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峰

（天津社会科学院现代企业研究所 天津 30019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产出和对外贸易规模始终保持着飞速的增长，我国GDP的增长也是势如破竹，直线上升。不过从宏观经济角度来分析，这种“快速”增长是与国内消费和投资之间、以及进出口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背景

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逐渐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形成次贷危机。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经过几年的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一些新迹象、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政策，以经济体有虚拟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为目标，不仅转化为实体经济更升级实体经济，将传统的制造行业转化为高科技含量并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随着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是两年、三年，也可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更是飞速发展，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的程度在日益提高。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超越美国，到2009年，再度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头号货物出口大国。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强劲推动下，中国于2006年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与货物贸易相比，全球服务出口更多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但中国的服务出口份额也在持续增长。

二、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成因

中国按需求统计的GDP各部分构成比较清晰的显示出我国经济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分析出，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份额在千禧年以后持续下滑，而与此同时资本形成率则由35%稳定上升至接近50%。这表明近年以来中国经济依赖投资驱动的特点愈发明显，而国内市场对产出规模扩张的吸收能力却日渐下降。这种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至少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在供给方面，由于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制约；如果缺乏足够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支持，中国经济的产出增长空间将日渐缩小;而在需求方面，国内市场规模的相对萎缩意味着中国生产的产品只能越来越多地依赖国外市场来加以消化。而一旦外部需求受到诸如经济危机之类的负面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面临大幅波动的风险。

中国出口的增长得益于内外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从内部因素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其巨大的比较优势由此推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从外部因素看，这一时期国际分工形式由传统的产业间或产品间分工同产品内分工加速转变，美日等传统商品出口大国的产业结构空心化加剧。这种外部转变趋势与中国内部的比较优势结合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了前所来有的机遇，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生产加工中心”。货物出口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盈余的王要积累国之一。尽管在受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国的贸易盈余开始收窄，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趋于降低，但中国的整体外贸依存度仍然很高。同时，虽然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收支始终处于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收支方面一直处于逆差地位，特别是2008年以后，服务贸易收支逆差增长十分迅速。这一方面表明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在总体上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顺差源于货物贸易。

但中国并非在同所有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中均获得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而在同其他几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东盟的贸易中连年处于逆差。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与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共存并同步扩大。归因于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间日趋严密的分工网络。在该网络中，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高度发达，制成品生产通过区域分工网络完成以后大量向美国和欧洲出口，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即从区域内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或区域外的美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完成组装以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在这样一个地区分工网络中，中国面临着从区域内其国家/地区大量进口核心零部件或半成品、再向欧美大量出口制成品的“两头倚重”的生产贸易格局。与“两头倚重”的生产贸易格局相伴的是，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50%之间。加工贸易的高度发达意味着，表面上，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用。另外，加工贸易还以贸易转移的方式夸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国输送到欧美的商品中，90%是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和韩国等地的企业和商人在中国内地投资进行OEM生产，把制成品转出口到欧美等地，但这些贸易在统让上都归入中国的口径。中国贸易顺差被高估的另一原因是大陆同香港之间的转口贸易。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大量货物贸易通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完成。欧美将这部分统计在中国内地的出口额当中，高估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

即使排除了上述贸易顺差的高估因素。仍然需要客观地分析迅速积累的贸易顺差对中国的意义。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对中国需要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和设备采取严格的管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中国目前应当通过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回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而欧美则通过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让其国内产业转移至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目前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渲染对华贸易逆差，一方面又不愿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比较优势原理的。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失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被许多国家渲染为中国对汇率操纵的结果，汇率问题进而成为西方各国向中国施压的借口。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人民币大幅升值，但2005年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下降。这表明汇率并不是导致中国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在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分工格局。

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同内部的消费与投资间的失衡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中国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利益份额较小，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再加上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体制和机制依旧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了内部的消费需求一直没有随同投资和外需同比例地增长。

三、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失衡的协调对策

最近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呼啸而至，使得对投资和外需过度依赖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凸显。各界意识到，必须设法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扩大内需才能使经济发展获得持久的动力。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对各国发展模式的考证，小国的资源有限。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来取得经济发展，但对大国而言，扩大内需为主成为了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呈现的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需较长时间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更应立足国内，通过设法扩大内需来防范和化解经济外向性程度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

导致目前中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成因在于，由于中国当前处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阶段，上述两个进程都在客观上需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政府方面，由于政绩考核、分税制等政策方面的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扩大投资的强烈动机，更多地重视GDP扩大和税收扩张的项目建设。尽管一些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扩大。会为经济再增长构建基础，但持续增长的投资效率必然会趋于下降。另外。一些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决策失误。因而，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活动的格局，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界定清楚，减少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内需的扩大需要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为前提，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视角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则有赖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份额;从国内看，则要求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分配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但实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有赖于中国在高技能人才、技术和资本等方面的整体比较优势的动态提升，这显然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也已经被事实反复证明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在当前阶段的经济转型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要注重内外部经济的快速有效的协调发展。内外需互动事关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能把其当作渡过危机的权宜之计，而应从战略高度科学把握。以往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投资和进出口以及产业的大力发展等经济活动对我国经济的快速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内需不足的内部压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大，中国经济如若要实现以内需增长方式为主的战略，必须加强对内需与外需的协调，激发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1］安虎森，高正伍.经济活动空问聚集的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J］.南京社会科学，2010（1）.

［2］昂格尔.重新想象的白由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布拉马·切拉尼.变化中的亚洲权力格局［N］.南方都市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