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娜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建构

郑丽娜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发端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概念，借助近代意识哲学范式以主体论形式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也面临了被解构的危险。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形而上学被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内，而意识哲学范式已经走向衰竭，因此，他在语用学维度下，以“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为基础建构起后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纯粹理性的缺陷。后形而上学立足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为人们的信仰找到了精神家园。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语用学；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哲学到意识论哲学发展壮大在20世纪形成了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四种哲学思潮，究其实质不过是整个思想发展的四个不同的方向，每一种哲学“已经完全从内部决定了这种为规范的自我批判所左右，并根据自身的问题不断地进行自我的（分析哲学）传统走向”，面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以及科学万能主义的不断发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也越演越烈，理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哈贝马斯主张对理性、主体性、真理等进行重新定位，他通过对传统理性进行批判分析其内部分裂之处，通过将形而上学由先验转向实践的“实践智慧”来重建形而上学，并在生活世界中完成其理性的重构，他将哲学研究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交往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体性”“真理”等概念建构起后形而上学的崭新逻辑结构，即在面对生活世界过程中用交往理性这把利钥，以语用学维度建立其后形而上学理论。

一、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思想的阐释

哈贝马斯将形而上学思想理解为意识论范畴下的形而上学，他将形而上学归结为本源哲学的同一性主题、存在与思想一致以及理论生活神圣意义，即同一性思想、理念论及强大理论概念。

同一性思想注重寻求能够将万事万物整合归一，提取出抽象的真理。从古代哲学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世界始基的建立，进而剥开丰富多彩的世界内部的外衣寻找统一的永恒不变的“一”，到神话世界里能够联系各个事物的“一”的探索，再到唯心论视野下的能够表达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抽象关系中的一对多的理解。同一性思想实质上是依照事物存在自身内部的规律提取出的典型和范例的理式，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唯心论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唯名论和经验论在形而上学的起点问题的争论使得形而上学形成了新的基础——主体性。主体性问题是整个近代哲学研究的重心，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即认知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一把打开我们对于对象的内在绝对想像领域的钥匙。海德格尔解释笛卡尔的任务是“将人理解为自我确定的自律（selbstgesetzgebung），以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形而上学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这里转向了主体性理论，形而上学开始和主体性发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要么自我意思被理解为基础的先验能力，要么作为精神被提升到绝对高度，观念被赋予理性规定性并与主体性相互关涉。

在哈贝马斯看来，所有的个体最终自我拯救的方式均是通过理论生活方式走向了宗教，理论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一切实践生活方式，理论方式在摆脱了自然世界观的束缚，以超验的方式在封闭的理念世界中自我满足。形而上学到近代失去了同神圣性的关联，留下了在理念领域的纯粹理性的唯心论理念，为了保护科学不受地域偏见的影响，直到胡塞尔这里依然形成了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并有其内在根据的绝对主义理论观，它远离一切尘世而变得纯之又纯。从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概括中不难看出形而上学一直对基础理论有着孜孜不倦地追求，它的不变的努力便是要为沉思生活奠定稳固的基础，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思维发展就是一部意识论哲学发展史，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二、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

意识论视域下的形而上学发展至黑格尔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直至19世纪20世纪交替时期，哲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改变，这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了形而上学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继康德否定了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的可能性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和持久的哲学变革，这一系列变革的理论后果成为了现代哲学研究视角，将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相联系起来的多种因素中，最初的为科学和哲学寻找某种根本性和共同性的基础的质朴愿望，仍然是现代多数哲学的研究意愿，所不同的是，哲学到现代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知识理论，如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以语言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哲学，对后者而言是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理论的出发点，以语言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当它力图为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提出一种明晰而有效的经验主义理论，并且坚信这种理论既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又能为科学知识及其理论陈述提供方法的说明的时候，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某种共同的和不变的基础的理论立场。现代哲学面对的仍然是传统哲学遭遇的那些不变的与人生存境遇密切相关的存在问题和知识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真理在意识理论中能够找到等价物，意识论的形而上学整体性思想受到了“程序合理性”“理性”“语言学”“超验的萎缩”四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而产生了动摇。程序合理性使哲学面向生活世界而不能保证形而上学在理念范围内的统一性；理性将历史意识纳入自身范畴而不得不转向新的交往范式；语言学在意识论哲学向语言学过渡之后走向了语用学维度，超验萎缩后的哲学在实际的境遇中使人们开始注重行为和日常交往的语境。在现代哲学反思前提的维度下我们可以用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思想来解释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转变，或者“形而上学”仅仅代表的形而上学问题或关于人和世界的整体性问题的一种探讨，之后的哲学研究在此意义上仍然没有离开传统形而上学体系，那么现代领域的形而上学如何才能够突破这一传统的思想束缚呢？哈贝马斯将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哲学除了在追问普遍性这一问题来看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他方面与科学处于相同的地位。哲学在理论领域内的作用人们已经能够达成共识，而问题的焦点则是在生活实践领域内。哈贝马斯从形而上学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关系入手，指出只有理解了宗教问题才能够理解该宗教背景下人们的道德、习俗、人格等概念的真正涵义，只有通过社会化这一中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间接的理论努力对语义学潜能不断地挖掘阐释，保持主体间性的自我理解的活力，这样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注重哲学研究与生活世界分析紧密结合，他认为哲学必须放弃其信仰地位而将其重心转向日常实践。哈贝马斯指出哲学只能把握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而在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思想不可能沿着“终极性”和“整合性”的路线继续发展，那么现代形而上学思想又是该如何发展呢？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的哲学思想仍未完全摆脱“笛卡尔式”二元论哲学的本体论前提，形而上学的表现形态是意识哲学，这种以意识为本源的哲学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如自然主义首先对这种哲学发出了质问和怀疑。哈贝马斯通过语言哲学的转向给意识哲学的批判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意识哲学的症结在于只考虑到了主体自身内部的观念之间关系而不是从主体与外在对象的关系进行沉思，这样的结果便是意识在意识的圈子里无法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而语言哲学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语言哲学将我们带出形而上学之争的尴尬境地，即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然而语言哲学转向最初是在语义哲学范围内完成的，这种抽象化的特点又使得语言自我关涉变得模糊，而将语用学纳入到形式分析的第一步。语用学的前提便是能够使交往者根据世界中事物达成共识，在现象界的知性理解和经验理解之间建立起弹性关系，这些关系深深植根于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再生产的社会现实内部。哈贝马斯最终在交往范式的理论的牵引下用语用学走向了后形而上学。

三、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形成脉络

哈贝马斯从狭义角度的理解是语言表达的行为是言说者为了用语言和其他人就某一事物达成一致，目的行为是使行为者进入世界，将目的行为置于在合作关系中，并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他指出言语行为的自我诠释功能，因为语言的自我关涉结构，以言行事成分便可通过实际使用的评述来表达具体内容的意义。奥斯汀认识为这里的自我解释是建立在由语言共同体确立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基础上。哈贝马斯从目的行为的非交往性和言语行为的交往性出发，推出以下观点：“如果我们从目的行为对命题知识的非交往行为运用出发，我们就会遇到目的合理性概念，这和合理选择理论的理性概念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合理的交往性运用出发，我们就会遇到交往理性概念，意义理论可以根据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对交往理性概念做出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他将目的行为和交往行为视为互不干涉的两个类型，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互动。互动将多个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协调起来，建立起他者与自我行为的联系。交往行为的互动则不然，它意识到自然语言不仅是传达信息的媒介，同时发现其内部具有了能够整合社会的源泉。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和策略行为两方面入手，对于言语者和听众者来说，共识应该建立在主体之间自愿地协调起来的基础之上，策略行为的共识是通过奖励、威胁和误导等形成的，这些行为语境破坏了语言行事力量的权威和“联系”的前提，交往行为的共识力量则是通过语言自身的约束力将行为协调起来。言语行为的协调功能在于听众能够接受言语行为内部的约束力也对具有行为意义的后果产生了影响。而在策略行为中的语言则处于从属状态，它是为了迎合言语者的目的，而非建立协调机制，以目的论为出发行为者欲与第二人称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这样语言的约束力则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一旦对方发现行为者有不符合共识的目的趋向，则策略行为也就宣告失败。在交往行为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目的论结构，这些目的行为通过语言联系起来形成主体间共同的语境。在交往过程中，无条件的言语行为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的行为计划在主体间共有的语言结构约束下能够依据共同的语境进行相互协调。

接下来，哈贝马斯进一步剖析交往行为的前提——语言，交往行为概念表现出的直觉便是在语言的内部存在理解的目的，这里的理解是指言语双方就事件与他者达成理解，理解是建立在双方都认为有效的前提下，对一定事物的理解能够用主体间共同承认的可以接受批判检验的基本表达来验证，领会语言的有效性和语言自身表达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事情，但是二者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在达米特的语用学重新解释有效性问题方面加以继承和发挥，真实性首先构成了交往行为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构成了参与的主体之间相互达成理解的焦点，在推动提供言语行为和接受者采取赞同或反对立场方面所发挥的是一种语用学的作用，而按照语用学来理解，言语者完成行为式命题的有效性要求取决于情态能力，以言行事成分便成为了合理性的核心问题，这种合理性表现为有效性前提，与此相关的有效性要求以及用话语兑现这些有效性要求的理由之间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有效性问题不仅仅是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正确性和真诚性是有效性的另外两个要求，同真实性一同构成了后形而上哲学规范性基础的核心。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言语者可以通过引用的理由来证明他能够实现他表达内容的有效性，理由揭示了有效性前提，它使言语表达的内容能够被接受，其中的可接受的条件阐明了人类智慧结晶的自然语言总体特征：“任何一种言语行为都通过逻辑学-语义学的联系而和其他潜在的众多言语行为发生了关系，有了充分的理由之后，这些潜在的言语行为就能发挥一种语用学的作用。所以了解一种语言，和认识语言所阐释的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世界知识只是所拥有的理由与语言知识要多一些而已。”可见语言知识与世界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理解来与他者就世界中的某事达成一致，这样我们也就清晰了为什么语言媒介能够具有协调行为的约束力。有效性的问题为语言媒介的协调行为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同时还可以用各种理由证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这样只要听众了解并接受了可接受性条件和内容，便可以采用合理的立场，只要他了解了有效性要求并接受了其中的言语行为，那么他便要对来于语言阐述内容的对全体参与者有效的互动义务负责。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置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经验问题和先验问题在生活世界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生活世界通过吸收经验风险揭示了大量的背景共识，经验的新鲜和冲击使由交往行为者理解行为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式增加了思想的脉搏，交往行为理论使一切知性领域都先验化，使得在语用学维度下的实践环节中发现理想化力量，理想化问题通过交往形式逐渐明晰，这种有效性要求下的理想化通过自然语言下降到生活世界当中。生活世界具有绝对的明确性，它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以一种悖论的特征。生活世界表现为一种既稳定又不足的知识形式，背景知识与可能的问题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与有效性要求发生关联，这样知识的证伪才能够得到检验和证明。生活具有总体化力量，在生活世界内部有一个由共同语境建立起来的中心及许多不确定的界限，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在共同语境下集中起来，共同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构成不可分割的相互交织的网络。生活世界具有背景知识的整体论特征，它和绝对性以及总体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生活世界内部经验通过自身的不确定性同知识范畴一起将不同的要素分离开来。当我们作为行为者并将交往行为看做是循环的过程的环节，生活世界才能够以整体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交往行为的循环过程中，行为者不再是始作俑者，而是自身传统的产物，是所属协同群体的产物，是被抛入的社会化过程和学习过程的产物。经过这样初步的客观化之后，交往行为网络才成为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媒介，哈贝马斯通过分析交往行为前提以及生活世界最终目的用来诠释社会学行为理论，进而解释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问题。

最终，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强调的是哲学应该植根于由交往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网络之间，哲学只有紧紧依托于生活世界，两者紧密有机结合，主体间在共同的语境中能够理性对话，具有言语行为能力的主体在生活世界中能够做到以言行事，能够根据生活世界内的事物达成理解和共识，哲学能够在促进生活世界的自我反思和合理化进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哲学也便是实现了其自身的真正使命。

［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曾志.西方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菁】

B089

A

1674-5450（2015）01-0032-03

2014-09-28

郑丽娜，女，辽宁辽阳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沈阳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