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联繁

依法治国去年首次成为中共中央全会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已正式成型。在此大背景下，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继续在法治上发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首次确立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是修改后的立法法一个重要亮点，是改变重法律数量而轻法律质量、重法律投入而轻法律产出的一个关键举措。

开展立法评估工作，关键是要明确评估标准或指标。其中，明确将“廉洁性”纳入指标体系是应有之举。这是有国际法依据的，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努力定期评估有关法律文书和行政措施，以确定其能否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同时也是有实践基础的，即作为缔约国和签署国，我国为履行该规定，开展了“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其中的“制度”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涵盖在内，只不过没有直接凸显法律法规而已。

从以“立法评估”为名的试点工作看，通常将合法性、合理性、适应性、协调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实效性等作为指标，但廉洁性指标不太清晰和直接。将“廉洁性”纳入立法评估的指标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协同推进立法评估与制度廉洁性评估、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将“廉洁性”纳入立法评估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前的，即进入法律出台前评估的指标体系，重在发现法律草案的廉政风险，克服部门利益法律化、重赋予权力而轻约束权力，甚至只赋予权力而不约束权力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