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制度现代化

刘伟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就是不断破除制度领域不合时宜的旧因素、吸纳新的现代化因素的过程，它所掀起的变革无疑会带来价值观念领域的碰撞与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不同利益价值主体的冲突；二是新旧制度替换及新制度体系内不同层面制度的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消解制度现代化过程中价值冲突、实现人民对制度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和价值规范。制度现代化应当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取向，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准绳，引导人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价值冲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制度思维已成为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维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制度现代化实现制度性治理。

一、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在于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制度现代化就是不断破除制度领域不合时宜的旧因素、吸纳新的现代化因素的过程。制度现代化关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它意味着对固有利益格局的冲击、对原有制度体系的变革、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改变，等等。而制度现代化所掀起的变革无疑会带来价值观念领域的碰撞与冲突。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不同利益价值主体的冲突；二是新旧制度之间、新的制度体系内不同层面制度，以及每一具体制度内部各差异性要素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统一于制度现代化进程中，根源于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价值观的多元化。

制度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涉及新旧制度替换调适的冲突问题。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实践变化和价值关系的变更自然会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比如宗教信仰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节日观念的不同等，这些都是制度转型带来的价值层面的变化，给价值选择带来了困境。当一种新的制度思维与行动试图影响并同化旧的制度思维时，不同的价值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这一变化总是持不同的价值立场，这些价值立场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里的价值冲突关涉的主体包括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制度的目标群体。新旧制度替换调适的过程实质是这些价值主体价值观交锋的过程。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价值观会影响其价值判断和实际认知，进一步影响具体制度内容的选择，影响制度执行的过程环节，通过有差别地执行具体制度，产生不同的执行效果。

不同利益主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支持或抵制相应的制度，有差别地执行具体制度。多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2008年，当“大部门体制”的提出成为一种制度选择，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大部制”虽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部门间的职能整合，却难以有效地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作，究其原因是不同部门都固守于各自的利益范畴，使政府的“整体性”价值呈现出碎片化。由此可见，整合利益关系、形成价值共识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新的制度的产生与执行必须获得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价值认同，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认可它、行动上支持它，才可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制度。现代化制度只有获得人们的价值认同，即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才能成为有效的制度，才能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纽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制度现代化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消解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实现人民对制度现代化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问题主要是指制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问题。制度的合法性是制度在社会层面存在的法理与价值基础，它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或统治维系与巩固必备的肯定性心理条件，一种制度只有具有合法性，才能产生权威性。制度有了权威性，人们才会对制度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使制度执行富有成效。

（一）统一思想共识的基础在于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利益归根到底是人们全部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制度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节利益冲突。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列宁更是直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单纯依靠热情，必须“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系”［3］，“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4］。由此可见，人们对生活中关于价值的判断永远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价值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追求。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利益关系的反映，利益关系是价值关系的基础。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接受新制度上是有差异的，制度现代化需要调和利益关系，调和的基础和依据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使制度建设和执行获得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协调好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凝聚价值共识，使人民形成与制度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整合多元的价值观念，培育人的现代化观念，凝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制度现代化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实现二者对接，以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使制度设计与执行获得最大的价值认同。制度设计要在内容上与人民价值观相适宜，要坚持以现代化素质的人民为主体推进制度执行。制度的内容设计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相适宜；依据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国家治理实践、制度的贯彻执行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这种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将使制度设计与执行获得最大的价值认同。20世纪90年代，当国人面对改革开放的进退问题争论不休、难以抉择时，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清醒地点明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重新凝聚国内各方面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坚定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价值认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不同制度调和的准绳是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制度的现代化是一个“制度群”的现代化，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具体制度的现代化，每一项具体制度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要素的组合。要促进各项具体制度之间的融合，就必须实现其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同理，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问题。新旧制度之所以承传与发展，不同制度之所以相互促进，其基础是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促成不同制度融合的基础是其承载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核心价值观的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制度变革及制度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推动力量。制度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制度变革，从一种原有的制度调整或转换为另一种新的制度，过程中必然要剔除不适应现有发展条件和形势的因素，同时又要增加新的有利于发展的因素。新旧因素的替换必然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价值冲突。制度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节利益冲突，而调节二者冲突的基础必然指向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发挥价值整合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化，争取公众对制度现代化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制度现代化与思想观念现代化必须是协调发展的，也就是说要使制度获得价值认同，就必须使公众形成与制度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要义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制度精神，引导公众的价值认识。要顺利推进制度现代化，必须在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和制度的目标群体中广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育化制度现代化所关涉的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态度，引导他们朝着共同的目标推进制度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现代化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文化制度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生态制度现代化等等，这些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在于其价值取向、制度目标的一致性。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推进制度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的目标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发展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这种制度目标及其展现的制度精神恰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相契合。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制度现代化的基本价值遵循，要在推进制度现代化进程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坚持制度变革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价值取向，否则人的现代化就会失去物质基础。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是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需要靠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民主制度的现代化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树立人民群众的制度自信是非常必要的。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发达，也体现在精神生活丰富，社会风气良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现代化，应以实现国家文明为价值目标，其基本原则是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态制度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制度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如果制度变革不能促使社会矛盾得以解决，反而使矛盾丛生，这种现代化必然是失败的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应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为目标，制度变革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工具，整合人民利益诉求，协调好利益关系。生态制度现代化也应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制度变革要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取向，全面改善当前粗放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

（二）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准绳

落实法治、保障自由、实现平等、力促公正既是制度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主题，也是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价值标准。一是以自由作为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准绳。人创设了制度，同时又为制度所规范，人与制度是双向互动的。制度现代化就是以制度变革消解阻碍人自由发展的不合理规则，使制度达成与人的自由发展同步，为人更高层次的自由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通过创新制度的推行和公民制度意识的培育，使公民的自由发展从理念变为现实，政治权利自由、意志自由、实践得到全面实现。二是以平等作为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准绳。制度现代化要注重严肃性和公正性，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不为特权而设计，制度执行不例外。制度现代化应着重关注四个平等，即政治平等、劳动平等、机会平等、尺度平等，制度要保障每个人平等地享有自由发展的条件。三是以公正作为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准绳。在制度现代化过程中，不管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执行都应当体现公平正义。虽然制度是静默无声的，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激励和惩戒功能会对人们关于公平正义、善恶是非等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导向作用。因此，制度设计要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让制度执行更加公正。四是以法治作为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准绳。中共十八大立场鲜明地指出，应该突出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维护法制的权威和尊严。我们党和国家注重以法治思维推进制度现代化，法治已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律框架下推动制度变革。

（三）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制度不仅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支撑实现现代化，而且要反过来培育公民的现代化素质，以制度精神育化公民的精神素质，引导价值认识，促成公民拥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美好德行，发挥制度的牵引功能，实现对全体公民发展的保障和引领。一是制度现代化要引导人民爱国守法。“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6］，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调节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制度现代化应当引导人民以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将多元社会价值有机整合到维护国家共同政治目标认同下。二是制度现代化要引导人民敬业奉献。“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功。”“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制度设计及运行要积极引导人民爱岗敬业。三是制度现代化要引导人民诚实守信。当今中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诚信缺失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出现了诚信危机。制度现代化要积极引导三个层面的诚信：一要政务诚信，政府对群众要保持真诚，做到政务公开，透明行政；二要商务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要加强经济行为的诚信建设；三要社会诚信，即人与人之间要做到诚实守信。四是制度现代化要引导人民团结友善。随着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中国正逐步进入与传统“熟人社会”相背离的“陌生人社会”。由于社会关系改变，社会风气、心态等都出现问题。友善作为公德与私德的统一，在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制度设计中要融入友善的价值观，强化友善观念；在具体制度执行中要引导人民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凝聚改革共识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三个倡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凝练和表述，展现了现阶段党和国家基于社会现实、群众共识所提炼出来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制度现代化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规范，对制度设计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价值要素进行排除，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进行扶植和培育，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相融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3］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0．

［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6］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8－169．

（责任编辑王怡敏）

刘伟（1989—），福建福安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软实力。

D616

A

1008-9012（2015）02-0065-04

2015-04-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