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洪旺，左鹏飞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一、研究背景

凯恩斯和熊彼特是20世纪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熊彼特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由于凯恩斯理论为当时走出萧条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行动方案”，争论的结果凯恩斯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占据了主流地位。尽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被人们称道，但真正盛行的还是凯恩斯主义，比起熊彼特理论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政府决策者更愿意选择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凯恩斯主义。往往只有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时，熊彼特的“创新驱动增长”才会被人们所重视，创新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面对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20世纪这两位伟大经济学家留下的理论，又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要破解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谁的经济学管用。

经济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都不是学术研究应持的科学态度，更不利于解决实践问题。只有紧密联系实践予以理性分析，才能对经典理论和观点做出科学的解释，进而提出有效的实践对策。

二、“凯恩斯动力”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

理论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历史产物，一定时代下产生的理论思想总会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有鉴于此，要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凯恩斯理论思想，只有把凯恩斯理论思想放在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范围内进行辨证分析，否则必然会导致理论解释与实践应用的方向性错误。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无力解释和解救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提出的。聪明的凯恩斯另辟蹊径，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对当时的经济大萧条采取了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分析，从宏观的、总量的角度去考察当时发生的经济问题。首先在理论上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说，揭示了古典的“萨伊教条”缺陷，进而以市场经济中的“三大心理规律”为假设前提，对经济大萧条予以全新说明，论证了市场经济系统也未必能够实现自我调整，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及有效性，强调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以此为经济大萧条开出了药方，即所谓的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尤其是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这在实践上有力地支持了凯恩斯的理论思想。凯恩斯为经济大萧条开出的药方，先后被资本主义国家应用于实践，使危机后的经济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带来连续令人沉醉的经济增长。凯恩斯理论由此统治了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被经济理论界称之为“凯恩斯时代”。由于在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它没有也不需要去研究发现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问题，因此长期应用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上不去，通货膨胀却随之而来，70至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滞涨”现象，给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证据。

回顾主流经济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诞生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中的凯恩斯经济学，不失为人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它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在短期内对于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大萧条阵痛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易于赢得政府接受，成为政府的政策共识。正是因为如此，自40年代以来，每次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被很多国家作为应对经济危机，防止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重要手段。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又再次被人们追捧，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被弃用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7 870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力图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削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经济的深度衰退，托住有可能再度滑入经济大萧条深渊的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一强刺激经济政策方案，成为21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下市场经济国家“回归凯恩斯”的一个典型案例。实践证明，应对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凯恩斯的短期决策确实卓有成效，其在理论中透露出的聪明卓绝的判断力，已经站在了任何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哪怕后来出现新的问题，凯恩斯的决策失效，但他依旧站在一个让人仰视的高度上，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凯恩斯理论的贡献：“在20世纪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能超过凯恩斯。”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应用凯恩斯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也有代价，它容易在不解决危机深层问题的同时滋生虚假繁荣，向市场注入过多通胀因素，扭曲市场信号、滋生经济泡沫，并延缓经济结构转型、制度创新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在经济系统内累积成多种后遗症而迸发出来。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①R·F·哈罗德：《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71页。可见凯恩斯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的经济情形下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每当在经济遭遇危机陷入衰退时，以政府扩大投资来填充市场投资减少造成的总需求萎缩，防止了经济深度下滑、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后，其任务就完成了，就应当适时退出，它不可能也不适宜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客观公正评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凯恩斯针对大萧条开出的药方，把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作为经济危机时的临时“救急”措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恰好就在于人们把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长期化了，换句话说，凯恩斯为经济危机开出的“救急”药方，决不能长期服用，否则，必会带来严重后果。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的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长期以来，政府官员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始终总是在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去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的政策频繁出招，解决短期稳定问题却能“立竿见影”，尤其对于政府任期内要实现的短期政绩目标，“投资拉动增长”更是具有强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提高综合国力、基础设施改善、增加就业、民生改善、消除贫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而且还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潜行在经济系统之中的巨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明显暴露出来了，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高排放、资源滥用、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实体经济盈利变弱、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权力寻租现象频发，官员腐败大案、窝案不断出现、社会矛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叠加交错浮出水面，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障碍。前伤未愈新伤又来，正当我们处在“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后遗症阵痛期时，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为了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央政府实施了“4万亿”投资拉动计划，由此引发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狂欢，新一轮投资拉动增长热潮又在全国高涨起来。凡事过犹不及，虽然在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强力刺激下，我们一时赢得了危机冲击下2008—2011年GDP年均增长9.6%的高水平，为眼前经济稳健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自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累积的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近年来，政府“微刺激”政策频频出手，政府用“微刺激”保“稳增长”付出的努力可谓相当“辛苦”，但“微刺激”效力越来越差，守下限越来越被动，“微刺激”形成了“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实践证明，中国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如果我们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气魄，从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中彻底走出了，将来付出的历史代价就会更大。

三、“熊彼特动力”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

时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的共识。“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适应新常态，首先只有“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动力，进而积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然而，这三方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增长动力的方式决定着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的质量，增长动力的转换是重中之重。新常态下显著特征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创新历史，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源。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创新激发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那么人们就不用担忧经济增长了，持续经济增长自然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将是一种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增长率，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何让“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因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页。

谈“创新”，不谈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就像一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一定索然无味。创新（Innovation）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年）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思想体系，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指出，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性破坏”。熊彼特通过从静止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的深入剖析，赋予其“创新”概念以特殊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制造一种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与过去产品有本质区别的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采用一种产业部门从未使用过的方法进行生产和经营。（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开辟有关国家或某一特定产业部门以前尚未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开发新的资源，不管这种资源是已经存在，还是首次创造出来。（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如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建立或打破某种垄断。熊彼特在系统阐释“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形成的经济增长新动力，这就是所谓的“熊彼特动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经济发展是在企业家推动的一轮又一轮创新活动中沿着“创造性破坏”路径实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增加，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并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回首看，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断地印证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前瞻性论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ker，1983）曾做过这样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①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和凯恩斯诞辰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目前我国进行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何尝不是一种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一方面使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另一方面使高效的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增长”的新动力，无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舍此别无他途！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引领新常态，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8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中央高层决策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指出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为经济新常态下选择“熊彼特动力”指明了方向。

航路已经指明，坚冰有望打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到集约型，这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经过20年来的努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不明显？政府决策者往往很难跳出“路径依赖”的行为选择，总是在复制“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究其深层原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体制基础，如果这个体制基础不改变，还有可能会沿着“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继续走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攻坚的恒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决定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速度。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要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一种常态，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只有也唯有依靠中央顶层设计，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力度，来解决创新驱动增长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实践来看，改革要见成效，既要有顶层设计，更需要中下层的积极推动，没有落实，再好的顶层设计也是空中楼阁。有鉴于此，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要协同推进改革攻坚，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助力于“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行政体制、决策机制，尽快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等体制机制“短板”，建立完善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当前要继续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用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增长与投资拉动增长相比，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这对于五年一届任期的政府官员来说，如何克服“急功近利”的执政行为取向，无疑是一个挑战。

四、结语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继续攻坚克难，顶住放慢改革步伐或削弱改革力度的压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常态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当前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前的两大迫切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抓紧抓好，让创新充分获取改革红利，使创新驱动增长真正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奋力作为，“创新驱动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会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世人惊叹。

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是基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局限性深刻分析得出的逻辑结果，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警惕两种极端倾向：在理论上不能因为凯恩斯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就彻底否定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因为传统“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带来的负效应就患上“投资恐高症”，进而否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任何时期，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要否定的仅仅只是人们固化了的“投资拉动增长”思维模式和在实践中把它作为长期化决策行为，否则我们将会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

经济学研究需要直面真实世界，面对经济周期现象，人类还没有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最终走出危机需要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凯恩斯与熊彼特是“大萧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凯恩斯关注的重点是短期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能够为我们提供避免经济大萧条剧痛的止痛药，重在治标；而熊彼特关注的重点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提出解决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动力的办法，重在治本，能够为我们提供强身健体的长效药方。基于长周期理论视角，凯恩斯与熊彼特的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能不能在理论上找到凯恩斯与熊彼特理论思想的重要交汇点，并科学地融合他们的经济学构想，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既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一个困局，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自信，也许这一困局将会是一个产生新经济理论的契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会不断催生出新的科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又将指导着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因为“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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