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请示制度刍议
2015-04-09陈鹏飞李文栋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陈鹏飞,李文栋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重庆400711)
下级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遇到难办事项,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但是检察机关请示制度在立法上缺乏直接依据,在司法中也存在运行上的困境,在理论上缺少必要的关注,如何使请示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是实务界与理论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请示制度运行困境
(一)请示动机“不单纯”
下级检察机关的动机“不单纯”是现实存在的,下级检察机关往往出于规避风险、转移压力的动机才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之所以会出现动机“不单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行考核机制的异向指引。考核机制对检察官办案质量进行了严密的数目化管理,并通过这种量化管理推动检察官与检察机关实现特定的目的。[1]数字化管理体制下,多达数十种考核指标时刻左右着检察官办案倾向,并对检察官个人利益有着直接影响,加之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使得检察官在遇到难办案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规避风险、转移压力,使考核数据更为华丽。对于难办案件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并按请示结果来处理,能够有效地将风险或者说是责任转移到上级检察机关。
请示制度本是下级检察机关解决疑难问题的一个途径,用之得当能够有效地提升办案质量,但现实却并未能实现制度构建时的初衷。检察官办理案件,法律是唯一的依据,从事法律事务的动机只能是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而不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检察官应当在办案过程中置自身利益于案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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