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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中国特色”

2015-04-08祁洋波

社科纵横 2015年9期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大众

祁洋波

(河南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一、大众文化界说

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其对应的英文版本主要有三个,即“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和“folk culture”。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曾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和深入地探讨。但如果给“大众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并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而且因为大众文化具有历史性,即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将获得新的丰富和发展。斯图亚特·霍尔曾感叹道:“我想讲讲我在面对‘大众’这个术语时遇到的一些困难,我在‘大众’上遇到的问题几乎与在‘文化’上遇到的一样多。两个概念放到一起,困难会大的惊人。”[1](P41)在此,笔者整理了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以期对大众文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把握。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即“mass culture”或“culture industry”,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那里面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2](P1)这种观点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即“popular culture”,它“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2](P1)。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有时又被称为“通俗文化”。这时,“大众文化”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带有褒义的色彩。

第三种是较为综合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约翰·斯道雷。他界定了大众文化的六个主要的定义:第一,所谓大众文化,是指那些被很多人所广泛热爱与喜好的文化……第二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是一个剩余的范畴,是那些无法满足“高雅”标准的文本和实践的“栖身之所”。换言之,大众文化乃是一种低等文化……第三种定义将“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第四个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文化……大众文化的第五个定义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政治分析,尤其与其对“霸权”这一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大众文化的第六个定义是从近来对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思考中生发出的。[3](P6-15)

第四种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代表性人物有陶东风、金元浦等人。陶东风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4](P73)金元浦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当代数字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浪潮化运营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相对发展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结果,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5]

从以上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大众文化。

其一,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欧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商业化的加剧,出现了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的都市化浪潮,大众文化也逐渐形成。它并非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而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和流行,带有明显的消费倾向性。其二,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分为印刷媒介(报纸、书籍和杂志)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电视等)。从目前情况看,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队伍日益壮大,它在催生塑造大众文化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电子媒介不仅是大众文化的“助产婆”,而且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是对大众文化的又一次规范和引导。其三,大众文化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文化从“高雅阶层”转移到“寻常百姓家”。在传统社会中,“文化”主要盛行于学术、艺术等领域,它似乎更多是少数人所享用的。但是,在今天的大众社会中,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大众文化的兴起

(一)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

如前所述,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兴起于西方。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20世纪30—50年代,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中,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对象是“mass culture”,后改称为“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①。在其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工业是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和工艺合理性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它的本质是对大众的欺骗和控制”,“他们批判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实质,以及它的非艺术性的具体表现——标准化、雷同性、伪个性化、无风格等等,还对其欺骗大众、给大众以虚假满足的意识形态性进行了论述”[6](P13-14)。第二,20世纪60—70年代,晚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等人。这一时期,洛文塔尔等人将“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混用。他们虽然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但不可否认“洛文塔尔的批判锋芒比起阿多尔诺来说更为温和一些”。[6](P7-8)他们对大众文化有更多的理解与宽容。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文化批评理论,这一时期大众文化研究者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主要代表人物有费斯克、贝尔等人。如费斯克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是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5]从西方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的用词体现出对大众文化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到肯定大众文化(当前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7]

(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一般认为,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关键时期。[8]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大众文化悄然产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90年代之后,电视机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伴随而来的是种类繁多的电视节目、商业广告。当然,还有街道上到处可见的广告牌、霓虹灯、海报;还有摆放在路边报摊上的各种消遣性通俗读物、各种类型的专卖店等。人们开始谈论电影、影院、明星趣闻、流行服饰、流行音乐、畅销书、体育比赛、娱乐新闻等。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在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建国之初,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计划体制对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忽视也为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改革之初,人们曾一度对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姓资姓社”的问题议论纷纷、争论不已。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的解放,从此,中国人开始大胆地引入市场体制,并以此带动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当然,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市场经济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极大的不同,它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一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靠市场的价格机制自由调节。市场机制使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导向,而且使文化产业成为中国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实行了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这就意味着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是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的开放,而且包括沿边、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由点到面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而且包括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金融、文化、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中西的经济交流,而且带动了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也渐渐流入中国。而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后渴望解放人性、关注自我需求、释放压力的心态也使西方大众文化有了生长的土壤。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领域里迅速崛起,到了9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了令人震撼的规模。[9]

三、大众文化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一个极易引起误解的一个词汇,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往往联想到“人民大众”、“劳苦大众”、“人民群众”等。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当中国人开始翻译并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还比较混乱。究其原因“是因为从西方引进的‘大众文化’这个词与中国本土语境中已有的几个相似的词语(‘民间文化’、‘通俗文化’、‘大众化’、‘大众文艺’等)发生了语义上的纠缠和冲突。”[7]面对这样一种外来文化,中国学者曾一度困顿于如何准确表达“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以及“folk culture”等词的区别,但大部分学者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些意义相去甚远的词汇统统译为“大众文化”。然而,在这样译介的过程中,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大众文化”已经被赋予了典型的“中国特色”。

首先,引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表面看,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大众文化有许多类似之处,如都具有商业性、娱乐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点。于是,有人激愤地指出大众文化是西方后现代社会没落颓废的文化表现,所以应予以拒斥。但仔细分析,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即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与政治制度密切相连。中国大众文化生长土壤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所在。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宏观调控等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表现出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大众文化也深深地被烙上了社会主义的印记。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为经济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文化空间,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大环境下,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次,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发展于“新媒体时代”。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向了新媒体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的传播媒介。[10]习惯上,人们将报刊称为第一媒体,广播是第二媒体,电视为第三媒体,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手机等移动网络以其强大的功能被称为第五媒体。前三大媒体被称为传统媒体,而第四、五媒体则被称为新媒体。当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相对而言的,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又会出现更新型的媒体来取代我们正在使用的媒体。借助于大众传媒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都将紧紧依赖于传媒技术的发展。每一次新兴媒体的出现,对大众文化而言都将是一次全新的革命,尤其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媒体时代。西方的大众文化兴起于传统媒体时代,并伴随媒体的技术进步不断获得丰富和完善,而我国大众文化从兴起之始就处于新媒体的特殊时代。新媒体,为大众开拓了一片极具诱惑力的空间,带来了新的思想交流方式,实现了从传统“一对多”向“多对多”的传播模式转变,开创出信息传播、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新方式。大众的主动性和可选择度大大增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以互联网为纽带构成的虚拟世界里,人与人的交流更为便捷和频繁,思想文化所产生的碰撞与融合超越之前的任何时代。新媒体正以惊人的发展规模、超强的传播速度,势不可挡的势头重塑着我国的文化形态。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的虚拟性、消费便捷性、娱乐消遣性、信息碎片化、参与主动性、跨文化交流等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最后,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社会转型同步进行。社会转型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呈现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它是社会“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11]它不仅是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使人们告别了贫穷、封闭、压抑的传统社会,迎来了富裕、开放、释放人性的新时代。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是政治机器的齿轮,是经济组织的工具,很难有自我独立的社会空间。而在商业化、信息化、都市化的新时期,人们开始关注自我需求、追求个性张扬、回归世俗欲望。可以说,“社会转型开始了中国的世俗化社会变迁,人们期望过一种真实的、属于自己的生活”[12]。在这种世俗化过程中,大众必然表现出对于现实生活以及幸福本身的强烈追求,大众的文化活动也将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商品化、消费化的趋势以及不断获得强化的消遣娱乐功能。而文化消费的盛行也意味着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由此看来,对大众文化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加以批判,当然也不能不加思考地夸大其积极的作用,而应该将其放在“中国正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一现实基础上,离开了这一背景,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利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健康发展,相应地,“大众文化实践的历史价值便无法真正彰显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12]。从一定意义上讲,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必将在中国社会未来转型过程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结语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运作的,渗透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满足大众感性娱乐的文化。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以及我国新兴媒体的普及推广为大众文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和条件,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背景孕育和塑造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评判我国的大众文化不能脱离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面对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我们首先需要冷静客观地面对。正如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一样,大众文化的潮流也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仅仅站在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大加批判甚至一味地拒斥。我们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的消费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诉求,市场经济的法则也日益渗透到文化生产领域,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加速了文化世俗化的进程,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个性得以张扬,它使人们从封闭守旧的状态转向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它使文学艺术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客观上提升着大众的人文素养。但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大众文化尚处于起步状态,相对于西方的大众文化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大众文化从产生到发展仅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转型时期的文化”,大众文化“还是一个年轻、有待成长壮大的事物”,“有其不成熟,甚至肤浅、混杂的缺点”。[12]如大众文化过于市场化、功利化的传播模式,一定程度上淡化着人们的道德理念,消解着人们的理想信念,甚至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这也一度引发人们对当下蔓延的拜金主义、享乐之风、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热议和批判。因此,我们在容纳甚至鼓励支持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对其进行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律,深刻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作用,使大众文化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大众文化不仅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而且自信地迈向世界舞台,与世界文化同潮共涌,在世界文化领域筑造起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注释:

①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明确使用mass culture一词,但为了避免将mass culture误解为“产生于大众并为了大众的文化”,所以改用culture industry一词。在根本内涵上,这两个词没有太大区别,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章中,这两个词也是可以互换的。见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页。

[1]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赵勇.透视大众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3][英]约翰·斯道雷.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陶东风著.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金元浦.大众文化兴起后的再思考[J].河北学刊,2010(5).

[6]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7]徐勇.大众文化政治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5).

[8]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4(12).

[9]梁雅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研究——借鉴霍克海默德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5).

[10]季海菊.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5).

[11]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7.

[12]邹广文.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定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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