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良敏

“新常态”已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词汇。这是中央政府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基于经济发展呈现新特征、新趋势所作出的新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1月1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5”，以“大逻辑：新常态下的2015宏观形势暨‘十三五’展望”为题，邀请权威专家进行深入探讨、解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出席论坛并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主持开幕式。在主题研讨环节，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先后发表演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和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分别主持上下两个单元。论坛期间，中国发展出版社还发布了该社2015年重点新书；适逢创刊十周年的《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宣布自2015年起全新改版。

把握2015年宏观经济走势，必须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内外背景，科学认识新常态，努力防范公共风险，争取增长潜力的有效释放，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的话说，至少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科学论述，将成为今年我们制定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和一系列政策的大逻辑；二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规划之年，承启“五年规划”之前后，意义重大；三是2015年是为完成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奠定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而要做好2015年的工作，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理解、正确遵循这个大逻辑。而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先必须科学认识新常态。

他说，习总书记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行系统论述，并鲜明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带来的趋势性变化，这正是我们认识新常态的出发点。只有深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趋势性变化的内涵，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要加深对这一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蕴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响。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概括地说，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全球经济格局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而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4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世界经济复杂性、不确定性在增加，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2014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8%，高于2014年3.3%的增速。全球进口料增长5.2%，高于2014年3.8%的增速。3.8%左右的增长预期，比在2014年初的预测值有所下调，在赵晋平看来，这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在加速，根据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的经济学家做出的最新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1%，超过2014年的2.2%。到2015年底，美国失业率约降至5.4%。市场人士认为美失业率到达5.4%，美联储即将实施加息。另外，美国房地产很多地方的价格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房屋交易周期明显缩短。如果房地产市场按目前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的基础将是非常稳固的。还有美国能源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等等，这些因素将使美国经济可能保持一个温和的经济增长。2014年，欧元区经济走势由缓慢衰退到缓慢复苏阶段，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但是，欧元区本身所面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有人甚至怀疑欧元区是否重蹈日本的覆辙，这是不确定性因素。在赵晋平看来， 2014年，日本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日元贬值和安倍的所谓“三支箭”建设有一点起色，但这种起色不可持续，2015年日本经济并不乐观，尤其是提高消费税的政策用来填充日本社会保障，最后能否达到目标还需要观察。

赵晋平认为，从生产、GDP角度看，全球经济还将保持缓慢的复苏，但很难期望会有明显的上升。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变数在增加，有些因素是持续或延续了2014年的情况，有些因素可能会成为新的变量。作为市场需求方，美、欧、日进口增长波动比较大。尤其美元汇率的变化值得关注，它会影响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俄罗期面临的危机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也为全球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则从中长期趋势判断，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这不仅是国内国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不再具备过去高速增长的基本面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如何，各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张军扩认为，增长潜力问题对于把握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看法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增长潜力在6%-8%之间。

张军扩同时指出，正确认识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是我们把握走向、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依据，但它不是唯一依据。我们不仅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率的高低，而且要正确地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含义，走出两个误区：第一，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我们既可能通过努力，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局面，也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的中低速增长，还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第二，把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地区都应该争取的速度。潜力是要努力争取的，但又不能盲目争取，或者说不能乱争取，要按照客观规律去争取。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当立足于实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过分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谈到2015年的经济形势，张军扩认为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其他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等都在改善。总体看来，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有利于推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结构和效益在改善，风险在释放，总体也处在可控范围内，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稳定的增长奠定基础。

张玉雷 摄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新常态”关键字在“新”，也就表明旧的发展方式已无法延续，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他看来，新常态有四大标志：一是速度变化，过去35年来经济年均增长接近10%。现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维持，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二是动力变化，由要素驱动切换到创新驱动。三是结构变化，过去30年中国工业发展一直快于服务业，中国制造业比重一直高于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四是质量变化。在这四大变化下，也就是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中有四大阵痛，即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房地产去泡沫化、环境去污染化，由此导致下行压力前所未有。当前的首要问题是稳增长，唯此才能进行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这六个方面、十八字方针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晰，长短结合，目标与路径匹配。其中，“防风险”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其他各个方面最后都要落到防风险上。“稳增长”防的是短期风险，“调结构、转方式”防的是长期的、不可持续的风险；“促改革”实际上也是防长期风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惠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如果发展不能落到民生上，这样的发展就没有太大意义，与民心相背，老百姓不会同意。因此，惠民生也是防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他说，我们平时谈风险都是从各个局部来考虑，从短期来看，就各个局部来讨论这些风险问题也许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局部分析问题的角度远远不够，必须从长期、整体分析视角出发，防范和化解中国发展面临的三大公共风险。第一，政府与市场两只手怎么协调；第二，效率与公平能不能融合；第三，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怎样有机结合。现在我们面临的三大公共风险，都不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发展、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公共风险，单从某一个领域是没法解决的，必须基于长期视角，树立整体思维来化解风险，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充分认识发展仍是硬道理

李伟说，面对新常态下的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我们仍要充分认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发展，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保障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不言而喻，发展最基本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下，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换挡而不失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增长速度是有别于以往传统增长方式而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的速度。

第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顺利迈向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13年，我国人均GDP虽已达到7000美元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与智利、土耳其、巴西等国家有不小的差距，在世界人均排名仅在80位左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设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时期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增长。首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迈向高收入社会的需要。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最终状态的，是经济能不能以一定速度持续增长。其次，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再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需要。在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容易被资产价格等因素上涨所掩盖。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积累了不容忽视的财政金融风险。如果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资产价格就有可能大幅度缩水，企业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有可能使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变为现实的威胁。

第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新动力。其主要特征应是，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他说，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动力基础之上，才能应对世界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挑战，获得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才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突破环境对发展的严重束缚，有效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创造永续发展所需要的支撑环境；才能满足新常态下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期待，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

辜胜阻也认为，过去靠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市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代价这样的老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认识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要有新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同样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旧的发展模式被重构，新的驱动力亟待注入。他说，我国前30多年改革的基本动力可以简单总结为两个字：“得利”。国家采取了诸多促进改革的特殊政策，形成了“谁改革谁有利，先改革先得利”的局面，这一改革激励的逻辑和机制，使得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这种改革路径也会产生必然的副作用和代价。因为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用“谁得利谁改革”的机制来推动改革，相当于用一种生产私人品的逻辑来生产公共品。这种改革的逻辑会导致经济运行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并且导致各个领域中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利己就推动改革，无利就阻止改革，给进一步的改革设置了障碍。因此，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推动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赵晋平认为，作为开放型经济体，中国未来关键还是要开拓新的空间。2015年，中国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其中“一带一路”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提高经贸合作水平，着力打造中新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等，有望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这是我国拓展新增长空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取向。根据目前的计算，涉及的人口约占全球61%，GDP占全球28.5%，外资净流入占40%，出口占37%，进口占32%，其中农业占51%，由此，可以看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根本途径在于持续改革和创新

李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于创新。我们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开辟新的市场，使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创新，要谋划好创新的方向，明确创新的关键领域，统筹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我们要紧密围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需要，适应新常态下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把握全球科技进步的总趋势，调动一切创新资源，推动中国由创新资源大国变成创新能力强国，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

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在传统技术领域，我国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后发优势，但也有只能在“边缘地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以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创新的重大突破。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创新成果的应用，也有赖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对中国而言，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需要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应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优化大规模、集中式生产组织流程；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小型化、个性化生产。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业已并将继续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广阔的空间。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也要引导和规范商业模式的创新，坚决杜绝以商业模式创新之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证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健康的轨道上。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历次技术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很难独力担负起新技术革命的重任。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创新，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能得到提高，我们就很难参与到全球创新的过程之中，也很难分享更多的创新成果收益。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胜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世界级的创新成果。

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生态环境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其中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是四大主体，它们在创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尽管不同，但都是不可替代的。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中国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推进各领域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创新所需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潜力，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赵晋平也认为，在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通过加大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或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空间、新动力。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房汉廷认为，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仍然是一种资本驱动，但资本的内涵已经出现巨大变化。新的资本体系包含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共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将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最主要的抓手，也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动力支撑。我们应充分挖掘四类资本要素，使之形成合力，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认为，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和调整，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表现。只有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与调整，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与效益，才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唯一的选择。但在制造业成本上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唯有突破“天花板”。创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让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部门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有动力去创新，适当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让企业有能力去创新，创造正向激励的宏观背景让企业有意愿去创新。

金碚则认为，除了创新还要需要靠改革来释放红利，二者不可或缺。他说，如果说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靠“得利”，下一步的改革要靠“便利”。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大家能够公平竞争，排除运行中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和不便利因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一逻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果我们承认这一逻辑，我们的改革就要使微观经济主体变得更加便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同过去相比在各方面的便利性已经大大增强，但同一个有着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或者说更发达的现代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各种不便利的情况。“如果这个地方不便利就可能形成腐败。一定程度上说，腐败就是对不便利的润滑。”当一些人用腐败的方式突破了一些不便利，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更加不便利。如果我们希望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就要考虑如何使经济主体变得更加便利。金碚说，“新常态下，如果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寄希望于创新驱动，寄希望于改革能够释放红利，那么我们的观察点就是，改革是否使微观经济主体在进行有益经济活动时变得更加便利。如果感觉到更便利，那么我们的改革就走在了释放红利的道路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从农业的角度提出改革创新的重要性。他说，当前农业发展需要突出关注四方面变化: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地板”抬升的挤压越来越明显；农业生产和价格补贴的“黄线”开始逼近；资源环境的“红灯”开始亮起。面对这些巨大变化和挑战，出路只有一个，必须加快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在新常态下，加快农业转变生产方式，必须推进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必须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改革探索是实行目标价格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逐步向市场均衡价格回归；必须加快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对中国农业来讲，必须要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性改造，把农业发展转向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必须完善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创新农业支持政策。

韩俊说，在农业面临天花板、地板、黄线、红灯的双重挤压、双重约束下，我们要努力防止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甚至荒芜，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满足几亿农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的最重大的政策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这一头不能拖后腿，不能成为短板。当前，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直面挑战，努力保持农业农村持续向好的局面，这对于保证宏观大局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真正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将不断加快，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和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