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学工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政治学理论讲师。3年后，我被要求离开，因为我不能“融入”。事实是，我没有试图去融入。我非常不喜欢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更不喜欢该体制的创立者李光耀。

20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客座教授，这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之前的判断是建基于西式自由民主是唯一合理的政府组织方式这一教条化认识的。一旦放下这个教条，就清楚地看到，李光耀先生—正如美国人喜欢说的—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的”。今天，我为李光耀先生的逝去而深感悲痛。

是的，李光耀是一位善于激励他人、有魅力的领导者，但这并不是他最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能发现和重用其他有卓越才能的领导者，比如吴庆瑞（前新加坡副总统），并建立一套旨在选拔具有超群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导人的贤能政治体制。这一体制被设计为不随着李光耀先生的离去而失效，这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伟大遗产。

尽管李光耀持续地施加着道德影响力，但他有雅量提前退休，与此同时，新加坡的贤能政治体制在他的继任者的看护下持续完善。尽管新加坡领导人仍坚持认为，以才能为依据选拔的领导人应担当更长的任期，而不必去迎合周期性的選举，但他们也认可了人民关于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为此，政府放宽了对政治言论的限制，也不再追求以严厉的手段来报复政治对手。

此外，为降低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新加坡政府通过投资于教育和降低医疗价格来提升弱势人群和中产阶级的福利。这一新举措被称为“富有同情心的贤能政治体制”。

我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证明，新加坡已经进化为了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1990年代早期，人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怕输”这一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指由于害怕失败而导致的狭隘的自私行为。现在，新加坡仍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但“怕输”这个词几乎消失了。新加坡人现在引以为豪的是对他人，包括社会弱势群体的友善行为，即使没有人在一旁看着的时候也是如此。

最近我在新加坡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去和中国来的打工者聊天，这些打工者在新加坡将要淘汰的低端行业里工作，他们经常说新加坡人“素质高”。虽然和我交谈的中国人仍然面临一些歧视，但他们经常赞许被新加坡民众对待自己的方式。现在的新加坡越来越少地依赖严厉的惩罚，更多地是依靠非正式的规范保障社会秩序。整个体制是由法律支撑的，但法律从“法制”进化为了“法治”，法律不再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

我确信，新加坡国父会对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这并不表明新加坡已经没有问题。比如，它尚未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而这是长久存续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李光耀本人也担心，新加坡有一天可能会因为民族向心力不足而土崩瓦解。

新加坡还需要解决政治贤能主义与选举式民主之间的矛盾。李光耀的目标是在英国统治者留下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党精英体制，但是，如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将来的选举中不能赢得多数怎么办？正如李光耀所意识到的，这样做会破坏整个贤能政治体制，因为如果想到可能会输给靠侃侃而谈满足选民短期需求的政客，很多优秀的公务人员就不愿意接受多年的培训和贤能政治选拔机制的磨砺。（我不是想暗示反对派政治家会采取这样的伎俩，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们不必错误地担忧这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有更好的条件建立一套持久的贤能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系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灿烂文明的感觉。在中国不需要担心会出现使没有能力的人上位的“反常”的选举结果。但是，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是向一个更加开放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迈进。

（翻译：钟璐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