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帅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晚清民国时期国学论争主要问题研究综述

王文帅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国学论争作为中国学术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伴随社会转型时断时续被学界反复提及。国学论争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概念、内涵之争，二是定位、价值之争。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国学”的研究与争论不断提出新问题，呈现新内容。90年代至今，“国学热”持续升温。对于当前国学论争的研究，应该以史料为支撑，通过追本溯源，才能使研究更有厚度与说服力。从晚清民国时期这个国学论争的起源与发展的特殊时段，梳理“国学”概念的源起与含义、定位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国学；国学论争；概念；价值

一、对“国学”概念的源起及内涵的争论

“国学”分古今二义，从知识论的角度考证，有明确文献记载始于西周，《礼记·学记》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1]1521。这里的“国学”指的是国家具有教育职能的最高学术机构，这一概念的界定偏重于古代教育体制如教育机构、人才培育等方面，在之后得以保留和延续，如“太学”“国子监”。

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代的“国学”概念界定，当前学界大致认同“国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出现抵制全盘欧化的国粹主义思潮。在此背景下，1902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日本创办《国学报》。标题鲜明地以国学创刊。同年8月在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中，针对梁启超创办报刊之事给予答复，“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2]199。这里体现梁启超创办报刊的意图是以保存国粹，复兴旧学作为培养新国民之路径。此处的“旧学”与“国学”意义大体一致，但“国学”更突出了民族性。此信中也可看出，黄遵宪对于“国学”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虽然对梁启超创办报刊持肯定立场，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引入新学，“国学”不会被掠夺和消亡而是在新旧碰撞中使“旧学之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2]200。

“国粹派”的黄节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提出“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3]。同时强调国粹是蕴藏于国民精神原质中的独立的思想，是一种积极开明的文化。虽此时国力贫弱但中国文化仍是一片沃土，择良田育优种就要保存国粹，去芜存菁。同时他认为国粹不仅囊括本国固有文化，还应包含国外流传过来适合本国实际的文化，主张学习西学应该兼顾本国国情。这些论点被国粹论者普遍认同。国粹派另一代表人物邓实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4]这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尝试对国学概念的界定。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古代固有学术还是泛指中国学术，即“国学”这一概念是否囊括古代、近代、现代学术，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而民国时期对于“国学”概念界定的争论集中在“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还是特指中国学术，恰恰体现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纠结性和争议性。1919年毛子水受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启发，论证出“国故”的定义，即“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5]。进而又阐发了“国故”与“国故学”的关系：“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亦就是我们的国新了。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新，他的材料是国故”[5]。这篇文章发表后张煊对此进行了驳斥，对“国”与“故”进行了新的定位。作为回应，毛子水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精神”篇订误》中对张煊提到的“补苴罅漏”和“张皇幽眇”进行了定性：“所谓‘补苴罅漏’，纯粹是国新；所谓‘张皇幽渺’，纯粹是国故学，亦就是国新的一种。”[6]在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有了明确的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7]。之后在吴文祺、曹聚仁等学者的文章中对“国故”和“国故学”作了阐述。由于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力，“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大行其道。从这一观点的问世为开端，后来的学术文章大多沿用了这一定义，或者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概念影响深远，往往直接拿来使用，而忽略了对这一概念缘起的追问，以及与清末“国粹派”等学者标榜的国学概念之间的异同。胡适认为“国故”一词无褒贬之意，是一个中立词，囊括了“国粹”与“国渣”。若不认清“国渣”，“国粹”就无从谈起。所以当务之急是“整理国故”，着眼于整个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即扩充“国学”研究的范围，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历史文化，消除门户之见。不难看出，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提出“国故”“国故学”继而简化为“国学”这一系列概念是为了涵盖“国粹派”所做的研究，继而开拓出“国学”研究的新思路。“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一概念在20年代得到了大批学者的支持与呼应，如曹聚仁、顾颉刚、钱玄同、郭绍虞等学者。当然也有学者如陈西滢、成仿吾等存有忧虑与质疑，他们认为过于激进，同时忧虑在学界研究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会被曲解进而混淆视听。民国时期，对于“国学”概念的界定，还有一种论点比较常见，即“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始于20世纪30年代。蔡尚思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是中国的学术。”[8]5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谭正璧：“所谓‘国学’，不过是指‘中国的学术’而言，以示和‘西洋的学术’不同，并无什么费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9]1胡怀琛的解释直截了当：“‘国学’二字，就字面说，很容易解释，‘国’就是中国的简称，‘学’就是‘学术’的简称。‘国学就是中国学术’的简称”[10]1。他们反对“国故学”的说法，认为既无亡国，何来“故”字一说？文化尚无绝种，“国故学”一说无从谈起。朱自清则认为“国学”一词过于含混模糊，对其使用与否值得商榷，同时他认为“国学”不应该仅局限于古代，研究对象仅为“国故”，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现代正在发展的学术也应该纳入其中。

梳理和解读晚清民国时期对于“国学”概念的论争，不难看出，晚清“国粹派”邓实等人将“国学”定义为“一国自有之学”，是针对“西学”而言，强调的是“国”，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出于对本国文化存亡的忧思，体现的是中西文化的矛盾；而胡适等人“国故学”的主张的侧重点是“故”，着眼于“国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国故学”简称“国学”的说法实际上是将复杂的“国学”概念简化为单一向度来使用，用“国故”置换“国粹”，在囊括了“国粹派”的研究之上，另辟蹊径，在研究“国故”的基础上发展新学，体现了古今文化的矛盾；而将“国学”视作“中国学术”，是针对西学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对于中西文化碰撞中本国文化的重视与反思，同时也是对重“国”和重“故”的一种调和，比之前的概念，体现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姿态，也是“国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

二、对“国学”的定位与价值的论争

对“国学”进行价值定位首推晚清“国粹派”，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来势汹汹，中学受到极大的冲击，面临着灭种的危局。黄节、邓实等人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呼吁重视“国学”，保存国粹。1902年黄节指出：“夫粹者，人人之所欲也。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还以我之粹而攻我之不粹，则国不成其为国矣”[11]。而后进一步提出“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11]。邓实在1904年提出“国必有学而始立”[12]的观点，其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多篇文章都谈及了这个观点，具体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亡国之事时有发生，因文化的火种未灭，因此国家得以延续和复兴，如今之势在于国家未灭亡而学先亡，比之古代亡国之祸更甚，国家前途堪忧，因此强调存学、保种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他们将“国学”上升到事关国运的高度，保存“国学”与爱国、保种相联系。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在不少文章中被反复提及。如在许守微的《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中在呼应黄节的观点时又提出了国有学即使国家灭亡也会复兴，反之则复兴无望。

1906年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提到：“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3]215-216由此可见“国学”的兴衰与此时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国学”的价值定位与民族国家危亡紧密相连，这也可看作晚清时期研究“国学”的初衷。

民国初年，曾学传在《国学钩元》中为“国学”正名，提出“国学”关乎国命，在他看来中国是礼义文明之邦，“国学”应该是礼义的载体，复兴“国学”是培植国命的基础。他将孔学视为“国学”正宗，并将道家、墨家和佛学纳入其中。反对忽视礼教以欧化治理国家，在变革之际，国学论争群言蜂起之时，为“国学”钩元。在萧公弼的《科学国学并重论》中将“国学”定位为唯心之学，按当前语境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而科学则属于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范畴。针对当时重西方科学的倾向他提出科学与“国学”应当并重，共同发展。此二者，与人生社会关系紧密，各有所长，并行不悖。萧公弼在文章中实际是强调“国学”作为发展精神之学的价值，精神世界得到满足才能扩张智能，有远大的思想才能成就伟大的科学事业。他将国学定位成经国济世之学，是国性、国魂的载体。闻一多的《论振兴国学》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14]282文兴则国盛，当今之势，古学式微，新学盛行，长此以往，国势衰微，这与提倡维新主张背道而驰。如今，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国学”依然大有可为，振兴“国学”，发扬国粹，新兴文字，国家才有希望。

晚清民国初，“国学”事关国运、国势、国命的价值定位十分普及，“国学”在中西文化互动与交流过程中越来越被重视，“国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之间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毫无疑问，“国学”与爱国密不可分，对“国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对于“国学”促进爱国的内在机制研究较少。1920年恽震的《爱国与国粹》，对于爱国与国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不少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启发意义。他认为合理的爱国之心的发生机制应归因于互助生活、防御公敌、满足信仰。爱国是把爱全人类之心限定在一国之中，实际上是一种范围的限制与缩小，曲解爱国之心，盲从爱国，往往会酿成惨剧。对于国粹，他认为，国粹非特别独有的东西，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创造的能促进世界文明的聪明智慧的结晶，无国界之分，不能局限于本国范围内虚荣争胜，而是要面向全人类，最终成为世界粹。国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洗练陶冶的文化。最后他提出了爱国是生存手段，国粹则是为了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爱国与国粹没有绝对关联性。单从两者受众的角度来看，这一结论有其独到和新颖之处，但如果因此机械地割裂两者关系，在今天看来，不甚妥帖。

对于“国学”之价值，大多学者对其定位时都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但陈独秀对此提出质疑，在《寸铁·国学》中，针对胡适、曹聚仁等学者致力于“国学”价值的发掘，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15]516。陈独秀承认文史哲等分科，但不认同“国学”一说，进一步指出“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15]517。这首先是对胡适等人“国学”概念的质疑(见前文)，由此产生对“国学”价值定位的否定。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用引进新学革新社会风气，而不是像胡适这样在故纸堆中创造新学，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毫无价值。之后吴文祺和曹聚仁分别在《重新估定国学之价值》和《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中重新厘清了“国学”“国故学”的相关概念，对当时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吴文祺认为“国学”的价值蕴藏在国故材料本身。国故研究的价值体现在满足求知欲；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寻找病源，对症下药；明晰古人学说思想的本来面目；克服迷信附会前人的弊端。曹聚仁认为“国故学”本身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虽然根据现代分科分为不同的门类，但国故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之精神，“国故学”应暂居统摄地位。30年代末至40年代，国学论争渐趋平静，这一阶段的学者主要以总结与反思为主，如曹恭、曹朴、舒芜、马一浮等人，他们对之前的“国学”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与反思，加之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学”的民族性进一步凸显，“国学”的价值再次与国性、国命联系到一起。

总的来看，晚清民国时期“国学”价值的论争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是“国学”概念论争的延续和深层思考。“国学”的价值定位涉及国家前途，民族危亡以及文化建设问题。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中，“国学”价值的论争也是古今中西文化矛盾的集中体现。

三、对晚清民国时期“国学论争”思潮的感想

纵观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论争历程，“国学”概念之争是论争的中心与基础，学者们对于“国学”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他们对其进行价值定位与研究方法上的异同。“国学”之概念引发的论争，首先在于“国学”一词在使用时的含混不清，“国学”概念尚未明确，学者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也有人借“国学”之名，鱼目混珠，进一步混淆了“国学”概念；其次是由“国学”概念出发对于“国学”范围的圈定存有争议，“国学”是仅包含古代还是应该涵盖现代，是中国固有学术，争论不休；还有对“国学”价值定位的论争，这既包含了对“国学”本身的价值思考，也包含了对“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如今国学论争早已超出那时所讨论的范畴，不断出现新问题，呈现新内容，“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中国文化建构理论不断丰富，国学论争蕴含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更加凸显。“国学”的概念也远远不是一个“国故学”所能涵盖的。“国学”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单一向度进行界定往往会使研究的范围缩小，在特定范围内可能会独当一面，但从全局来看，其结论往往是以偏概全。

国学论争一个多世纪以来悬而未决，这一问题的未完成性在当时可见端倪，即使是20世纪40年代，国学论争趋于平静，学者们在进行总结梳理时，其侧重点也存在差异，观点也是各有千秋。国学论争的延续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同时这也说明“国学”本身具有生命力，因此“国学”概念的厘清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在某个时代划上句号，不同时代，对于“国学”的界定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时代，也会不断引发争论与修正。因此“国学”的相关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提及并引发新的争论与思考。百年来国学论争时断时续反复出现，而每一次的出现都被赋予新的内容，这说明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随历史时代发展而呈现出多元复杂、不断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孤立地看待，忽视对其进行历史语境的考察，只有以史料为支撑，把握其发展脉络，追本溯源，才能使研究更具厚度和说服力。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论争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思想，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明晰理论动向和时代指向，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当前的国学论争研究提供有益借鉴，而不是生搬硬套、全盘吸收或者全盘否定。学理层面的历史语境考察应是当前国学论争的研究一项基础工作，通过总结梳理，沉思明辨，从更高起点上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M].上海：中文出版社,1991.

[3] 黄 节.国粹保存主义[J].政艺通报，1902(22).

[4] 邓 实.国学讲习记[J].国粹学报，1905(19).

[5]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新潮，1919(5).

[6]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精神”篇订误[J].新潮，1919(10).

[7] 胡 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J].国学季刊，1923(1).

[8] 蔡尚思.国学之定义及分类[M]//中国学术大纲.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31.

[9] 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35.

[12] 胡怀琛.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5.

[11] 黄 节.社说[J].国粹学报，1905(1).

[12] 邓 实.国粹学[J].政艺通报，1904(8).

[13]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闻一多.论振兴国学[M]//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 陈独秀.寸铁·国学[M]//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袁培尧]

Summary of the Main Issues on the Sinology Debat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Wenshuai

(SchoolofMarxism,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China)

Sinology Debate,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academics debate, i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intermittent circles wi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Generally Sinology debates include two aspects: the dispute of the concept and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debate of the positioned and the value. Over a century, the research and debate constantly produced new questions, and presented new content. Since 1990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heated up. The study on the current Sinology debate should be supported with historical data by bending over backwards to make research more thick and convincing. The paper combed the Debate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arding “National” concept of origin and meaning, location and valu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Sinology； Sinology Debate； concept； value

2015-09-10

王文帅(1990- )，男，山东临朐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8127(2015)06-01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