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一、“本体”对文化及其传承的规约作用

关于本体或本体论作为哲学的知识体系可以追述到柏拉图，但第一个为其下定义的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本体是关于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然、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1](P189)这个定义为理性主义哲学普遍接受。作为文化现象，“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的定义是：本体是“是”本身，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本体与本体论在近代哲学中成为显学，……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认为本体就是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20世纪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革新，本体、本体论及其思想以新的方式变得重要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现象学家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者中，其中包括马丁·海德格尔。但本体与本体论是一对悠久而宽泛不一的概念，有的本体或本体论着重讨论世界的根据、本原、始基，有的专门研究“神”，有的主要探讨物质或精神，也有以人的生存和幸福为根本出发点，介绍和评价人学本体。[2](P47)

文化是指人类创造与传承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可以相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人的自然生存与生理需要的文化。这部分文化很容易得到证实，让人们确信或认可。另一部分是作为文明与进化标志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需要假设、推理与论证。社会与社会体系是人类首创，维护社会存在与进步的理论更是宇宙的新事物。先贤们为了引导人类与社会迅速成长或更快进步，创造了许多理论体系，其中的一些被认同，并加以传承。人们之所以认可或接受这些理论是因为这些理论有益于人类生存与进步，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些理论揭示了自然或人类社会的真理。人类从已经认识了的世界推知未知的世界，为未来制定计划。人类之所以确认已经认识的部分是真理，是因为找到这部分真理的原因，并在现实中加以证实。于是人类一厢情愿却合乎情理地认为，只要找到世界的最后依据，关于世界的一切真理及其知识体系就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这种美好愿望一方面给予人类极大的鼓舞与勇气，让人类确信可以掌握世界，改造世界，对未来产生无穷希望，现世今生也有了寄托；另一方面关于这种最后因的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接受，并按照这种理论设计生存、奋斗。

如果，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初就理智而坚定地确认宇宙不存在最后因，即“本体”，人们就不能确定关于世界认识的真理性，人类因不能获得世界的确定认知，就无法理解进而掌握世界，也不能预期自身的未来，人类生存就会盲目而且毫无寄托。这是一种灾难性预设。如果人类接受这种观念，人们就不可能创造出关于世界、人生的理论体系去引导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这就是“本体”或本体论产生的合理性，也是人类接受、传承某种文化的最后依据。凡是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都有本体支撑。

二、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

西方，给文化荒漠划出一条宽阔大道，为盲目的人们制定行为规范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并没有明确什么是“本体”，却让人们相信“理式”就是世界的最后依据或终极实在，根据理式制定的《理想国》就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在本体与文化体系的建立方面，稍后的亚里士多德做了几乎相同的工作。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的“本体”或“本源”，是存在的存在，是永恒、静止却可以分离的“实体”，是第一实体。这种实体是构成世界的基础和原初的规定性，是一个永恒的自我实现，自然世界的所有变化，都可以在这种自我实现中找到动因，最终都是“本体”的自我实现。那么，建立在这种实体自我实现之上的自然世界，当然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才可能最终实现。

从此，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文化体系与文化形态确立下来。中世纪是以上帝为“本体”的宗教体系。笛卡尔提出“心”、“物”、“上帝”三元论（通常认为是心物二元论，不提上帝），“我思故我在”极大地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充满信心的人们昂首阔步地走向理性启蒙，就像人类社会的列车挂上了蒸汽机，为欧洲的强盛确定方向，提供动力。

康德严厉地批评过形而上学本体论，认为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起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3](P164)。然而康德却像其他理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赋予“本体”以永恒不变威望一样，赋予物自体以永恒不变的威望[4](P9)，尽管规定这种自在之物是无法认识的。现在看来，运用马克思认识无限发展的观点，批判康德“物自体”不可知理论有失偏颇，但康德自身的无奈也十分明显，既然物自体是理性认识无法到达的，如何确认物自体就是“物自体”。康德为世界确立了“本体”，却告知人类无法认知，就像中世纪确立了上帝的本体地位，是世界的最后因，人类却不能认识上帝一样。然而这并不妨碍理性主义文化的建立，这种明晰的文化赋予人类认知自信与人生寄托。

对“本体”贡献最大的无疑是理性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黑格尔哲学的辩证过程与强大历史感最终来自“理念”的自我演进，理念是世界产生与变化的终极原因与动力；自然世界的变化是理念自我对立面转化的结果。所以世界是理性的，当然都是可以认识、可以解释的；理念的自我演化由低级走向高级，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而且这种进步必然表现为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黑格尔庞大而严密的哲学体系很快取得对人类思想的统治地位，对于人类认知与生存起到巨大支撑作用。

实证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延续与运用，确认世界有“本体”或“本质”，客观物理世界及其规律就像地球表面的各个国家的版图一样客观，人类的认知就像绘制地图，只要地图如实再现各个国家的现实状况，人们的认识就是真理。现象学悬置了终极实在，做着“本体”不在场的工作。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割裂了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联系，确立了心物二元对立的认知体系，这种明晰而严谨的文化体系统治了西方两千多年，既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与骄傲，又为西方文化健康发展造成伤害与阻隔。当代存在主义以救世的医者面目出现，从反叛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出发，打破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禁锢，最终却以新的“本体”——“存在”试图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努力打破体系化的“遮蔽”走向多样化与个性化的“敞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丁·海德格尔。他认为存在一旦仅仅从存在者，即事物方面进行理解，就变成了最一般，最空洞的概念；存在并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以致没顶的某种东西。海德格尔所理解、把握的存在就是人类在其中生活、运动的那种日常状态的存在。“存在远非十分遥远、十分抽象的观念；它十分具体，同现实息息相关，的的确确关系到每一个人。……‘今天是星期一’，对于这个‘是’的含义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没有必要提；而人不理解这一点就什么也理解不了。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解大白于天下。相反，它仍然晦暗不明，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对其置疑。海德格尔思想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揭示存在这一意义。”[5](P201)

关于“存在”究竟是什么，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示，尽管读他的原著，可以得到关于存在十分清晰的具体感，这种感觉同以往的哲学迄今揭示的任何东西都很不相同。他一方面认为日常生活中除去遮蔽、敞亮后，诗意的生成就是“存在”，这个“存在”就是生活的本质，是真理所在；另一方面强调存在就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存在主义试图把整个的人——日常生活过程中具体的单个人，以及处在全部神秘和疑问之中的具体的单个人——带进哲学。[5](P171)

这就带来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摒除先入之见，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思想印迹的存在就不会有“深度”，人类除去“遮蔽”“敞亮”后的“诗意栖居”只能是一种纯自然行为；另一方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环境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是不同的。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一致性，同时取消文化的理性深度，使文化无限个性化与多样化。既然世界文化以无限差异的个体呈现，后现代文化的平面化与碎片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从道、仁到百姓日用即道

东方，最早提出本体概念“道”并加以体系化的是老子，理论作品是《道德经》。道是宇宙的本体或最后因，道的范围或内容是：无~有~一~二~三，接下来道生成的万物才是物理世界。这样，物理世界就是一个有规律并且可以认知的世界，因为它产生于道，而道又不是物理世界中的“道”，所以不可能完全认知，只能无限接近。这是道家文化的基础。

最初，儒学的“仁”并没有形而上化，如果称其为本体，也只能是社会行为规范的最后依据，孔子是在现实世界中定义解释仁的：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简单地说就是忠恕之道，教人如何做人。

随着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人们把“道”与“仁”的思想统一起来，形成了理学的“理”。程朱学派的“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事物的规律，表示一般共性与特殊事物的个性之间的关系，理学把一般与特殊割裂开来，把“理”界定为独立于具体事物的实在，是物理世界的根本，并在事物之先。这样，理学的“理”“就不是事物的规律了，而只是一些一般性的概念、观念，讲理在先，也就是讲观念在先。而程朱所谓理还不简单地就是关于事物的抽象观念，他们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标准。实际上，他们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宇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6](P205)关于封建理学的文化特征与影响，这里不多说，只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以“理”为本体的独特的、自成体系的、影响深远的文化。

王阳明认为，道德观念是每个人心中的先验意识，是心中之理，心就是一切的根本，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虽然也讲“万事万物之理”，但其中心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忠孝之理”。他认为，这种“忠孝之理”是人人头脑中所固有的。他把“良知”与“心”结合起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王艮同发端于儒家“仁学”的其他理学家一样，认为世界的“本体”即“道”，同源于儒家思想的“万物一体”。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自然、宇宙一体、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但王艮所说的“本体”与传统儒学之道又有很大区别与发展。他否定“道”的先验性，认为“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论思想，正确地揭示了“道”的来源，以及道与自然的关系，适应时代发展。他认为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即“良知之体”。他认为，“百姓日用”之“道”与万物、自然中的“理”同源同体，“百姓日用”就是“体用一原”，同时强调了“百姓”的首要地位；“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人人面对同样的“道”，平等的学道、参道。

王艮把“道”从抽象的哲学实体变成具体实在，“由无形无象变成了生动活泼、由不可捉摸变成了随时可及、由极端的神秘变成了日常琐事。”[7](P169)“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年谱》）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的自然本能就是“道”的最本真的体现。

东方文化的本体由道、仁经过理到良知，最后是民主意识觉醒的百姓日用，由形而上的实体变为现实生活的具体实在，对文化的作用同西方文化走向一致。由于具体个体的生活情境具有无限差异性，必然导致体系与规范消失，走向平面化、碎片化。

四、从佛到佛性，从客观实在的上帝到心中的上帝

东西方世俗文化与本体的关系如此，宗教亦然。“佛”最初的意思是“觉悟”，悟到了绝对真理。佛教的产生与其他宗教一样，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不够，在自然、社会面前感到无助与弱小，创造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佛不灭”等理论体系，宣传极乐净土（西天）、地狱等宗教世界。佛教以“佛”为最高教主，以超越轮回，进入极乐世界即成佛为最高目标。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看成与神仙差不多，佛能升腾变化，刀枪不入，消灾避难。初期的大乘佛教宣扬一切皆空，客观世界与人本身都是虚假而空，通过修行，达到超脱尘世而成佛的目的。

在这里，佛是客观实体，并以佛为最高意志创立了轮回体系。这种本体与体系是明确而严谨的，人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理解与修行，与其他宗教文化的区别就像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一样分明。

同世俗文化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人们逐渐认识到佛、极乐世界与三世轮回等无法证实，人们无论怎么修行，也不可能进入极乐世界，见不到佛，也不能成佛。于是六祖慧能提出“本性是佛”作为禅宗的理论基础，即本体。他把佛性看成是人的唯一本质，人性即佛性，“佛”就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唯一的人性，人生来就有认识自己本性的良知，即“灵知”，“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识真性”。人只要靠自己“灵知”，刹那间就能领悟到心本来的“空”，达到“佛”的境界，“顿悟成佛”或“见性成佛”。

这样，客观实体的“佛”与极乐世界，变成了毫无定性的“佛性”，从刻苦修行才能到达西天，成为金身佛陀，到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甚至道成肉身。佛成了毫无规定性或无法定性的人人可为的行为，修行变成了毫无规定性内容、无限个性化的个人行为。

西方宗教如何呢，以基督教为例，看看基督教是如何演变的。基督教同样产生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社会认识能力的低下，人们无法忍受生活的磨难，无法改变痛苦的命运，缺乏人生寄托。人们依据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理解与想象，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同时制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人类解脱痛苦，接受千年审判，各得其所。最初，上帝是客观的实体，当人们确信上帝真实存在时，信徒们虔诚地信奉基督。当人们需要证实上帝的客观存在时，怀疑与论证开始了。人们通过预设世界所是的方式，在个体性、外在性、时间性、客观性等方面进行论证，通过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等等，试图证明上帝的客观实在性。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徒劳无功，甚至上帝不可证伪的妥协也没有阻止人们对上帝的质疑。当人们确信上帝的非实体存在时，只好像爱因斯坦那样坦诚而无奈地给自己制造个上帝，把灵魂交给他。无用多言，这种本体的演变同佛教相似，导致严密的、体系化的基督信仰变成无限个性化、失去统一性的个人行为。

五、文化碎片化、平面化的必然性趋势

随着支撑人类几种文化类型的“本体”的演变，其严密的整体性就像暴露在阳光照射下的厚厚冰层，逐渐变薄，进而破碎，四处飘零。首先，本体的原初意义与严肃性淡化，逐渐模糊起来。道、理式、理念、上帝、佛陀意义是神秘、严肃而明晰的，说它“明晰”并不是说有确切的定义，而是其指向是明确的，人们一厢情愿地听从圣贤们的解说。因为谁都不知道其正确含义，所以圣贤的解释既神秘又严肃。因而由这种“本体”主导的文化体系具有神秘性、严肃性，受众也坚信不疑。当本体由客观实在转变为主观实在时，即佛陀成为佛性，客观实体的上帝变成自己心中的上帝，理式、理念为具体的存在取代，道、理变成百姓日常生活，原来，因为“本体”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圣贤的解说就是“圣经”，其支撑的文化就是铁板一块。现在，因为本体就存在于个体的生存情境之中，虽然谁都不能说体验的本体是真正的“本体”，但人人都有真切体验，神秘性与严肃性就无从谈起；由于现实存在的偶然性与无限差异性，本体的一致性消失，文化的无限差异就成为必然。不管海德格尔怎样鼓吹真实的“存在”多么富于诗意，除去思想与理性的遮蔽后的现实生活无论有没有“诗意”都不神秘，也不迷人。客观实体的上帝为心中的“上帝”取代后就不可能让人们虔诚地信奉，而且每个人心中的上帝都不可能指望与他人的一样。同样，佛的命运也没有多大区别。

其次，严密的逻辑体系消失。只要演示一下老子的“道”是如何演绎物理世界的，分析一下黑格尔的“理念”是如何通过绝对精神的正反合自我运动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整个物理世界演变的，就会明白，本体的自我运动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描述这种逻辑过程的理论，以及由这种理论主导的文化自然也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人类对严密的逻辑体系具有天生的向往与痴迷的信任。“道”与“理”可以演绎物理世界、社会体系和道德规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迁等，这种功能是“百姓日用”无法做到的。同样上帝可以演绎宇宙，可以为天地立法，而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只能是个人文化生活的主宰。它们的深度是极其有限的，它们的一致性、严密性、整体性也有极大的局限性。

再次，社会机制规约力逐渐减弱。地球上本来没有本体，也无所谓文化，人类出现后便有了文化。也许是原初的人类圣贤对自然、社会的无限洞察力，预见人类发展方向，发现了“本体”，创立了文化体系；也许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总结，马后炮式地推演出“本体”与文化形态，指导人们思想与生活。过去的几千年里，社会对“本体”与某种文化形态的推崇带有强制性与规约性，并赋予某种人文观念，甚至政治色彩。这是文化整体性与思想内涵的外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的“道”、“仁”与“理”对个人的影响，就像中世纪“上帝”对信徒的约束一样，充塞每个人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这是当代人性化社会不可想象的。

最后，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化，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世界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宇宙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本体”；宇宙运动充满了偶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人为的“本体”与理论体系自然就失去魅力。从这方面看，当代文化碎片化与平面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1］［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译文中把“是”译作“有”）

［2］谢维营等著.本体论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张志伟主编.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美］理查德·罗蒂著，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希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美］威廉·巴雷特著，杨照明，艾平译.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郑红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7］张树俊著.淮南三王思想比较［M］.北京：线装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