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依拉·依里木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引论

在中国现阶段，两种信贷市场的影子几乎所处可见：从各类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农信社、小额信贷公司，民间借贷等等途径获取贷款。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以来，正规信贷市场都是关注的焦点，也占据了信贷市场的主体地位。然而，正规信贷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融资和交易费用带来的额外损失，而且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降低信贷市场效率。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带来的市场失灵，常见的办法是在贷款时要求提供抵押担保品。然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和农户，恰恰缺乏提供抵押担保品。它们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正规信贷市场，只好转向非正规信贷市场融资，而且为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因此，同时发展和提高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都有着存在的理由和实际价值。

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研究范围放在比较两类信贷市场效率，通过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制度变迁理论对信贷市场效率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厘清信贷市场效率研究的脉络，并展望了信贷市场未来发展的研究方向，总结了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建立两类信贷市场平行竞争和垂直互补的平台，为信贷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二、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

西方发达国家信贷市场效率低下是由市场化引起的，而我国往往是超越了经济周期等市场化因素，反而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信贷市场高效率运行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贷款人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是低下的。但同时银行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充分说明信贷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而信贷合约也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合约，无法有效保证信贷交易的高效率与低成本。

斯蒂格利茨和韦斯（1981）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的信贷市场，分析了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提下是怎样提高信贷市场效率的。在他们的模型中，提高贷款利率是，一方面因为借款人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高风险借款人踢出低风险借款人，从而影响潜在借款人的组成结构，降低还款概率；另一方面，产生道德风险，影响借款人的行为，使他们进行不利于贷款人的高风险投资[1]。结果，只要信息不对称，正规信贷市场就不可能实现需求等于供给的瓦尔拉斯均衡，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有效。而在信贷市场上，只有有效制度安排，才能保证信贷市场上信息的高效、正确传递，为金融部门信贷决策提供依据，使其能在贷前对借款人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分析，在贷后对贷款资金真实流向进行合理监督、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控制，提高信贷效率。但是我国的信贷市场在制度安排上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使得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很好地限制银行的有限理性行为，甚至有一些还对正规金融部门产生了误导，反而降低了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

首先，片面地强调抵押品的重要性，限制了信用贷款的发放。由于防范风险的需要，信贷人员往往将客户能否提供抵押担保作为能否贷款的重要条件加以审查，从而将一些企业和个人挡在了信贷门槛之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固有观念作用的结果。传统观点认为，信贷方式对借款人的约束越强，那么贷款的质量就越有保证。因此，对借款人约束最强的抵押贷款应该是信贷质量的强有力保证。而信用贷款因为没有抵押品的约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保障”的。但事实上，像比萨可和萨蔻（1987）[2]认为的那样，抵押品并不一定是项目风险的有效信号，它仅仅是为贷款提供一种额外的安全保障，它不能取代借款合同的基本制度安排，也不会改善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施密特·缪（1997）和可可（1999）也证明了即使存在抵押品，信贷风险仍可能出现[3]。

其次，委托-代理的冲突，会降低正规信贷效率。在法人产权制度安排下，正规金融机构的产权分离为所有权和经营权。这就形成了贷款供给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机构内部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冲突。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银行经营者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具有高风险、高收益信贷投向的偏好。同时，由于银行所有者与经营者在信贷市场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性，银行所有者无法对银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信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导致信贷市场上的低风险信贷项目无法得到信贷支持，高风险的信贷项目受宠，加剧信贷市场风险。银行内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因此，通过信贷市场的合理制度安排来控制风险，减少信贷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其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提高正规信贷市场效率的可能性。

第三，贷款人无法事先知道借款人的类型，莱利（1987）认为，贷款人通常都会在贷款前甄别借款人，如果银行可以观察到借款人的风险类型，那么就可将借款人进行分类[4]。但是在银行无法准确了解借款人相关信息或必须付出巨大成本的前提下，银行偏向信贷资金向大型优质客户集中。就单个银行来说，信贷资金向大型优质客户集中，体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一种理性行为。但集体化的理性模仿造成信贷资金过于集中，给信贷客户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带来隐性信贷风险，大量银行被卷入信贷风险，形成市场性风险。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为集体的非理性。而制度具有约束功能，可以抑制信贷活动中的盲目跟风行为，避免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这样,有效提高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防止了信贷风险的集中产生。

当然，正规信贷市场在制度的缺陷还可能从其他渠道加剧市场效率的下降。比如债权人保护制度的残缺使企业可以机会主义的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从而拖欠贷款；又如贷款风险分类不够科学，从而制约了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再如不良贷款管理方面缺少正规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对不良贷款存量的经营缺乏制度保障。

三、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

虽然非正规信贷市场常常被学术界和决策层忽视甚至敌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经济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们发现非正规金融活动往往具备了许多正规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来体现它的效率，而且及其所提供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为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组织和产品上的创新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首先，信息优势。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参与者大多处于同一地域，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相对低于正规信贷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克服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逆向选择问题上，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相对比较了解，因此能够甄别出潜在借款人的类型，选择性地只对低风险的借款人发放贷款，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在道德风险问题上，由于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借贷双方处于同一地域内、保持着相对频繁的人际交往，比较了解对方的信息，因而使得贷款人能够比较便利地监督借款人的行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避免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策略性违约行为发生。

其次，担保优势。非正规信贷市场关于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缺乏资本和抵押品而产生的担保约束。在正规信贷市场上由于借贷双方居住的地域相近并且接触较多，而且不受最低交易数额的限制，因此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获取信用贷款比较普遍。此外，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处于一定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既是一种资源，借款人在发生资金困难时能够方便地利用人际关系网络进行融资；但同时在违约时也构成一种社会成本，因为它会受到该人际关系网络的谴责甚至是抛弃。这种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成为一种无形的担保。如果借款人及时足额地还款，这种社会人际关系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一旦借款人违约，这种社会人际关系就被破坏。其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抵消违约带来的收益。

第三，交易成本优势。非正规信贷市场的交易成本优势来源于非正规信贷机构操作、合同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合非正规交易的创新，节省了交易成本。譬如，私人借贷随时可以进行交易。此外，借贷双方还可以就借贷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和变通。相反，正规信贷机构在相关领域的创新却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管制而发生扭曲，导致交易成本的昂贵。非正规信贷合同的执行常常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刘民权，2003）[5]。由于在现有条件下，非正规信贷市场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具有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优势，因此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远高于正规信贷市场，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信贷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因此，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彼此的优势进行互相合作，实现业务上的扩大和渗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对影响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效率的因素比较分析，大致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优势，也是其效率产生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应用科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理论》中提出的以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考察为出发点，探讨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对金融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6]。非正规金融市场制定谈判策略、掌握信息、谈判时间、履约及诉讼等费用的节约上比正规金融有明显的优势。“交易费用”是衡量和明确交易单位特征和实施契约的成本。威廉姆森从契约的角度出发,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类[7]。在实际中，农户的选择可以视为对非正规金融机构交易费用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的理性认识的结果，这个结果充分体现在农户在资金短缺时的寻求方向，农户充分利用政策允许的空间、合理安排和重组生产要素和时间，降低交易费用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用。从契约的角度来看，以农户实际拿到贷款的时间点为界线，将交易费用划分为具体贷款的事前交易费用和贷款的事后交易费用。同时，在农户的行为是理性的前提下，对贷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分析，考察这一贷款行为在微观上经济效用最大化和宏观上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程度。

我们认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具有人们选择信贷机构偏好上和提高金融效率上独特的作用，发挥其作用的根本在于，在信贷市场制度的设计和供给方面，监管部门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改进。近年来，我国的信贷市场的制度供给有了加速的趋势，但制度的推出相对零散，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也不易于基层部门和被监管对象理解和操作。因此，现有的制度仍需要进一步的整合。

四、简评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知合理制度安排将会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和降低的交易成本。笔者认为，解决信贷市场效率缺陷的根本出路是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必须联系信贷市场的结构和两类信贷市场关系的动态变化，并且逐渐地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金融部门的经营和决策，鼓励非正规金融部门充分地发挥作用，因为只有标准化、契约化的信贷市场才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流和归宿。

首先，重视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成长。现有理论基本忽视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成长问题。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文献研究了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成长规律，也没有文献研究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条件，更没有文献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然而，彭文平（2004）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阶段性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非正规信贷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一样，都需要政府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植[8]。对非正规市场理论上忽视会导致政策的无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想到要引导和扶植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所以，研究非正规信贷市场成长发展的规律、条件，采取适当的措施引导、扶植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是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次，解决非正规信贷市场效率研究中存在的缺陷。非正规市场优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借贷双方都处于同一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中，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无限责任的。正是因为借贷双方处于同一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中，因而信息才是对称，才产生了信息优势；也正是因为接待处于同一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中，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才是无限责任的，才会产生社会约束，借款人才会珍惜其声誉，形成社会担保机制。因此，要透彻地理解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除了要考虑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对非正规信贷市场效率的影响以外，还需要抓住地域性人际关系网和无限债权-债务关系，但这正是这些根本原因现有理论所忽视的。

最后，非正规信贷市场并非是个统一的市场，不同区域的信贷活动在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表现形式都会不相同，所以，在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区别对待是必要的。鉴于它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潜在危险性以及不规范性的一面，政府在政策设计时应该疏导结合，扬长避短。一方面，在规模上，充分发挥非正规信贷市场的信息获取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在产权制度上，政府应该倡导多元资本投入非正规金融部门，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形成规范性的信贷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监测系统，定期采集非正规信贷活动的信息，监管信息披露行为，作为政府制定决策的参考。

总之，信贷市场的结构和两类信贷市场的关系会影响到信贷市场效率。要完善市场经济、实现信贷效率的最大化，不仅要建立明确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还要完善法律体系，并且注重培养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非正规金融部门。只有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平行竞争和垂直互补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才会从内心去追求公平的竞争秩序，才可能避免信贷风险，中国的信贷市场才能高效运转。

［1］Stigltiz，J.，A.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Vol.71（3）393-410.

［2］Besanko，D.，Thakor，A.，Collateral and Rationing：Sorting Equilibrium in Monopolistic and Competitive Market.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8，1987，671-689.

［3］Schmidt-Mohr U.Rationing Versus Collateralization in Competitive and Monopolistic Credit Market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41，1997，1321-1342.

［4］Riley John.G..Credit Rationing：A Further Remark，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77（1）：224-227，1987

［5］刘民权，徐忠，俞建拖.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J］.世界经济，2003（7）：63-65.

［6］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97-117.

［7］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67、475-478.

［8］彭文平.金融发展二段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