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高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一、前言

一个国家的事务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部分。外交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壮大除了要做好本国的内部事务之外，与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在人类文明史中可谓由来已久，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几千年前古希腊，各个城邦制国家之间就非常重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结成同盟，相互守望，利益共享，同拒外敌，因而有了希腊联军共同攻打特洛伊城的故事。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外交史例更是举不胜举，战国时期苏秦、张仪提出的“合纵连横”就是当时著名的外交策略，西汉时期的“苏武牧羊”可谓是叙述邦交恶化的典故，而西汉时期的“昭君出塞”、唐朝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松赞干布”是以“和亲”政策推动邦交，隋、唐时期日本国向隋朝、唐朝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是他国向古老文明的中国学习的外交史例之一。以上这些都属于政府外交。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远不止于此，非政府、非官方之间的外交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就是以非政府间的行为将我国的商品、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同时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在现代、特别是以互联网和电脑为代表的新媒体大大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时空极大地缩短，曾经让人感觉远隔万水千山的距离如今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大，交流的方式越来越便捷，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公共外交之中。因此，如何在公共外交中正确地展示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使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地外部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切都取决于参与公共外交的人们如何利用好新媒体，把握好叙事策略，讲好中国的“故事”。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的特征

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政府外交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公务交往和对外代表国家主权的外交部与外国政府相应部门的交往，交往内容极其广泛，都涉及双边或多边利益。与政府外交不同的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1](P4-5)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来看，我们可以获知，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从而决定了公共外交的形式必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是谁，无论参与公共外交的是什么领域，是以什么形式开展的，都具有相同的宗旨和目的。正如赵启正所说，“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1](P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国际交往的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公共外交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1.公共外交涉及面广，具有全民参与的特点

随着电脑等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交往方式。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一书中将媒介看作是人类感知的延伸，媒介就是讯息，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对于电子媒介等新媒体，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传媒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村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的“小社区”；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电子时代来临以后，人再不能只专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即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就是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新媒体的出现使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彻底改变，又一次引起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人们接触国外的人和事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因此，公共外交成为了难以设限、超时空的一种国际交流。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已经超过了6亿。这些网民中的许多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国外的民众进行交流，因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赋予了广大公众参与外交事务的广泛发言权，它具有涉及面广、多维度、动态发展、全民参与等特点，对于促进国际交流、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此众多的网民可能成为公共外交中的一员，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2.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世界的关注更应强化公共外交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好形势，中国政府十分敏锐地把握好了这一段历史机遇。在国内发展和国际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在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坚定地执行了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包括“韬光养晦”在内的外交战略思想，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之时，“不当头”，“不扛旗”、低调行事，趋利避害，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赢得了最为宝贵的一段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之一。而要使外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变成对中国的喜爱，就是要使他们了解中国，懂得中国的文化和具体的国情，这些都是公共外交应该承担的责任。

3.国际间的交往规模空前是公共外交的契机与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以及人员往来空前密切。根据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共9000多万人次，外国人入境共5250.91万人次。大量的中国居民出境和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交往。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的思维方式不同造成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解。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是该国家、民族的基因，与该国家、民族无法剥离。正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印度之行》中“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了口头的、直观的东方文化和理性的、视觉的西方经验模式遭遇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情况。”[2](P26)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加应该做好公共外交，促进其他国家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

常言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误国”。其实，每个人只要和外国人进行交往、交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公共外交的事务中。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叙述”自己国家的“故事”，会给公共外交带来不同的效果。我们有时看到、听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旅游时大声喧哗、插队、抢购、乱扔垃圾等等，这些行为都会给中国形象抹黑。同时，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常会出现歪曲以及攻击。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军队的正常国防建设演绎为“中国要称霸”，无端地指责中国的内政外交，甚至将中国充满爱心的对非洲援助渲染为“新殖民主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运用叙事技巧与策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让中国更好地展示自己，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变得尤为重要。

三、聚焦于“同、优”与非聚焦于“异、劣”

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尽管各国之间由于文化、历史等诸多原因，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之间由于利益的问题还有存在甚至长期存在一些分歧与矛盾，但总的来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态势是朝着合作、发展、共赢的方向。随着国际多极化的发展，任何国家想“唯我独尊、一国独大”的做法都无法为其他国家所容，只有走共同发展的道路，让世界各国人民都享受发展的红利与成就，才是全世界人民期盼的福祉。因此，在公共外交中，各国应该聚焦于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弱化对不同点的聚焦。

首先，在公共外交中，应该做到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内在基因，它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思维模式等方方面面，是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尊重、理解他国文化的价值，正是新型公共外交的核心所在和不二准则，它能够超越具体的议题和事件的纷争与差异，是各国民众心中构筑的交流沟通的基础。我国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在世界观上的集中体现，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提倡的“各种文明互相共存，相互包容”理念是一致的，也反映了建立“和平、和谐、安宁、幸福”的世界是“地球人”的普适愿望。因此，在开展公共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理解双方的文化，遵循“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世界的多彩性和生命力就在于拥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持续发展的动力，无论从现实存在还是理论思维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妄图使各国的文化都千篇一律或者是俯首于某一种文化，既是强权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各国历史渊源、民族特色的阉割。这必将世界的发展拽入死胡同。

其次，聚焦于对方的优点。公共外交涉及的领域广泛，层次多样，包括政党、经济、商贸、科技、学术、教育、体育、艺术、媒体、旅游等等不一而足。在公共外交中，双方应该聚焦彼此的优点。只有聚焦于双方的优点，参与公共外交的双方才会“放大”彼此的共同关切，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对方，以热切的心情去了解对方。这样就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了解，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解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了解这个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迅速崛起的“东方睡狮”，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在世界和平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软实力，也是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的形象和魅力的舞台，这已经成为公共外交中不可忽视的法宝。中国的武术、文学、书法、绘画、瓷器、舞蹈、戏剧等等都成为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形象的绝好窗口，也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中国的绝好途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来到中国修习中国武术，特别是嵩山少林寺成为了许多外国青年心目中的武学圣地。他们练习中国武术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在习武的同时了解中国武术的更高境界是“尚德”。就戏剧而言，中西方都有悠久的戏剧表演历史。西方的悲剧、喜剧、歌剧等代表了西方戏剧的艺术成就，而中国的戏剧品种也很多，如：京剧、昆剧、越剧、粤剧、赣剧、豫剧、川剧、晋剧、黄梅戏等等，京剧作为我国的国粹，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让中国的京剧在世界戏剧中占有自己独特的位置，是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途径之一。我国老一辈的京剧大师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中国人民大学的孙萍教授从1990年开始就走出国门，在匈牙利、德国、美国等国从事京剧理论和表演的传播，同时她还擅长把京剧要素融入于外国戏剧之内，成功的创意赢得了外国戏剧家的膺服，赢得了国外观众对中国京剧的喜爱。赵启正在给她的专著《他们都是领袖——我的公共外交实践》所作的序言中说，“在国外的十几年，她直接向当时的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帕德、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克林顿和德国前总统科尔等领袖人物讲解了中国文化，还和一些国家的戏剧界领军人物在文化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这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精英人物对中国的了解。为了推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其他国家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从2004年起策划在全球宣传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2国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当然，在公共外交过程中，我们在关注、聚焦对方国家的优点以及和对方的共同点时，也要注意对方的缺陷和与对方的不同之处，这些虽然不是我们聚焦的重点，却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地方。对他国文化中缺陷的了解有利于反观我们自己，提高对自我的认识，也避免了对外国文化良莠不分的一股脑儿地接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合理吸收、利用。对其他国家与我们国家的不同点的认识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其他国家独特文化、宗教、习俗等的了解，避免在公共外交中犯忌而产生误会。

四、聆察与叙述

与政府外交的“刚性”相比，公共外交更具有“柔性”的特点，往往会起到政府外交所意想不到的效果。上个世纪我国推动的“乒乓外交”政策，就是公共外交的成功典范，对于推动中美之间交流、增进中美两国政府、人民之间的交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参与公共外交的每个人来说，他们代表的都是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参与公共外交的人员就应该学会“聆察与叙述”。这里的“聆察”是指聆听和观察。在公共外交中，我们应该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保持视听的敏感，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公共外交中出现的情况。“叙述”就是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大家都会讲故事，但是如何将故事讲好、讲得“有声有色”，将中国人的“故事”讲进外国民众的心坎里，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的文化、中国正在进行的事业并非每人都能做好的。赵启正说过，“对于经常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的人士而言，还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项既急迫又长期的工程。对外交流时，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会讨论，要避免只有‘输出’，没有‘输入’。”[1](P14)学会聆听、观察，我们才能知晓他国对中国的看法，从而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的“故事”，获得外国政府和民众的理解、接受。特别是对于某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特殊事件，尤其是误解已经发生，我们更需要及时地用事实和巧妙地叙述来化解，并使事件朝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赵启正举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2002年我在德国柏林时，正遇上“9·11”事件。其后几日，在当地举行的亚太文化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大学生在网上有很多言论庆幸美国被攻击，这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说：“中国大学生有1000多万，他们很年轻，也都富有感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上网，在获知消息的那一瞬间他们会想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和在中国近海美国飞机撞毁中国飞机的事情，于是话语间就有些激动，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哲学的思考。”听众理解了，鼓掌了，哦，原来事出有因啊！——本来可能出现的误解和不满情绪因为诚恳的沟通而被化解了。[1](P83)

可见，在公共外交中，叙述好我们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讲好自己的故事，别人可能就会将“假故事”、“坏故事”来掩盖真相、扰乱视听，达到污蔑、抹黑中国的目的。在“钓鱼岛事件”上，日本一直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霸占钓鱼岛，达到侵占中国领土，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同时，它又编造出一些虚假的“故事”来证明其占据钓鱼岛的合法性，捏造、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获取国际舆论的支持。针对日本的厚颜无耻的行径，无论是在政府外交还是在公共外交的各个领域，我们都有理有据、有史有证地讲述了有关“钓鱼岛”的故事，讲述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击破了日本编造的虚假故事，揭穿了日本一直以来的虚假面具和狼子野心，使我们在“钓鱼岛事件”上获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同样，在公共外交中，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化、思想、习俗等以及不同国家的民众的言行，我们也要注意聆察，甄别其中的优缺点，以便吸纳或摒弃；同时，也要注意聆听别人对我们的文化、思想、习俗等以及言行的看法和反映，特别是借助于现代的新媒体，互联网可以帮助我们真实或比较真实地了解他国民众对我们的评价，以便我们能够在公共外交过程中注意尊重对方的文化和思维，对我们的一些不良言行做出改正，从而提高公共外交的效果，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例如：西方人守时，信守承诺，具有契约精神。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制度，对于不守信用的人，会在银行、保险、医疗、教育、工作等领域中被记入黑名单，使他的工作、生活、学习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使民众不敢轻易僭越信用的底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仁义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是我国古代用来规范、引导民众行为的准则，为建立和谐的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些人的道德操守沦丧，信用被彻底冲刷，一切以利益为重，给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公共外交中，观异域之信守承诺，览外邦之契约精神，正是复兴我国信用体系之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经商、留学、工作、旅游、考察、度假等等，中国人的言行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外国民众的面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行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给当地人留下较好的印象。但是，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能听到外国人对国人的诟病：中国人总喜欢结伴、扎堆，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占座，插队等等。对于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在国外见到自己的同胞时能够瞬时间混熟，彼此之间表现得很亲热，喜欢结伴、扎堆，大声讲话”这些行为，我们应该在公共外交中抓住时机向外国民众进行解释，叙述中国的文化、习俗对中国人的言行的影响。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家国历史，农耕文明使中华民族的人们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乡情”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只要是中国人，哪怕在国内时彼此不认识，在国外遇到都会表现得非常亲热，就是这个原因使然。对于中国人缘何喜欢“结伴、扎堆，大声交谈”，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古腾堡星系》中做了解释：“西方的文字是表音文字。能让眼耳分家，让语意和视觉符码区隔开来的，只有表音文字。因此，也唯有表音文字能够让人从部落走向文明，以眼睛取代耳朵。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但中国毕竟是部落社会，是听觉人。”[4](P52)西方人是视觉人，视觉在组织其思想和行为上拥有优先权，因此他们善于用眼安静地观察。但是视觉完全不若听觉精细、热烈。中国人是听觉人，听觉系统将听和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人喜欢合群、结伴、扎堆、热闹。在向西方人叙述了这些原因之后，他们就能了解中国人的以上言行。当然，中国人在进入到另一个文化的环境中时，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言行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俗，毕竟“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道理我们早已有之。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固步自封，无异于囿己于牢笼之中，必将被弃于历史的车辙中。大力开展公共外交，是顺应国家发展与时代发展之所需。站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高度，在公共外交过程中，我们向外国政府和民众叙述我们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理念等一切我们的“故事”。而要达到理想的公共外交效果，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在公共外交中敏锐地聆听、观察，借助一切媒介叙述好中国的故事，塑造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接纳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赢得好“国缘”，为中国的发展，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构筑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赋予了广大民众参与公共外交事务的权力和机会，公众的话语影响力空前增强，每一位国人都可能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如果引导得好，这必将给公共外交带来便利和无限的契机。

［1］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译林出版社，2011.

［3］孙萍.他们都是领袖——我的公共外交实践［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4］马歇尔·克卢汉，赖盈满译.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形成［M］.猫头鹰出版，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