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咸宁437005）

张燧，字和仲，湖南湘潭人，约出生于万历初年，卒于崇祯末年。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未见编》《易筏》等书。其中《千百年眼》十二卷系张燧的读书笔记，自刊刻以后，自明末迄今，备受学人赞誉。明末清初，此书传之日本，影响甚大。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但是通过唐船贸易，许多汉籍仍然传播到日本[1]陈广宏.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6).，刻印于1614年的《千百年眼》在明末清初已经传播到日本。1767年，日本学者田君修以万历本为底本刻印扩充堂本《千百年眼》。1888年，浙江人士王惕斋在日本以扩充堂本为底本铜版缩刻《千百年眼》。1888年，又出现了以铜版缩刊本为底本的抄本《千百年眼》。1972年，长泽规矩也编辑《和刻本汉籍随笔集》20册，其中第5册完整收录了《千百年眼》，长泽规矩也作了相关解题。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日本许多书库及图书馆藏有不同版本的《千百年眼》，极大地推动《千百年眼》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2]朱志先.晚明张燧《千百年眼》版本述要[J].史志学刊,2015,(2).。

万历本《千百年眼》很早就传入日本，且有很多不同的刻印本，从理论上讲日本应该有不少有关张燧及其《千百年眼》的研究成果。遗憾之处，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搜罗不多，目前仅发现日本学者对《千百年眼》的征引、评析，以及对张燧的研究。

一、日本学者对《千百年眼》的征引

日本贝原益轩（1630—1714）名笃信，字子诚，曾读过《千百年眼》，冈田武彦所作贝原益轩的读书目录中列有张燧《千百年眼》[1](日)冈田武彦.贝原益轩[M].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P174)。柳田圣山《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有如下对话：

或问：今若欲变此风而复古道，为之可奈何？忠曰：儒唯究儒，佛唯究佛，律祇究律，禅则庶几可纯粹矣。专敦于自宗，有余力则可暨于他家，方可称博通也。张和仲《千百年眼》曰：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其书亦不失（止此）。此语最得要也[2]董志翘.中古文献语言论集[M].巴蜀书社,2000.(P408)。

按：无著（1653—1745），根据无著的生存年代，张和仲之语可见于《千百年眼》卷五“歆、向废图谱之学”。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亦参阅过《千百年眼》，在内藤氏《中国史通论》里有征引张燧的内容：

还有人说穆王是杰出的名君，但没有实在的证据，《诗经》等史料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述。此说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历来认为昭、穆开始周代逐渐走向衰败之说。这种立场，可以见之于明代张燧的《千百年眼》和马骕的《绎史》中[3](日)内藤湖南.夏应元,刘文柱,徐世虹,郑显文,徐建新译.中国史通论(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P101)。

正如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所说，当时的人物大多不是学者出身，而多出自吏胥。根据他的考察，进入汉代以后，成为宰相者，大体无功业显赫者，而功业显著者则多为吏胥出身。例如，赵广汉（河间郡吏）、尹翁归（河东狱吏）、张敞（太守卒吏）、王尊（涿郡书佐）等，多为宣帝时之人……[3](P196)

张燧的《千百年眼》中指出，清谈始于汉末[3](P264)。

上述学者虽然没有直言表明曾经阅读过《千百年眼》，但从其能灵活征引《千百年眼》内容，说明他们是比较熟悉该书的。

二、序跋中对《千百年眼》的评析

林春胜（1618—1680），京都人，名恕，字子和，号鹅峰、樱峰等。日本著名程朱学者林信胜之第三子[4]牛建强.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J].暨南学报,2008,(1).。其《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四十八中，有《论千百年眼》一文，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评价较多[5]林恕.鹅峰林学士文集[M].日本元禄二年(1689)刻本.。

林春胜是在书店里买到《千百年眼》，花费三个晚上认真批点，可谓系统阅读了《千百年眼》。林春胜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的评价，可归为以下三点：其一，指责张燧肆意批判历代圣贤，“恣以己意为其优劣”，“可谓旁若无人也”；其二，指出张燧因袭洪迈、杨慎之文；其三，批评张燧“阳尊朱子”，“而不信其学术”[5]。林春胜受家学的影响，比较推崇朱子之学，《千百年眼》则是反对宋儒之学，因而林春胜认为《千百年眼》一书“其害甚于博弈酒色”[5]。为避免《千百年眼》贻祸后人，林春胜阅读完《千百年眼》后，便将其“缄封之，藏于匣底”，不让后辈们发现这本书[5]。由于价值取向及为学之道的不同，林春胜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可以说是持否定态度。

但是，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论日本改元时指出，“此时（林）信笃引用（陆深）《蜀都杂抄》、（陈继儒）《宝颜堂秘籍》、（张燧）《千百年眼》三书，谓年号用正字者不祥，宜早改元，以书面进呈诸老中。诠房询余意见，现今未能采用，然既垂询不便不答，遂以书面陈述。其大要：近世大明人论年号，以为用正字各代有不祥，故临文宜避忌。亦见于信笃所引以外书中，皆非君子之论也。天下治乱与人寿长短，或由天命，或由人事，焉有因年号用字而有祥之理？如魏齐王芳、梁武陵王、金炀王哀帝、元顺帝，皆由其不德也。”[1](日)新井白石.周一良译.折焚柴记[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141-142)按：林信笃（1645—1732），京都人，名憨，字直民，号凤岗，乃日本著名学者林春胜次子，他能够如此灵活引用张燧之论来论析改元之事，说明其对《千百年眼》内容是比较熟悉。可见，林信笃没有因其父将《千百年眼》束之高阁，而放弃对它的阅读。

1767年，爱好古籍的田君修买到一本万历本的《千百年眼》，然后以此为底本进行翻刻，即为1767年扩充堂刻本。其中有清田儋叟、皆川淇园及栗元恺所作的序跋，三者都是当世之名流，通过分析三者对《千百年眼》的评价，可以管窥当时对《千百年眼》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其一，指出了《千百年眼》的史源问题。清田詹叟认为《千百年眼》“集诸家说，而《笔乘》、《笔丛》、《五杂俎》居多”；皆川淇园指出：“而其书所抄王勉夫、胡应麟、焦竑等之说，诸不复标明其人名，余因大怪焉。昔人有讥著书集它人之说，不署其名者，此殆其类也。”但栗元恺却认为“博而通，瞻而明，综谈古今，阐扬隐微，引援详确，思之至当。每读之未尝不抚掌称善，卓诚上乎！”[2](明)张燧.千百年眼[M].日本明和五年(1767)扩充堂刻本.

其二，研读《千百年眼》有助增长见识。清田詹叟认为“读斯书者由之而发，助其才气，盖亦在善择之尔”，皆川淇园亦认为《千百年眼》“可以裨闻见，扩知识”，栗元恺认为“和仲之于古人，可谓千载识鉴矣”[2]。

其三，《千百年眼》的编纂体例属于纂录。清田詹叟认为《千百年眼》是“集诸家说”，皆川淇园直言“其书皆纂录”[2]。

其四，反对张燧所持“异端”之论。皆川淇园批评《千百年眼》“论史籍辨得，皆亦采奇探僻，忘于轨常，惑于隽特”，为避免“读者悦其华辨而谌于异流”，在刻印此书时，皆川淇园专门作序来评介《千百年眼》[2]。

光绪十四年（1888）王惕斋日本铜版缩刊本《千百年眼》刚刊行，日本便出现了明治二十一年（1888）抄本，其中有松浦诠、马道纯及长冈护美的《题识》或《跋》，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学人对《千百年眼》的评析。松浦诠称“余尝读斯编，可以观治乱，可以识成败，可以考存亡，可以辩得失，可以知世变。苟自非识之卓学之精焉，能至于此哉”[3](明)张燧.千百年眼[M].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抄本.。松浦诠通过阅读《千百年眼》认为此书有助于经世之用，且赞扬张燧之卓识。马道纯认为《千百年眼》“知人不颇不偏”[3]，而长冈护美则指出“张燧评古人言语，云古人精神，固杰作而谁无偏倚。王惕斋眼力亦可谓穷千百年矣”[3]。

综上述序跋，可见日本学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相关学人对张燧《千百年眼》的接受层次，相比而言，林春胜、清田儋叟、皆川淇园及栗元恺对《千百年眼》的接受更为理性一点，比较客观地评介其优缺点。

三、今关天彭与《千百年眼》

今关天彭（1884—1970），原名今关寿麿，号天彭[4]李庆.日本汉学史(第2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P468-474)。《鲁迅日记》1929年6月20日载“晚内山延饮于陶乐春，同席长谷川本吉、绢笠佐一郎、横山宪三、今关天彭、王植三，共七人。天彭君见赠《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一本”[5]鲁迅日记[M].人民文学社,1959.(P648)。谈及今关天彭与《千百年眼》的关系之前，先介绍一下馆森鸿与《千百年眼》。馆森鸿（1863—1942），字子渐，号袖海，日本汉学家，是冈鹿门与重野成斋的学生，著有汉文《拙存园丛稿》八卷三册，刊于大正八年（1919）[1]汤志钧.鳞爪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P127-128)。

1900年，馆森鸿游历上海时与宋恕相识，宋恕得以参阅馆森鸿所著《亲灯余录》，称赞此书“考订精博”，甚至超过“杨（慎）、顾（炎武）、钱氏（大昕）”[2]胡珠生编.宋恕集[M].中华书局,1993.(P295)。并且宋恕称《亲灯余录》载有“永明太后、朱舜水、张斐、独立禅师、张燧、汤来贺之言行，尤此土之要故也”[2](P295)。随后，1902年4月，宋恕作《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有“遗民僻集犹多卓，皇代诸宗各有豪”，对于“遗民僻集”，宋恕注称“如日本所刊之张燧《千百年眼》，尤其卓者。《魏叔子集》亦有可观，但不在僻列”[2](P857)。1905年11月，宋恕作《粹化学堂办法》称“夫海外望国皆图、书并重，与我古人左图右书之学若合符节。明儒张燧曾极论近世废图学之害，所见正同。乃今之浮慕西洋者至于译图书馆作藏书楼，罔删图字之义，足征此辈素乏图学之观念矣。”[2](P389)宋恕对《千百年眼》的评论及征引皆在其参阅《亲灯余录》之后，可以推测宋恕对张燧的关注应该是通过《亲灯余录》获悉的。笔者寡闻，目前未能找到馆森鸿《亲灯余录》一书，更无从获知馆森鸿对张燧的相关记载，但从宋恕所言“如日本所刊之张燧《千百年眼》，尤其卓者”，可以推测《亲灯余录》所载《千百年眼》当属于此版本，即光绪十四年（1888）王惕斋日本铜版缩刊本。在日本所刊行的《千百年眼》中，只有光绪十四年本孙点《千百年眼·跋》中介绍了张燧在日本的情况，馆森鸿对张燧的相关记载应该是源自孙点《千百年眼·跋》。至于张燧是否东渡日本，笔者有专文论述[3]朱志先.晚明湘潭学者张燧东渡日本驳议[J].船山学刊,2012,(4).。

1924年除夕，今关天彭拜访馆森鸿，提及明末流寓到日本的中国文人时，馆森鸿问今关天彭知不知道《千百年眼》的作者张燧。今关天彭对此茫然无知，于是找到一本《千百年眼》，“读过之后发现不过是从各种书中抽取关于经史百家的新奇说法，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书”[4](日)今关天彭.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M].今关研究室,1928.(P1)。而让今关天彭感兴趣的是《千百年眼》的作者曾东渡日本，其线索是孙点《千百年眼跋》中所言。因今关天彭自述和馆森鸿交流后，便对明代流寓日本的张燧、朱舜水、戴曼公（独立和尚）、陈升庵（陈元赟）张非文等人非常感兴趣，并且撰写相关文章刊发于《北京日报》、《日本》和《日本人》等杂志，最后汇集为《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一书。而馆森鸿给今关天彭所介绍的几位明末流寓日本之士，恰恰是孙点《千百年眼·跋》中记载的，由此可以推定馆森鸿《亲灯余录》有关张燧在日本之事当是源自孙点《千百年眼·跋》。为探究张燧是否东渡日本，今关天彭找到了孙点所谓的酒井版《千百年眼》，即1767年日本扩充堂本《千百年眼》。今关天彭根据酒井版《千百年眼》中清田儋叟、皆川淇园及栗元恺所作的序跋皆未言及张燧东渡之事，于是他断定“孙点的话不过是一席笑话，是虚构的不是事实”[4](P4)。

接着今关天彭分析了孙点杜撰张燧东渡日本的原因在于：

《千百年眼》在中国并不流行，王惕斋由于酷爱古书将其出版。作者张燧的传记不详，从朱舜水和水户的义公（德川光圀），陈元赟和名古屋的敬公（德川义直）的事情来看，为了附会这本书的翻刻地小滨的藩主，不知是日本的某人杜撰的故事，还是孙点杜撰的，结果就是序文中所看到的那样。想象一下当时的风气可见这种事并不稀奇[4](P5)。

今关天彭指出明和年间日本文坛比较流行袁宏道、钟惺等人的诗风，“东京和大阪地区和明末思想有共鸣的人非常多”[1](日)今关天彭.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M].今关研究室,1928.(P6)，在此情况下，日本学界了解到《千百年眼》一书，但能看到此书的人很少，于是小滨的田君修得到了这本书将其翻印出版。但是，今关天彭也认可孙点所言“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其理由是“这本书被加进乾隆的全毁书目中，在中国绝迹也是理所当然”[1](P7-8)。

今关天彭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的相关问题是经过系统研究的。首先，对于《千百年眼》的内容，今关天彭通过认真研读认为此书在撰写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抽取他人著述中的新奇说法。从史源学的角度而言，今关天彭的这种判断是比较有道理的。但以此完全否定《千百年眼》一书似乎不是很妥，毕竟此著不同于明代其他拼凑之作，其间渗透着张燧卓越的学术识见。其次，对于张燧东渡日本问题的考察，即对孙点所论的批驳，应该是今关天彭创新之见。总体而言，今关天彭对《千百年眼》可以说是批判地接受。

张燧及其《千百年眼》在国内从明末到民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随着《千百年眼》不同刻印本的增多，其接受群体也不断扩大。从接受学的角度而言，张燧确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者，其创作《千百年眼》的过程，是考虑到读者之所需，因为“作品只有在读者能力的水平上才存在”[2]刘小枫编译.接受美学译文集[M].三联书店,1989.(P91)。《千百年眼》传播到日本后，从江户时代迄今，不少学者对其予以关注，有的对其进行抄录，有的对其征引，有的对其进行评析，有的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体现出不同的接收方式。《千百年眼》在日本的接受史，表面上是接受者对《千百年眼》认可或贬斥，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引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