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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时代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热潮解读

2015-04-07伏蓉

艺术百家 2015年1期
关键词:审美文化影视改编影视艺术

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224-02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传媒视野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760023)阶段性成果;以及2012年度南京师范大学校青年人才科研培育项目“当代传媒视野下的文学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12QNPY0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伏蓉(1978- ),女,汉,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影视剧改编,影视评论。

摘 要: 近年来,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多部小说被成功地改编为影视剧,均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轰动。严歌苓小说之所以成为影视改编的焦点是因为其作品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符合影视情节剧的审美形态。职业编剧的身份又使她在写作中主动借鉴了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视觉化的叙事语言和蒙太奇式的叙事方式赋予其作品鲜明的“影像化书写”的风格。从艺术接受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热潮进行深度思考和解读,无疑可以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关键词:影视艺术;严歌苓;影视改编;影像化书写;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当代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经常获得著名导演的青睐,频频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少女小渔》和《天浴》让张艾嘉和陈冲出征各大电影节,初尝胜利滋味;《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则牵手张艺谋成为轰动一时的影坛焦点;《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好评不断。在当代传媒视野下,为何严歌苓的作品屡被改编,在读者和观众中皆获认可?她是如何在小说和影视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成功实现了跨媒介的转换?笔者认为这些都和严歌苓小说具有视觉时代鲜明的“影像化书写”风格息息相关。

一、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讲究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好莱坞电影作为商业电影典范,在全世界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每位编剧严格遴选剧本,更加看重故事内核的精彩程度。身为好莱坞专业编剧的严歌苓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又熟谙西方电影艺术的表意方式,讲究故事的传奇性和善于构建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自然成为其小说的鲜明特征。《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娇媚的童养媳王葡萄为保护自己公公使其不因为地主身份而被残酷处死,将其藏匿在家中地窖里的故事。在近30年的岁月中,王葡萄经历了各种运动,在与天斗,与人斗的险恶环境中屡屡化险为夷,用自己的智慧与仁爱谱写了一首人性的赞歌。小说除了设置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之外,王葡萄与众多男性之间的纠葛又构成持续不断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故事情节因果相连,环环相扣。严歌苓采用传奇的写法,在恢宏浩荡的历史宏观叙事之下细致入微地展开个人叙事,注重个体的具体感受和心理变化,在流转的光阴中讲述爱恨情仇。严歌苓小说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围绕鲜活的人物作者设置了较多的情节冲突,且分布均匀,每一章节都有吸引观众阅读下去的强烈的故事悬念,这完全符合影视剧的审美形态,因此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后大获成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视觉化的叙事语言

成功的“触电”经历和职业编剧的身份使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必然受到影视艺术的反向影响,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影像化特征,其小说语言极富画面感,浓烈的色彩和连续的动作构成了“流动的映画”。色彩是影视艺术的主要造型手段之一,它有表现情感、塑造人物甚至结构影片的作用。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借鉴色彩视像化的手段,运用极富色彩的文字为读者呈现出特写镜头般的画面。《金陵十三钗》中当妓女们为惨死的中国士兵举行葬礼时,“全穿着素色衣服,脸色也是白里透青,不施粉黛的缘故。……赵玉墨穿一袭黑丝绒旗袍,守寡似的。妓女们鬓边一朵百绒线的小花,是拆掉一件白绒线衣做的。……英格曼神父身穿黑色呢教袍。这是他最隆重的一套服饰,长久不穿而被虫蛀的大洞小眼。他一头银白色头发梳向脑后,带着沉重教帽,杵着沉重的教杖走上讲台。”[1]在这一场景中,秦淮妓女洗尽铅华,黑与白的主色调,既烘托出葬礼的肃穆,也使被侮辱和侵害的妓女们回归到质本纯洁的本来面目,为她们后来牺牲自我,拯救学生的举动埋下伏笔。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除了视觉造型性之外就是讲究运动性。严歌苓在写作中经常选用具有动作性的文字来唤起读者的画面感,使得平面的文字变得立体而又富有动态。《小姨多鹤》中日本女人多鹤为夫家生了双胞胎之后却被遗弃在江边,历经重重艰险终于回到了家里。在踏进家门的高潮时刻,严歌苓是这样描写的:“多鹤从椅子上跳起来,咣当一下推开小屋的门。两个男孩躺在一堆棉花絮里……多鹤上去,一手抄起一个孩子,两腿一盘,坐上了床,孩子们马上给搁置的稳当踏实。她解开墩布一样污秽的连衣裙前的纽扣,孩子们眼睛也不睁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2]“跳、推、抄起,盘,坐,解开”等动词连缀在一起,把一个饱受分离相思之苦的母亲在与孩子重逢时喷薄而出的母爱表现得有声有色,可闻可见,淋漓尽致!在视觉时代,影视媒介强大的传播效果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写作方式。严歌苓曾坦言:“电影只会让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出画面,更有动感。……我非常喜欢小说里能够有嗅觉,有声响,有色彩,有大量的动作。”[3]文学创作中的影视思维和对视听语言的借鉴使得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语言充满视觉画面感,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三、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蒙太奇是影视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作为好莱坞专业编剧的严歌苓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清晰地具有蒙太奇的思维方式,她把故事分割成一个个镜头,按照时间或逻辑的顺序排列起来,借助蒙太奇手法表现人物的情绪、心理或描写典型场景。《天浴》着力塑造了为返乡忍受凌辱最终绝望求死的女知青文秀。小说中两次天浴的场景类似电影中的复现式蒙太奇,相似的画面重复出现,前后相隔,遥相呼应。文秀第一次天浴的场景是:“她跨进池子,先让热水激得咝咝直吸气。跟着就舒服地傻笑起来。她跪在池子里,用巴掌大的毛巾往身上掬水。……‘老金,又唱嘛!文秀洗得心情好了。……在池子里的白身子晃晃着,如同投在水里被水摇乱的白月亮。”[1]此时的文秀天真美好,洁白无瑕。镜头化的语言着力展现了文秀的美,凸显其肉体和灵魂的纯洁。小说结尾当老金开枪打死了文秀之后,又一次为她举行了天浴:“太阳到天当中时,老金将文秀净白净白的身子放进那长方的浅池。她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1]文秀饱受侮辱的身体被洁净的雪水洗涤,天浴不仅成为了一种仪式,更为文秀的死增添了些许诗意。严歌苓对天浴的两次描写,不仅实现了题文照应,而且以复现式蒙太奇的手法强调了这一重要场景,让人直面美的毁灭,反思悲剧的根源,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严歌苓在小说中还经常运用影视剧中的心理蒙太奇或“闪回”手法,依照人物的心理逻辑进行叙事,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来回穿插,既补充故事情节,又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小姨多鹤》中张俭面对多鹤的主动示好,回想起最要他命的那一幕:“几个日本兵哇哇叫,唱着醉不成调的歌,他们前头,那个骑牛的中国女子从牛背上摔下来了。等他们赶到跟前,她厚厚地绿色棉裤裆间一摊紫黑。紫黑湿了一大片土,土成了紫红。女子的头发耷拉下来,头发下有张白纸似的脸。女子不顾日本兵围上来,两只手塞在两腿中间,要堵住那血似的。”[2]这处回忆的插入恰似心理蒙太奇,使读者遵循张俭的意识流动进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日本兵的追赶导致小环流产,对日本人的痛恨使张俭在面对多鹤时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感,命令自己不去喜欢她。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使得严歌苓对典型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写更加入木三分。小说中不同叙事时空的跳跃与转换和闪回手法的出色运用,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瞬息万变的潜意识,也赋予作品鲜明的影像化特征。严歌苓清醒地认识到在视觉时代,影视作为大众媒介逐渐改变了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人们对冗长的环境描写和静态的叙述感到烦腻,希望文学作品能够提供好似影视剧中连续镜头的活动画面。读者对长篇累牍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缺少阅读下去的耐心,这就要求作家能更为准确地抓住人物瞬间的意识或思想,并以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严歌苓在保持文学写作纯粹性、独立性的前提下,成功地将影视语言借鉴到写作中,这种鲜明的“影像化书写”的风格使她在媒介转移、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下,成为自由游走于文学和影视两种艺术之间的成功者。从艺术接受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热潮进行深度思考和解读,无疑可以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1]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3]沿华.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N].中国文化报,20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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