这几个方面：首先，驳通行本之误，主要是指出了明代刘绩本和赵用贤本的不足。明代刘绩本和赵用贤本《管子》是清代《管子》行世的主要版本，尤其是赵本流行极广，清代的许多刊刻影印校订本多以此为底本。如清代学者戴望的《管子校正》，即以赵本为底本。宋氏将所借南宋初本与现行本校对一过，便发现现行本许多不足之处。如现行本《形势》篇有“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一句，刘绩本据《形势解》所改，而南宋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来者其人莫来”，宋氏认为宋本是，并释义曰：“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与道俱化而不见其往也；道来者其人莫来，亦与道化而不见其来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无往来之体'。”［2］看来在这条的释义上，宋氏遵从了尹知章的注，也肯定了所见南宋本的价值。其次，驳各家注之误。宋氏在驳版本讹误之余，也顺便指出因误字而出现的误注，乃其识误工作的扩展。如对《问》篇“各主异位，毋使谗人乱”语，宋氏认为朱长春注“读为普遍之普”是错误的，他说：“言毋使谗人扰乱废其君之位。而其德中心营卫九军相亲之心也。”［2］另外，宋氏在案语中详细分析了二字的区别“，”从

宋氏的《识误》以札记体为著述形式，一仍清代学者在《管子》研究上的特色。笔者认为，札记体的研究比较符合以经学为中心的诸子研究观念，即博搜广考经学以外诸子的客观需要，当材料被累积成书时，其原有的札记形态仍然保留在著述中。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清儒中王念孙、孙诒让、俞樾等的《管子》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遵从了这一研究范式。这种著述的优点在于形式上的自由，有则出注，无则不出，比较符合以子证经的身份，和子学研究在清儒研究中的地位。

宋氏《识误》的撰写体例大致是：先指出宋本与通行本的不同，然后用案语校释，多数情况下认同宋本的内容，而批驳通行本的讹误。有时也引用王念孙、洪颐煊、庄述祖说来辨误，而不下己意。有时只比较宋本与通行本的差异，而不置可否。有时只是对通行本的文字进行解释，而并非通行本有误，可能是因为该文字理解上容易致误。总的来说，由于《识误》属于札记体著作，著述上比较自由，因而在体例上并不整齐划一。

宋氏《识误》所用参校本，据自序记载，为影抄南宋初年本。根据巩曰国的研究，宋代《管子》的版本有两个：杨忱本和蔡潜道墨宝堂本。［3］杨忱本初刻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后复刻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前有杨忱序，后有张的《读管子》，流传于今。墨宝堂本初刻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因存量极少，且劣于杨忱本，故十分罕见。因此，笔者推断，宋氏所用参校本极有可能是未经明人刊改的杨忱本，确切考证，尚须时日。宋氏所用明刻本，据笔者全文查找，有刘绩本、赵用贤本、朱长春本等，但吴氏明显认为上述版本稍逊。另外，吴氏还提到一个“传本”，即所谓的通行本，但这个本子为何本，目前还不明确，尚待考证。

通观宋氏的《识误》，其明显的特点是以宋本为主要参校对象，在通行本上标出与宋本的不同处，久之便形成了《识误》的主要内容。由于宋氏认为他所参校的宋本“绝多胜处”，而且在案语中也多以宋本为是，故而名其书曰“识误”。这一命名既道出了其书的核心内容，也标榜了该书的最明显的特点。翻看《识误》，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如《霸言》篇“均分以钧”宋氏“钧”下小字注曰“宋本作‘钓'”。［2］另外一个特色是偶用王念孙、孙星衍等人的观点。前面宋氏在序中提到，他在著作中节用时贤观点的初衷，在于王、孙、洪三人之说“精博”。如在《法禁》篇“遁上而遁民者”句下宋氏案语曰：“《广雅》：‘遁，欺也。'贾子《过秦》、《史记·酷吏传》并云上下相遁，皆谓上下相欺。‘遁'亦作‘'，《淮南·修务》‘不可以状'，高注：‘，欺也'。”［2］王念孙《管子杂志》此条下注语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广雅》曰：‘遁，欺也。'贾子《过秦篇》曰：‘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史记·酷吏传序》曰：‘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皆谓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淮南·修务》篇‘审于形者不可以状'，高注曰：‘，欺也。'”［4］显而易见，宋氏的案语来源于王说。

三

宋氏虽然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但他的《识误》还是保留了考据学的特色，在著述形式上仍是札记体，研究自由，随心所欲。内容上也以文字训诂为主，记误是通过通行本与宋本对比获得的，说明了宋氏对所见宋本的重视。宋氏将宋本《管子》与明代刘绩本、赵用贤本参照，间引王念孙、孙星衍、洪颐煊之说，累记通行本之误。，在清代众多的《管子》研究成果之中，《识误》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

首先，《识误》保存了宋本之旧。《识误》中共158条，其中标明宋本的有86处，明确肯定宋本正确的有18处。从所记讹误的情况来看，宋氏一依宋本之旧、以宋本为是的条目极为常见。有的还下案语曰“宋本是”，有的甚至连这样的案语也省略了，直接注出“宋本作某”就视为宋本正确，标明宋本有误的只有一条。一般来说，对宋本的记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通行本某句某字下以小字标出“宋本作某”。如果宋氏对宋本与通行本作了穷尽性查找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到宋本的面貌，倘若所用的宋本散佚，就可以以《识误》的记载来略补遗憾了。从宋氏之序言可以看出，他的校勘工作是研究了明刘绩本、赵用贤本和王念孙、孙星衍所校《管子》之后，又和洪颐煊研讨而形成的，他认为刘本近古而有臆改，赵本稍逊，王氏、孙氏参宋本，但“不能无遗漏”。可见，宋氏的校勘应该是借鉴了上述学者的优点而避免了他们的不足，是精当的。至少，他所标出的宋本应该是少有遗漏的。

其次，《识误》的校勘多所创见。宋氏的主要任务是识误，也就是他认为宋本为正，意图以宋本勘正其它诸本。除此之外，宋氏还有一些校勘工作，多有创见，极有价值，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对《幼官》篇“夜虚守静”的案语曰：“夜虚守静，即《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也，《管子》同《老》义，‘夜'当作‘致'，后《幼官图》并作‘处虚守静'。‘处'古作‘'，与‘夜'、‘致'字并形近而讹。”［2］此处辨一讹字，“致”讹为“夜”，因形近而误，并以《老子》类似文字为证。这本为后世校勘之他校法，宋氏运用的已经比较纯熟了。再如上文提到的对《法禁》“遁上而遁民者”的案语，为训诂字义，这样的例子虽少见，更不像考据派那样释一字而穷经的烦琐，但也可看出宋氏对训诂工作的重视。总的来说，宋氏的校勘工作主要有训诂文字、校勘文字的衍讹脱倒现象、辨识文字通假等，这些校勘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学术水平。

最后，推测致误之因也是《识误》的价值所在。《管子》是一本流传较久的图书，要其在传抄过程中无错讹简直是不可能的。既然错讹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林林总总的错讹形成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历史上推测造成图书错讹的学者大有人在，就《管子》来说，清儒的研究成果极繁盛，推测错讹原因的也极多。宋氏《识误》以记误为主，但根据经验推测错讹之因也极有特色，也为古籍传抄致误之因的总结添些贡献。如对《小问》“忠也者，民怀之”，宋氏案语曰：“《说文》‘仁'字古文作‘'，此‘忠'字当是‘'字。《管子》多古字，写者不识，改为‘忠'。《论语》：‘仲弓问仁，子曰：“子所不欲，勿施于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正释此‘仁'字。”［2］此处解释了因文字形近而误，“仁”字古文作“”，与“忠”字形似，后人传抄中误作“忠”。对《水地》“齐晋之水，枯旱而运”，宋氏案语曰：“古齐、晋二字易相误。如《易·晋卦》孟氏作‘齐'，《公羊春秋》‘晋乐施来奔'，《左氏》经作‘齐乐施'。则《管子》旧文当作‘齐之水枯旱而运'，校者见上文已见‘齐'字，知此文是‘晋'，遂定为‘晋'字，而两存其读。”［2］此文因两存而误，“齐”“晋”古易相误，校者已知此处“晋”应为“齐”之误，后代不识者遂抄而为一，故致错讹。凡此种种，宋氏说明致误之因，虽全为凭经验的臆测之辞，但这种学识和胆略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总的来说，宋翔凤的《管子识误》以标记《管子》讹误为主要内容，其中大部分是记录与其所见宋本有异者，另外也标记其它版本文字之讹衍脱倒、注者之误注以及对文字的训诂。《识误》的札记体的著述形式也沿袭了清代学者《管子》著述的风格，灵活而自由。虽然宋氏识误多依所见影抄南宋初年本，并参以王念孙、孙诒让、洪颐煊等人的校勘成果，但他的识误仍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他的佞宋而存宋的行为、有所创见的校勘和对致误原因的推测仍然对后世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现代学者研究《管子》时多参考之，如郭沫若等人的《管子集校》、黎翔凤的《管子校注》等。

［1］赵尔巽.清史稿：卷482［M］.北京：中华书局，1977：3268.

［2］宋翔凤.过庭录［G］//周秦诸子注十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243-244.

［3］巩曰国.管子版本述略［J］.管子学刊，2002（3）.

［4］王念孙.读书杂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433.

【责任编辑杨抱朴】

K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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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450（2015）01-0111-03

2014-09-25

郝继东，男，内蒙古通辽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