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伟

探析“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方法

徐伟

20世纪40年代战火弥漫，民族文物岌岌可危，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于1940年迅速成立。在此后5年多时间里，考察团奔赴西北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本文以考察团赴西北考察为主线，考证、研究了该团西北考察活动的考察方法。

西北考察 艺术文物 方法

20世纪4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艺术文物岌岌可危，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由此成立，其成员奔赴我国西北各地，开展了各项艺术文物考察活动。在5年多的时间里，考察团收获颇丰，相关重要的学术成果对我国的美术考古及西北艺术文物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考察团概述

1940年5月，留法归来的王子云（18971990年）建议成立教育艺术文物考察团（本文简称考察团），得到当局批准。同年6月，考察团在成都正式成立，王子云被任命为考察团团长。由于该团考察区域基本集中在西北，多数研究资料将该团称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1］（P37）

成立后的考察团在成都整训结束后，首先到达陕西进行考察。19411943年，考察团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关中地区的汉唐陵墓；而后，其考察重点是敦煌莫高窟。为了敦煌考察工作的顺利开展，考察团还在洛阳龙门石窟开展了练兵式的考察。龙门考察结束后考察团的行程主要在西北一线，从青海塔尔寺到敦煌千佛洞，再到甘肃拉卜楞寺，沿河西走廊考察了祁连山区的佛窟群，返回西安后考察团还在西安周边进行了考察。

在5年多的时间里考察团的考察足迹遍布川、豫、陕、甘、青五个省区，其考察的总行程近十万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翻阅考察团西北考察史料可以发现，重要考察成果的取得与考察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密不可分。

二、考察团的几种考察方法

王子云在其著作《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一书中有这样在记载：尽量以不同方式加以采集，或写生、或摄影、或拓印、或模铸，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于国人目前。［1］（P1）这里所记述的考察的方法是考察团在出发前所拟定的，在实地考察期间，考察团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止这几种，还借用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方法的有效执行贯穿了考察团西北考察的全部工作时间。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中，王子云在记述考察团的性质和组织时也谈及相关考察方法：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就其性质说，它应该是一个新兴的学术性考察机构。运用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即以石膏模制、图形摹绘或测绘以及拓印、摄影等，把原有较 好的雕塑、壁画、古建筑、古器物等复制下来，以利于保存。即使原物被毁坏，仍然有复制的图形资料可资研究，同时还有用文字加以叙述的方式以作为图像的辅助资料。因此，考察团分为模制、拓印、摹绘、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等六个作业组，每组由一至二人组成，团员十一人（有少数专业技术较强的，如测绘、拓印等，是公开登报征聘的），除一人专理总务外、主管生活之外，其他十人也可身兼两组，团长则是各组兼顾。［2］（P20-21）

从以上记述文字可以看出，在西北考察期间考察团所采用的方法有：模制、拓印、测绘、摹绘、文字记录和摄影等。而在实际考察中，考察团采用的方法还有考古学常用的踏查和发掘。为了保证考察的质量，考察团对其成员进行了分工，每组由一至二人组成，并且具体负责某些考察环节。这样的分工既保证了专业性，也使得每个作业组有了自己工作的专业针对性。

（一）模制

在西行考察中，考察团担心战乱时期一些文物被毁，采取了模制的手段对文物进行石膏翻制。运用这样的考察方法，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时过境迁，许多文物今天已经无从看到，但考察团留下的模制品可以使研究者尽可能地了解文物原有的状态。考察团在霍去病墓、唐代帝陵、龙门石窟等地考察时，都进行过艺术文物的石膏模制。模制取形于文物原件，保留了文物的形体状态，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拓印

拓印，也称拓石，是古人保存题记碑刻的常用方法。考察团在霍去病墓、唐代帝陵、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地考察时，对一些珍贵的石刻都曾进行过拓印，有些还是全形拓印。其中一些拓本在今天已成为绝品，显得尤为珍贵。

（三）摹绘

考察团组建之初，招募的团员就以艺专毕业生为主。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一书中有这样记述：

利用艺专毕业无法分配工作的一部分学生，组成一个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陕、甘、青等省区，从事调查古文物的工作，并以复制、临摹等手段进行收集保存工作。［3］（P21）因此，考察团的成员多数都有美术基础，翻阅他们的履历也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毕业于国立艺专，部分成员还有留学背景。考察团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美术作品，一些全景图绘作已成为绝品，如：西汉十一个帝陵全景写生图画、唐陵实景写生画（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泰陵）、唐十八陵全景写生图长卷、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龙门全景写生图卷、千佛洞全景写生图卷、西汉京城长安与唐京城长安平面分布图。由于原有的地貌已有变迁，今天这些全景图和当年拍摄的照片已成为相关文物唯一的形象资料。考察团成员还有许多临摹作品，如敦煌壁画临摹等亦值得珍藏。

（四）测绘

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等进行测定、采集，测绘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考察团每到一处基本都绘制有测绘图，艺术文物的具体所处的空间位置、大小、形状等都有具体的标注。著名的测绘图有：唐帝陵测绘（乾陵、桥陵、泰陵、章陵）、龙门测绘图、敦煌莫高窟测绘图等，它们对于了解从当时到现今我国西北陵墓和石窟的变化作用重大。

（五）摄影

考察团西行考察时，摄影术已传入中国，但尚未普及，考察团却已经将摄影这种先进的资料收集和考察方法运用到了考察之中。今天我还能利用考察团当时拍摄的种种精美的照片，领略大西北的广袤和散落在西北各处精美的艺术文物。《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选集（19401944）》一书集中收录了当时考察团所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还配有说明文字。此外，考察团还留有许多工作照、考察地的地形地貌照以及一些风景照。这些珍贵的历史照是考察团考察的一大亮点。

（六）文字记录

考察团在每一个考察地点都有重要的文字记录，其中最为详尽的便是考察团考察的工作日记，这些日记中详细记述了每一个工作地点的成员情况、考察经过、考察收获、当地的风俗地貌等，也记述了考察途中的困难经历以及考察地的见闻，以及考察团对每一地艺术文物的保护建议等。

（七）踏查与发掘

在对汉唐陵墓和遗址的考察中，考察团还使用了许多考古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如踏勘、试掘等。考古学在当时中国方兴未艾。陵墓、窟龛的研究依赖于田野调查，综合运用到文字记录、摄影、测绘、图绘、勘探、发掘等方法。

三、考察方法的意义与启示

考察团在5年多的时间里，采用了多种科学的考察法进行考察，其中多学科多样式考察方法的叠加使用，获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这些成果精彩纷呈，门类众多，从史前器物到近代民俗，彩陶、青铜器、瓦当、三彩、绘画、雕刻，无所不包，考察团运用摹画、拓印、摄影、测绘、模铸等一切力所能及的考察手段和技术，搜集、整理与研究了我国当时西北地区的艺术文物资料，对于研究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以至艺术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重要的考察成果包括敦煌写经残卷、龙门石窟测绘图、秦汉瓦当、唐景云铜钟影拓、三原城隍庙彩塑像以及敦煌莫高窟全景实测图与部分洞窟壁画、拉卜楞寺全景照相、兰州渥桥、扶风法门寺唐佛教造像碑碑首等［4］（P3）。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西北自然与人工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艺术文物的照片、文字记录、测绘分布图的资料价值由此凸显。考察团所运用的考察方法也是一份学术研究领域的珍贵遗产。考察团所使用的科学的考察方法保存记录了一大批当时已遭到破坏、即将消失的艺术文物资料，体现出强烈的学术责任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考察团欣然承担起开发西北文物，表彰固有文化，增进民族意识，提高文化地位之使命，其组团具有紧迫性与时效性；团队作风既有艺术家的浪漫，又有学者的严谨，其成员在考察时将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特别是田野考古学方法和技术的运用，开创了我国美术史和考古学科研究交叉的先河。考察团考察成果的多次展览，增强了民族自信，同时也向国人展示和普及了我国西北艺术文物的知识。考察结束后，许多成员开始著书立说，有效促进了我国美术史研究与教育、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期多元文化的激烈撞击后，今天的国人回顾历史，仍可感受到考察团成员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构筑起了一道文化爱国的精神阶梯。

［1］ 徐伟.西北艺术文物始末考证.兰台世界，2014（13）.

［2］ 王子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第四缉文字说明。

［3］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05.

［4］ 罗宏才.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活动综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4）.

（徐伟，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2014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年度课题《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史事考证》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4036；2015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基金项目《19401945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研究》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