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北京 100091）

文化生产方式是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1]1840年至1919年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进入急剧动荡期，逐步从一个主权完整的封建国家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国家的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革，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陷入重重危机，被迫向近代转型，中国文化生产方式进入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开明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发展道路，他们将文化变革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先导，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先后提出一系列观点各异的文化主张，推动着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进程。

一、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历程

自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他们不但在中国掠夺资源、赚取利益、划分势力范围，同时也推销着其文化价值观念，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生产方式间发生激烈冲突。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一直以来文化生产资料由封建政府机构独自掌握的局面，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料占有制和近代文化生产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并发展，先进的文化科技被引入，文化生产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据统计，仅19世纪40至90年代，西方教会或传教士就在中国先后创办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2]尽管西方文化入侵在客观上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封闭守旧的传统，但其传播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却使得中华文化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对持续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国人民掀起了“救亡图存”的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3]围绕这一主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从多个层面探索中华文化复兴的道路，积极推动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涉及范围之广、进程之波折、影响之深远在中国以往历次文化变革中都极少见。

首先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是开明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士大夫，他们掀起的洋务运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打破了传统文化将伦理纲常作为唯一内容的窠臼，极大拓展了国人的文化视野和研究领域。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姚莹、徐继畲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不足，开始革故鼎新，关注和译介西方文化。林则徐作为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他主持编译《四洲志》向国人介绍世界地理。其后，魏源在编撰的《海国图志》中突破了中华文化至上无缺的传统观念，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科技的主张，并凝练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此后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而类似这种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制造坚船利炮的务实派在清朝统治阶层内部越来越多。仅1821年至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同中国采办西方的军舰和枪炮、造船、研制武器，这其中就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4]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应“采西学”、“制洋器”，概而言之就是要“以中国之伦常明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其后，洋务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要求在坚持中国伦常名教为“体”的同时，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作为“用”。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生产方式面对西方文化作出的第一次选择性变革。它开启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促使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文化科技、生产工具设备等开始悄然改变，代替手工劳动的机器开始出现并逐步运用于印刷出版行业；涉及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等多个部类的西方书籍被大量翻译引进中国；一批留学生被派遣出国学习科学技术，一批新式学堂陆续开设，西方的教学体系被引入课堂，如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已开设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富国策》等课程。由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是“变末不变本”，是要用西方科学技术之“末”巩固封建纲常之“本”，中国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正如郭嵩焘所批评的那样，它“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

甲午战争后，以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引领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进程，他们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榜样，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进一步加剧，“求变”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借古喻今、托古改制，在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通过将孔子塑造成为一名改革的先行者，力图倡导“三统”“三世”说将旧经纳入新制，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系统阐述了改革变法的重要性，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大力宣扬社会进化论，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不可忽视的文化思潮。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让位于革命的理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代改良派活跃于反对封建旧制度的前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等论著或主张，无论是在语言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更重要的是其广泛传播的西方文化制度理念使人们阻止了袁世凯、张勋等人恢复帝制的尝试，封建专制的文化理论支撑已然坍塌。在此期间，文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封建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趋弱和消解，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建立并逐步代替官方出版而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创办报纸、组成学会，着力批判封建专制文化，宣扬资本主义文化。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半年内，全国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近500种，总销量达4200万份。[6]同时，一批西方政治学术名著被译介进入中国，新式学堂被新增开设，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或借用孔子言论等传统文化资源宣扬改良、或引入西方进化论倡导革命思想，着力探索建立以西方为样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推动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逐步兴起和发展。同时，新的文化生产样式不断出现，传统封闭式的藏书楼开始被承担社会教育功能的开放式图书馆所替代，传统茶楼剧场开始加入声光电等先进设备，1905年中国人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等等。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对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观念广泛传播，封建政治统治的大厦最终坍塌，但由于动荡的政治环境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致使封建文化余毒尚未得到彻底清理，近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变革转型仍在路上。

辛亥革命后，以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着力从伦理价值上洗涤封建思想文化，掀起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高潮。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领导这场启蒙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制度的建立以其价值观念为支撑，要巩固资本主义共和制必须提高国民的觉悟，因而他们把唤醒“国民之自觉”作为根本任务，倡导个性解放，宣扬科学和民主意识。他们不再像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一样要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外衣”，而是大力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纲常名教，要求剔除僵化的封建礼数，改造传统伦理价值，树立新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正如陈独秀所言：“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这一文化启蒙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人们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观逐步确立。同时，文化生产中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印刷出版等文化生产设备不断更新，人们不但宣扬西方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引进借鉴西方文化生产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分配方式，文化生产中传统作坊式的生产样式逐步被近代化的企业生产所代替，稿酬制度逐步普及。但新文化运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并未直接参与，其开启民智的任务大打折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学习倡导的西方文化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不足。中国人民如何在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同时克服西方文化的弊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回答必将影响着其后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

二、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分析

第一，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诱因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是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生产方式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学习借鉴的必然结果。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具有较强的整合力和包容力，无论是面对落后于自身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的历次冲击，还是汉唐时期面对与自身水平相近的佛学西来，亦或是明末时期面对先进于自身的欧洲文化的西学东渐，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总能整合吸收这些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但自鸦片战争以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直接冲击着仍然处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生产方式，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更先进的西方工业文化间发生激烈冲突，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距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引起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极大震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战争的屡次失败使国人警醒和深思，妄自尊大的狭隘“夷夏”文化观被逐步打破。中国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中华文化相对外来文化而言也不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被迫接受西方传教士和工业化商品的涌入，而随着各国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和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的危机日益加深。当一种落后的文化生产方式面对更为先进的文化生产方式时，前者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对抗拒绝到学习借鉴、调整变革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正是这一规律的现实体现，从鸦片战争后“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争论演变为后来“向西方文化学什么”的讨论，体现出对先进异质文明的借鉴、吸收、消化的过程。

第二，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原因是自身内部结构中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变革进步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不例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农耕经济结构和封建政治制度始终保持着稳固性，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生产方式虽然几次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它或者是光荣孤立、抵抗排斥，或者是吸收融合、成为一体，始终保持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体系结构。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商业曾有较大发展，一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步建立发展，预示着新的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生产力已经诞生。但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统治者为满足国内政治统治的需要，仍然重伦理纲常、轻科学技术，推崇守成、拒绝变革，极力施行文化专制主义，打压各种进步文化，迫使文化发展转向对古典文献的训诂考据上，割断了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传承，丧失了文化研究关注现实问题的能力，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生产关系更加封闭僵化，严重阻碍了新的文化生产力的萌芽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入侵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触碰到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先进的中国人以此为参考系力图实现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然要发展落后的文化科技和机器设备，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革以往的文化生产关系和文化体制机制，打破原有的文化生产组织形式，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但这种变革和转型绝非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受到传统观念、利益藩篱和守旧势力的阻碍和羁绊，因而使得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展现出反复与波折。

第三，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体制、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变，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变革在文化上的反映。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根源于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变和封建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资本主义制度艰难确立的现实境遇，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包括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马克思曾精辟概括了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一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8]。鸦片战争及其之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侵华战争使得中国逐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封闭自足的农业社会被挟裹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随着西方大批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腐败的封建政治制度日渐瓦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农抑商的传统被逐步打破，新式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并不断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他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提出一系列变革的要求和主张，并付诸于行动。随着近代中国经济基础、阶级构成、政治制度的变革，文化生产方式所依据的根基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导致文化生产方式自身发生相应变革，西方列强所带来的殖民文化强势入侵，原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生产方式日渐式微，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新文化日益成为当时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西文化生产方式的激烈碰撞中，在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斗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随着当时经济、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而被迫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进入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

三、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也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阶段，古今中外多种文化的交锋并存使得此时的文化生产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文化转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突出特征。“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以后所发生的总问题是要近代化。”[9]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逼迫，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建立在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推动文化自身的更新与变革，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是其存续的必然选择。伴随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文化生产方式也由传统封建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尽管原有的文化传统并未割断，但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却经历了一次质变，在文化的生产主体、内容形式、部类结构、价值观念、道德风俗、文艺审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生产的主体由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传教士、商人、国外侨民等；在文化构成上，原先单一的经史伦理扩展为涵盖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多种类型；在语言文字方面，文言文向白话文发展；在科技方面，通过学习西方使近代中国文化科技水平获得较大提升；在文学艺术方面，电影、报刊、剧院、博物馆等新文化载体不断涌现；在宗教信仰上，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逐步扩大，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借用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拜上帝教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在价值观念上，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被逐步引入中国。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下，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逐步开始从传统农业文化向近代工业文化、由封闭孤立向开放融合的转型过程。

第二，救亡图存是贯穿于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变革的主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呈现出多重矛盾叠加的状态，既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有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更主要的矛盾则体现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0]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亡和文化危机，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优秀代表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阐述并践行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张，自觉承担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建中华文化的重任。无论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吸收，或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价值观念的解放，他们都将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紧紧地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和主题始终是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因此使得反对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民族主义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戊戌变法的改良思想，从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精神，近代中国每一次文化思想的变革启蒙都与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行动紧密相连。民族的危机催生着文化的变革，反过来文化变革又引导着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发展。

第三，多种文化生产方式交织并存、激烈冲突、互相影响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时代特征。近代的中国既有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也有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既有旧式封建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也有新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封建文化内部既有顽固派的传统守旧文化，也有洋务派相对开明的封建改良文化；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维新派倡导的资本主义改良文化，又有革命派宣扬的革命文化。当时各种文化生产方式的生产主体、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占有、反映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等并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因此彼此间发生着激烈的争论、冲突。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而引起的“同文馆”之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辛亥革命后关于民主共和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争论、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的辩论等都是文化冲突交锋的例证。同时，这些文化生产方式间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变革改造，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后也不断调整适应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从而使自身具有民族化的形式。近代中国正是在多种文化生产方式既冲突竞争又借鉴融合中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

“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11]但这种文化上的转变并未引领人们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文化在急剧变革中仍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深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决定了中国文化既不能走传统儒学“圣经贤传”的老路，又不可能沿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之路。正当近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转型屡遭碰壁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依稀看到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冲破黑暗、争取解放的新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个新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逐渐崭露头角并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生产方式随即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1] 刘素华，胡惠林.新文化生产方式：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生范式[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8.

[3]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3.

[4]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77.

[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11.

[6]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676.

[7]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1[M]. 北京：中国书店，2011：377-380.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

[9]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45.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2.

[1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