玑衡

从特伦顿精神病院出院不久，纳什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想数学问题。他过去的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安排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学生们常常看到一个穿着红跑鞋的中年人形容枯槁地在校园里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合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教授的办公室，他有了个绰号——“数学楼幽灵”，很少人知道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大二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把电子邮件群发给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和他的妻儿。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您来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您不如先坐这桌。”

“您是發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干吗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吗？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您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您很伟大！”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和他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是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的为自己辩解：“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的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与纳什的合影都没有，说出去不要笑死人了？”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同一桌吃饭。但是，那个夜晚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于这样的温暖的逸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度过自己的晚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