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杭州310028；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绍兴312000）

一、引言

中国近代较为正式的函授教育发端于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自从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函授学校以来[1]丁伟.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办学时间史实考辩.兰州学刊,2014,(9).(P93)，这种从欧美引进的新型开放式教育制度在长达25年的时期之内，未能进入公立教育领域，一直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正式认可和接受。到了1940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所管辖的侨务委员会宣布正式创办一所公立的侨民教育函授学校[2]重庆行政院二十六日上午开第四五八次会议——军事外交报告决议各案，择载如下.申报,1940-3-27.，至此，上述这种状况才逐步开始得到改变。

在1915年至1940年期间，各种不同类别的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在民国函授教育领域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数量众多的私立函授学校中，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大东书局函授学校、开明函授学校均“有着显著的成绩和光荣的历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办学效果和良好的社会效益[3]履冰.函授是教育社会化的实践和基础.文化通讯,1948,(3).(P8)。而“国内函授学校以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之函授学校较佳，且亦不完全以敛财为目的”[1]信箱——询函授学校情形.学生之友,1942,(第5卷第4期).(P44)。著名出版史专家吴永贵教授在其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2002年）中这样论述中华书局函授学校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作用：“从最终的效果来说，上万人的函授规模，出版社无疑从中赚到了钱，宣传了自己，提高了与同业的竞争力，可以说是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函授教育的举办，又为众多青年业余补习提供了再学习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人才，又可以说是兼具了长远的社会效益”。“用今天的话，就是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2]吴永贵.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1912—1949).图书馆学专业博士论文,武汉大学,2002.(P148)。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近代函授教育史的层面，还是从出版史的层面去审视、衡量，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进行专题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的办学情况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程度，先后已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和硕博论文涉及对其办学状况的介绍。但是，由于受制于史料的束缚，学界对于其创办时间始终未能达成统一的定论；而弄清楚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构建、再现和理解当时这一重要的历史图景，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以下简称“中华函授学校”）进行深入性、持续性的研究。

二、学界已经发现的相关史料状况综述

截至目前为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华书局出版史的各种相关文献史料的数量、总量与分量都是相当客观的，可是涉及中华函授学校办学情况的文献史料却不多见。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公开出版的提及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文献史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资料汇编类著作，其中具有较高权威性、较大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共计5部，详情如下：

1.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是由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所编著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一书。这部书籍所记载的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是1926年，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月份。书中这样写道，中华书局在“1926年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英文科”[3]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P568)。

2.中华书局编辑部在1987年2月所编写的《回忆中华书局》一书收录了一篇由吴铁声所撰写的题目为《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的文章，提及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文章认为其创办时间是1926年9月[4]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载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P98-99)。

3.著名编辑出版学专家宋应离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1999年）一书收录了一篇由著名出版家、历史学家李侃先生所撰写的题目为《中华书局的70年》的文章，这篇文章记载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文中这样谈到，中华书局在“1926年起，并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5]李侃.中华书局的70年.载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大象出版社,1999.(P405)。

4.中华书局在2002年1月出版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一书中涉及到中华函授学校的办学时间。这部著作收录了一篇由俞筱堯所撰写的题目为《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的文章，专门概括性介绍了中华函授学校的一些整体办学情况，文中认为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是在1926年[6]俞筱堯.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载俞筱堯,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P235-236)。

5.中华书局在2002年6月出版的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所编写的另外一部史料汇编类著作《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1912—2002》也提到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办学时间。书中这样写道，“1926年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英文科开始招生”[1]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1912—2002.中华书局,2002.(P35)。

由是观之，以上所列举的这5部具有代表性的史料汇编类著作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观点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书局在1926年9月开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书局从1926年起开办中华函授学校，但尚不能确定其具体月份。

三、学界已经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截止到完稿之际，在笔者所能够掌握的文献资料范围之内，我国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涉及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下列：

1.由学者李本达、张乐依、顾太主编的《汉语集称文化通解大典》（1992年）介绍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办学情况。书中这样写道，“1926年起，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2]李本达,张乐依,顾太.汉语集称文化通解大典.南海出版公司,1992.(P57)。

2.由著名历史学家张宪文教授所领衔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2001年）提及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认为中华书局在“1926年起开设中华书局函授学校”[3]张宪文,万庆秋等.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P264)。

上述两部词典类工具书都没有给出相应的参考文献，因此我们无法获悉其史料的来源，当然，这也是编写辞典所秉承和坚持的一贯风格。

3.学者林伟在其编著的《两大印书馆》（1998年）一书中谈到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认为中华书局从“1926年起，并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4]林伟编著.两大印书馆.蓝天出版社,1998.(P91)。

4.商标史研究专家左旭初在其撰写的《著名企业家与名牌商标》（2008年）一书中在介绍著名出版家陆费逵生平事迹的时候，提到了中华函授学校的创办时间。书中这样写道，“1926年底，陆费逵先生又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对外招收英文科学生”[5]左旭初.著名企业家与名牌商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P260)。

5.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黄宝忠博士在2007年1月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研究—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考察对象》涉及到对中华函授学校的论述。这篇博士论文没有被发布在中国知网上面，而是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论文认为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具体月份不详[6]黄宝忠.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研究——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考察对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P138-139)。

6.著名出版史专家吴永贵教授在其于2002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中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华学校的整体办学情况。这篇博士论文认为中华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9月[7]吴永贵.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1912—1949).图书馆学专业博士论文,武汉大学,2002.(P144-147)。

在此需要做出补充说明的是，上述两部学术著作和两篇博士论文在提及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时候，均都没有给出所依据的参考文献，因此，我们无法弄清楚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于何处。

由上所述可知，目前学界已经取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观点存在三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一说是创办于1926年，但无法确定其具体月份；另外一说是创办于1926年9月；第三种说法是创办于1926年底。前两种说法与文中第二部分提到的那5部史料汇编类著作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记载完全相同。在这5部史料汇编类著作中，持有中华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月份不详）的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由张静庐先生所编著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一书中。而持有中华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9月的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所编写的《回忆中华书局》一书（1987年）中。由于这两部史料汇编类著作出版时间较早，由此可以断定，目前学界已经取得的上述涉及到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6部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指出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但是很有可能参阅了《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和《回忆中华书局》这两部史料汇编类著作，从而造成了目前学界存在的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所普遍认可的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即一说是1926年（月份不详）；另外一说是1926年9月。

四、对新近发现的多份文献资料的公布与解读

1.1926年3月，中华书局首先在《中华教育界》（月刊）上发布了第一个有关中华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份标题为《如何自习英文——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先开办英文科初等三级、高等三级》广告对确定中华函授学校的具体创办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很有必要在此给予全部公布其广告内容，详情如下：

“英文一科在中等学校几为必修，商界交际应用尤广，顾良师难得，每有学习数年而音欠准确、文法错误者，废时耗材良可慨也。

略识拼法者即可入初等第一级，以后循序渐进，高等毕业可具优良高中毕业程度。

校长吴任之博士（健），主任沈问梅先生（彬）。讲义由各讲师编辑，如东吴大学文科教授白约瑟学识（Mr.Joseph Whiteside,B.A.），东南大学教授李玛利硕士，江苏一中校长陆殿扬先生，前北京师大、农大教授陆费执硕士，留美哥伦比亚通儒院马润卿先生以及戴昌藻硕士、吴献书、朱恬持、张似旭、刘元龙诸学士批改课卷，除各讲师外，另聘教员，如上海南洋大学教授杜光祖学士，长沙工大教授俞通甫硕士……等，而大考课卷则由校长吴博士、主任沈先生亲自批定。毕业生如达到两次奖金者考入大学者，每年由本校担任学费两百元以奖勤学，办法详见校章。

现在开办伊始，特别优待，减收半费，九月底以前中华书局十五周年纪念期内，更赠书券两成，即初等第一级一次缴费者，学费二十元，现收半费，仅十元，再送赠书券二元。初等第二级以上一次缴者，学费三十元，现收半费仅十五元，再送赠书券三元。校址：上海静安寺路中华书局。报名处：上海各省中华书局”[1]如何自习英文——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先开办英文科初等三级、高等三级.中华教育界,1926,(第16卷第3期).书首黑白插页.。

2.随后，就在1926年4月，中华书局又在《中华教育界》上公布了第二个有关中华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这条标题为《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的广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华函授学校英文科初等一、二、三级和和英文科高等一、二、三级所开设的每一门专业课程的具体情况[2]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中华教育界,1926,(第16卷第4期).书首黑白插页.。到了1926年7月，《中华教育界》又刊发了另外一个招生广告，这条标题为《自修英文之好机会——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招生广告与上述的那条广告的内容基本相同[1]自修英文之好机会——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中华教育界,1926,(第16卷第7期).书首黑白插页.。

3.除了在当时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教育类专业期刊——《中华教育界》上发布招生广告之外，中华书局为了扩大招生影响力，提升中华函授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从1926年6月份又开始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衡》（月刊）上公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相关招生广告，这条广告重点对中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分科、科目、毕业、奖励”等方面的办学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其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分科——分初等英文科、高等英文科各三级，程度约与初中、高中相当；别设选科，任选一科或数科，由浅入至深均有。

科目——初等第一级注重基本练习：读本、文法、会话之外，更有正音、拼法、造句、习字、记字捷径等；以下各级，程度逐渐加高，期毕业后，可入大学直接听讲。

毕业——每级一年，但得缩为半年，或延长至二年。课艺由教员批阅，如有疑义质问，由教员批答。每级读完，给修业证书；三级读完，给毕业证书。

奖励——每级读完，考试最优之前三名，均有现金奖励；如高等毕业，曾得两次奖金者，考入大学，由本社担任学费每年二百元”[2]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最新式大规模的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学衡,1926,(54).书首黑白插页.。

随后，中华书局又在1926年7月、8月、9月出版的《学衡》杂志上先后发布了有关中华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其广告标题依次为：《如何自习英文——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先开办英文科初等三级、高等三级》[3]如何自习英文——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先开办英文科初等三级、高等三级.学衡,1926,(55).书首黑白插页.，《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4]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学衡,1926,(56).书首黑白插页.，《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5]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学衡,1926,(57).书首黑白插页.。

4.在1926年9月4日，中华书局又开始在《申报》上发布了一条有关中华书局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这是《申报》刊发的第一个有关中华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份招生广告对确定中华函授学校的具体开学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很有必要将这份史料内容给予全部公开，详情如下：

“分科——分初等英文科、高等英文科各三级，程度约与初中、高中相当；别设选科，任选一科或数科，由浅入至深均有。

科目——初等第一级注重基本练习：读本、文法、会话之外，更有正音、拼法、造句、习字、记字捷径等；第二级更加翻译、作文、尺牍等；第三级更加新闻、文件等；高等第一级，更加文学史、修词学、上古史等；第二级更加名著文选、商业尺牍、中古文、介词活用法等；第三级更加文学研究法、欧美名言、公文程式；尤注重翻译，各级均有。

开学——本年八月一日先开初等一、二、三级。高等一级，至高等二、三级，冬间可以开全”[6]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最新式大规模的英文函授讲义——开办伊始、减收半费.申报,1926-9-4.。

至1926年12月，根据《申报》上刊发的一条招生广告——《自修英文之好机会——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六级全开》的记载，中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高等一、二、三级也已经正式开学了[1]自修英文之好机会——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六级全开.申报,1926-12-25.。

综上所述，在办学期间，除了在《申报》上动态地刊登一些招生广告之外，中华书局也充分利用了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的优势，通过其出版的《中华教育界》《学衡》等人文社科类期刊，及时向社会各界介绍、宣传中华函授学校办学的进展情况。自从在1926年3月的《中华教育界》上刊发第一个招生广告之后，中华书局一直都在积极地进行宣传、组织招生工作。到了同年的8月，即1926年8月1日，中华函授学校英文科公开向社会宣布正式“开学”，开始对招收到的第一批英文科初等各级学员实施函授教育。任何一所私立学校从其正式组建，到招生宣传，再到正式开学都会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周期，更何况中华函授学校又是一所新型的迥别于普通学校的开放式学校呢。

综合考察上述多份文献资料的记载，毋庸置疑，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3月，首先开办英文科一科；至1926年8月，开始对第一批英文科初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至1926年12月，又开始对英文科高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至此，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英文科初等三级、高等三级已经全部正式开学。这一结论就充分说明了，目前学界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观点所存在的三个不同版本的说法皆不准确。

探寻历史真相、澄清历史事实、避免以讹传讹，这是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我们在此热切地盼望着广大文化教育界的同仁们在以后修订学术著作，或者编著新的学术著作，或者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当中，在论及中华函授学校办学情况的时候，能够关注和参阅本文，这也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最大价值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