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122-09

作者简介：朱栋霖（1949- ），男，汉，江苏苏州人，1981年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先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曾任香港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先后获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戏剧戏曲学，艺术学理论。

摘 要： 明清两代，苏州在文学、戏曲、美术、书法、曲艺、工艺美术、园艺等方面，各门类全面发展，特色鲜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国领先。明清苏州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明的回答是：吴文化的魅力。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高度城市化进程，是明清苏州文艺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活跃，是推动苏州文艺繁荣的根本动因。明清苏州艺术的辉煌，是庞大的苏州文人群体的杰出创造。苏州艺术的璀璨，是文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创造的辉煌。

关键词：明清艺术；苏州；文化现象；文艺繁荣；吴文化；城市化；思想解放；苏州文人群体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苏州，最为丰富厚重、最具特色的，乃是文化——教育、风俗、文学、美术、书法、戏曲、评弹、手工艺、出版、医药。它蕴涵深厚，特色鲜明，数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至今影响当代。先吴古为蛮夷，泰伯奔吴带来中原文明。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观周礼，开孔儒美学思想之先声。孔门十哲之子游言偃文开吴会，吴地渐为文化之邦。六朝，吴地才俊开始脱颖而出，张翰、顾荣、陆机、陆云、顾野王、陆贽、顾况、张藉等声名斐然，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都以吴人而领先中国画坛。盛唐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精论，成为中国美术创作圭臬。《平复帖》《伯远帖》传世著称的陆机、王珣①，初唐陆柬之书法、“草圣”张旭，都独步书坛。宋代，范仲淹、苏舜钦、范成大、叶梦得、贺方回、吴文英，元代顾瑛、杨维桢、黄公望的名字，炯耀艺术的天空。自明代始，苏州文艺勃然绽放，璀璨辉煌。它吮足了两千年历史文化深厚乳液资源，其时“遥岑远目”齐涌心头。如果说宋代梦华，江南富足，平江府成东南都会，那细雨垂杨下的江南烟雨拂醒了植在吴文化的柔媚种子与枝芽，宋代的诗人们开始私语“试问闲愁几许”，苏州艺术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到明清，则吴中百城烟水氤氲，阊门柳色、寒山诗韵，诗满苏城。明清两代，苏州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创造出杰出的成就，不仅是江南的文化重镇与中心，而且领袖中国艺坛风骚五百年。据统计，自周、秦、汉、唐、宋元至明、清两代文人的籍贯，历代文人的分布中心由北逐渐向南移，南宋开始南方文人增多，明清最盛。有籍贯可考者，明代文人数1340人，南北比为87∶13，清代文人数1740人，南北比为85∶15。其中明代，苏州籍文学家196人，杭州藉77人；清代，苏州籍文学家176人，杭州藉173人。苏州文人数量最多，在明、清两代始终排名全国第一[1]。又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全部涉及明清文人5420人，其中苏州府达1290人[2]。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源》《辞海》三典合计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数，苏州古今文化名人数排全国第一，杭州排名第二。明清两朝共取202名状元，苏州地区状元就有35名，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其中清代全国状元112名，苏州状元26名，占全国总数的22.81%，录取进士763名。可谓人文荟萃，灿若星河。明清两代，苏州在文学、戏曲、美术、书法、曲艺、工艺美术、园艺等方面，各门类全面发展，特色鲜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国领先。高启等“明初四杰”开有明一代文坛先河。自明至清，王世贞、王鏊、吴梅村、钱谦益、沈德潜先后被推为“文坛盟主”、“诗坛领袖”，执文坛牛耳于江南。以冯梦龙《三言》为标志，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市民通俗文学热潮，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潮流。冯梦龙实为畅行20世纪海内外通俗文学之鼻祖。金圣叹独标“才子书”，从理论上提高了被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的地位。冯梦龙、金圣叹开创的文学新潮、白话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胡适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史”理念。苏州与杭州、南京、建安庞大的刻书出版业推波助澜，把这股雅、俗文学强力推向社会。苏州袁氏嘉趣堂、顾氏大石山房、毛晋汲古阁、叶氏扫叶山房等明清名家刻书业成为中国出版界的炫目界碑。据《历代藏书家辞典》载，苏州历代有藏书家576人，著名的有瞿氏铁琴铜剑楼、钱谦益绛云楼、徐乾学传是楼、潘祖荫滂喜斋、黄丕烈百宋一廛室、顾文彬过云楼、庞元泽虚斋②等。晚清吴语白话小说，《海上花列传》《孽海花》等为胡适、张爱玲看好。以苏州为大本营的鸳鸯蝴蝶派，在小说、戏剧、电影的新潮领域创作了大量作品，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拥有最广市民读者，在社会上影响广泛。传唱于清代、民国苏南乡村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赵圣关》等，是汉语最长的民间叙事诗。明末，以太仓张溥为首的复社，伸张正义、抨击腐败，其规模、影响之大，活动地域之广，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诸文社之首。清末，以陈去病、柳亚子为首的南社（成立于1909年），以爱国、启蒙为宗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广泛的文人社团。优雅清脱的吴门画派成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画派。“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形成吴门画派，将中国文人画推向高峰，领引明代画坛二百年。③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的山水画被尊为有清一代绘画正宗，主导清代画坛三百年。吴门书坛源远流长，陆机、王珣、陆柬之、孙过庭一代翘楚，张旭被誉为“草圣”。明代文徵明、祝枝山为领袖形成吴门书派，为海内所宗。明代中叶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昆山腔以其典雅柔婉的音乐系统特色，在中国古典乐坛奏出一派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旋律，成就了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上的巨大革命。

苏州戏剧家们完成了由曲向剧的位移，歌舞合一，唱做并重，达到了昆曲音乐、舞台表演、角色行当和舞台美术的综合发展，以写意与虚拟艺术在舞台上创造诗的意境。中国昆曲艺术的美学特色，这是昆曲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杰出贡献。当昆曲开始式微，苏州评弹崛起于乾隆年间。苏州评弹具有杰出的文学价值——对于专治纯文学的中国学术界，苏州评弹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经常演出的长篇弹词、评话有三四十部，每一部都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的文学成就，毫不逊色于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长篇小说。评弹艺术家们对评弹文学，也就是吴语文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创造。苏州评弹有二三十种流派唱腔，吴侬沥沥至今依然传唱江南。苏州私家园林，据文献记载共有271处，清代有130处，现在尚存69处。苏州古典园林妙绝江南甲天下。如诗如画的景观与意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这是艺术家与工匠合作的杰出创造。北京紫禁城乃是由苏州香山帮匠人领袖蒯祥（工部侍郎）总设计完成。苏州工艺美术以精细雅洁风格和精湛技艺著称于世，被称为“苏艺”、“苏作”、“苏样”、“苏式”、“苏意”、“苏派”。全国工艺美术品24个大类中，苏州拥有22个，3500多个花式品种。刺绣与緙丝、苏派盆景、玉雕（如陆子冈）、木刻、灯彩、泥塑、乐器、笺纸、漆器、檀香扇、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式家具（即明式家具）等等，享誉全国。明人羡称：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心苦，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浅深，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则岂工匠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艺矣。”[3]

二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有像苏州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丰富全面，又独特而典型。苏州文化艺术经数百年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一个具代表性的中国非物质遗产的群落，这个非遗群落丰厚广博，具有鲜明的吴文化—江南文化与美学特色。明清苏州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世纪著名美学家丹纳阐释艺术哲学，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艺术发展与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当我们不是仅仅拘泥于个别艺术家、艺术品，而是以宏观视野把握苏州数千年艺术与吴地文化的内在关系，就会认可要解答这个历史的咨询，深入阐释苏州文化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因，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探究。简明的回答是：吴文化的魅力。太湖三山岛，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早期人类活动。草鞋山遗址的墓葬出土了许多大型的玉琮、玉璧等礼器，玉器制作技艺已相当圆熟，显示出灵巧精细的审美趋向。先吴民俗“断发文身”，这既是适应环境、图腾崇拜的生存符码，又显示美的追求是先吴种族与生俱来的品格与心灵基因。殷商晚期，岐西周国太伯、仲雍避居江南，带来北方中原文化，与在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吴文化首度焕发出异彩。

东晋时期中原衣冠南渡，大批士族携来成熟的中原文明与文化艺术。儒雅、温婉、灵秀、恬静的士族精神、书生风尚逐渐浸入俗称蛮夷的江南文化机体。历经“南朝四百八十寺”，到10世纪五代吴越国采取保境安民方针，崇尚佛教，释道玄风弥漫上下。13世纪宋室南渡，中原文化、诗书礼仪的教化养成第三度全面融入江南文化机体。范仲淹建府学，儒学教化蔚然成风，使吴地“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垂髫之儿皆知翰墨”（《吴郡图经续记·风俗》）。吴地人口来源新变，南北种族的交流融合（通婚、亲属、师友、同僚、经贸文化交往等），多元文化的互相吸收影响与创新提升，吴地完成了从重剑好斗、尚武尚勇到重教崇文的尚文文化与群体阴柔心理的转型。吴地民众种族心理新质的诞生，也是吴地文化基因新质的成熟。

三以文化地理学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视角探讨，明清苏州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与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毫无疑问，在于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美学特色，滋生于江南水乡自然的、人文的风貌。苏州—吴地文化的创生和传承，首先取决于太湖流域地理气候环境的造化。太湖水域丰富宏阔，气象万千，《太湖备考》称太湖广三万六千顷，实际水域2300平方公里，周长八百里。古有进出河道260多条，太湖上游，自古就有苕溪、荆溪两大水系汇水入湖，下游古有吴淞江、东江、娄江，统称太湖三江，分别向东、南、北三面排水，成为入江入海通道。共有180多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大小河道纵横交错于太湖流域平原，历代又修筑了不少水利灌溉渠道，“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太湖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为16.0-18.0℃，太湖年平均水温17.1℃ ，年降水量1100-1150mm。江南水乡风调雨顺，水源丰润，河道畅达，交通发达。千年古城枕河人家，水乡古镇小桥流水，城乡格局得以绵延世续。江南乃是鱼米之乡，仅太湖就产鱼类160多品种，“蘇”字即从鱼、从禾、从草，万物复苏之意。太湖流域苏州地区，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水稻和各种蔬果谷物的种植技术，以河塘养鱼，还发展蚕桑丝绸纺织。数千年经营，精耕细作这方沃土，水陆物产愈益丰盛，“山中鲜果海中鳞，落索瓜茄次第陈；佳品尽为吴地有，一年四季卖时新。”（赵筠《吴门竹枝词》）因水之便，苏州经济腾飞，“姑苏控三江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4] 水，养育、滋润了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这是自然造化的钟情，也是其妙笔所在。江南的水，清澈纯净又温和宛转。曲水清流，水软山温，山灵水秀，风物清嘉。水的温婉灵动，赋予苏州人以柔情秀逸，人文灵慧。试看历代文人如何因江南烟水而称颂苏州：“春水碧雨天，画船听雨眠。”（韦应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三吴烟水平生念”（杜牧）。“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范成大）“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姑苏城外短长桥，烟雨空濛又晚潮。”（倪瓒）民族（或种族、族群）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或种族、族群）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总和。吴地民众种族的新质，决定了吴地文化基因的新质成熟了。它催发了吴地苏州整体新的美学精神湛然艳放，形成了以清雅、柔曼、缠绵、婉约为基调又隐含刚劲的美学风华。这是为人艳羡的、明清苏州艺术的美学特点：精细秀雅——精巧、细致、秀美、优雅。那昆曲典雅幽婉，舞姿柔媚摇曳，园林雅丽精致，吴歌绵长情深，丝绸织锦溢彩流光，刺绣缂丝丝丝传神，盆景年画如诗似梦，苏扇苏灯玲珑剔巧，工艺雕刻巧夺天工，灯彩乐器技艺卓绝。明清之际臻于成熟完美的苏州艺术与吴文化，淋漓尽致地焕发着流光溢彩、玉软香温。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美的形式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方式，苏州的美学追求融化于文化性格之中。精美细腻优雅的苏州艺术，烙印着苏州的艺术精神。那是对艺术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激情与痴迷。得地利天时之厚的丰腴的人文精神，追求天人合一，善于师法造化，心灵的美的构思委婉隽永，对精巧细雅的美学品格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心理领悟力和把握力。

四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高度城市化进程，是明清苏州文艺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苏州在唐太宗时已飚升为江南雄州，白居易称：“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苏州刺史谢上表》）。两宋，苏州社会稳定，城乡经济繁荣。平江府虽然中经金兵南下掠抢烧杀，但宋王室建都临安，江南不久就恢复常态。苏州乡村因地质变化已形成阳城湖（今阳澄湖）、沉湖（今澄湖）等新生大湖，起了水库作用，再加赵贺、徐奭、范仲淹、叶清臣等地方官吏的治理，水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宋初将钱氏田赋亩税三斗改为一斗，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维持高水平，成为中央朝廷的重要粮仓，时称“苏湖熟，天下足”。另有蚕桑、柑橘、水产、农蔬以及各类手工制作蓬勃发展，使吴地百姓殷实富足，商贸交易通畅，市井货栈充足，成为东南大商业都会。宋《吴郡图经续记》记：“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5]。平江府号为“金扑满”，其盛盖过唐朝。明、清两朝五百余年，江南社会大体稳定。朱元璋忌恨苏、松人为张士诚守城，就取沈万山家祖簿定额，格外加重赋税，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农民深受其患。尽管如此，苏州农民吃苦耐劳，又得太湖流域天时地利优势，高速发展的经济仍使其再度雄踞全国经济中心。南京、杭州、苏州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市民阶层壮大，中国市民文化勃然兴起。明清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和文化，社会的自由活跃，成为吴中文艺发展的绝妙温床。明清苏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剧，效应显著。唐时，太守白居易称苏城“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估计人口约五十万。《吴郡图经续记》记宋神宗元丰三年，苏州有户一十九万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七[5]，估计人口约八十万（含老人小孩）。明代苏州府，洪武四年（1371年）共有户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口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八百余；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④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载，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府共有实在人丁3412694口，若以一家男丁三口计，一般还应有老人、女人、小孩，实际人口在五百至六百万。苏州城市化进程，还体现在周边市镇密集，迅速发展，这在全国称最。江南市镇起于宋元，那时已出现临时性农产品交易草市。明清大量农副产品涌进集市，有户在此经营商贸与文教活动，发展为固定的市镇。苏州府下辖七县，据统计，明正德年间已共有市镇（集镇）七十五个，康熙年间共有市镇（集镇）一百一十五个[6]。例如吴江县，该县弘治以前有村二百四十九、市三、镇四，嘉靖时新增七个市，康熙年间增加到七镇十市。如，吴江盛泽镇，嘉靖间“居民百倍于昔，綾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黎里镇，成弘间“居民千百家，舟辑輻辏，货物腾涌，不减城市。”甫里，“万历时，民殷殷甲诸邑，商旅于是者繁且厚”。这些集镇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与苏州城形成众星拱月的群体效应。苏州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洪武二年（1369年），苏州秋粮上缴国库274万石，占全国总额11%；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上缴税粮2940万石，苏州府缴280万石，占全国总额9.5%；万历年间，全国每年缴税粮2663万石，苏州一府交粮209.1万石，占7.5%。苏州是经济大市。最大为丝织业。明清南京、杭州、苏州设织造署，下有织造局，专门负责为皇室提供各类织品，选送昆曲优伶。明末，苏州丝织机户约三万人；布匹织造业，染坊，“踹匠不下万余”。

三百六十行苏州均有，其著名手工业还有刺绣、裱褙、窑作、铜作、银作、锡作、制笺、灯具、制扇、乐器、首饰、制笔、玉雕、印书与书坊、制古董与仿古业、盆景、花木、漆作、造酒、织蓆、藤枕、纱帽胎、食品与烹饪业，等等。明代苏州经济大发展，最得益于大运河南北竣通。原隋唐大运河系西转往长安，这一段到元代已淤塞。运河北京段自元初建成，到元末明初一部分已淤塞废置不用。而永乐迁都北京，京城各类需求大激增，贯通南北交通将京城所需粮食等各类实用货物与文教用品送往京都乃当务之大事。永乐九年、永乐十三年，朝廷分别两次组织浚通旧道、开挖新渠。大运河畅通无阻，漕运通达。“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6]沿运河两岸的市镇成为南北交通大码头。苏州就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阊门到枫桥，成为15到18世纪中国最繁华的地段。

阊门，白居易称“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白居易《登阊门闲望》）。可见唐时阊门一带还是原生态乡野，否则何以这位苏州刺史登阊门闲望一派“郁苍苍”？张籍也称：“杨柳阊门路，悠悠水岸斜。”（张籍《送从弟戴玄往苏州》）阊门外还有军营，“阊门晓严旗鼓出”（白居易《忆旧游》）。宋《平江图》标载胥阊门间还有吴王避暑的夏驾湖遗存，宋《吴郡志》有记[7]。到明代，阊门就成了商业闹市区。唐寅《阊门即事》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8] 清宗信《续苏州竹枝词》：“阊门趸货众商居，十万人家富有余。赶节冰鲜何太早，南濠四月卖鲥鱼。”[9]完全是一派商贸繁华之地。 大运河南来北往物流交通，促成苏城阊胥门经贸往来异常活跃。“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10]。其民多“居货招商，阊闤之间，望如锦绣”[11]，从胥门到阊门，“迤逦而西，庐舍节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11]。所以，形成苏城“商贾多聚于西，故东旷西狭”。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盛世滋生图》（后称《姑苏繁华图》），其高潮段即是从胥门到阊门繁华情景，写实地再现“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河上货船、客船、竹筏等约400艘，商铺林立230余家，包括50多个行业，摩肩接踵人物12000人。唐诗中“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枫桥，在明清则是全国著名的经贸闹市。“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12]。“枫桥之米市，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6]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湖北汉口号称全国四大米镇，枫桥独占鳌头。例如，雍正十二年，枫桥交易大米一千万石，占全国远距离运销商品粮总数三分一，可见枫桥米市与经贸交易在全国的分量。中国古代虽然贬商抑商，但是宋元以来，苏州与江南一带的商贸活动就相当活跃。顾炎武称，苏州人“当江淮岭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游逐末，奇技淫巧之所出”。[13]《太湖备考》称其地民风，“以商贾为生。地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不到，有数年不归者。”[14]洞庭人“商游江南北，以迨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10]。而文人学士官吏，一方面读书科举，一方面经商，做了高官的并不贱视经商，在故乡出资经商者大有人在。在商业经济环境下，吴中文人士子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出入市井，与商人“旦暮过从”[15]， “往来日稔”[16]，文艺创作不再止于“自娱”。吴中文人领袖文徵明、唐伯虎、祝枝山、仇英的书画作品，文人应聘撰写序跋、墓志铭，都明码标价，获取润笔。⑤苏州是中国最早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商业意识深入到社会各群落。文化繁荣需要文化人耕植，文化成果——产品也寻求文化消费与拥有的对象。城市居住着各阶层人物：官吏（包括致仕闲居在苏的外籍官吏），文人，商人（本地和外籍客居的商旅人士），妓女优伶，手工业者，游闲人物、地痞流氓。前四类和第六类人，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文人、优伶、手工业者是苏州文化创造者。那些书画佳构、名家特撰，有人订购品鉴，昆曲有士绅家班蓄养，有戏园日夜公演，评弹有数以百计的书场与各阶层有闲暇的听众，园林有士绅构建游赏，百工之艺、数以千计的工艺品提供给江南至京城使用，而那些吴中绝技、高端极品自有达官贵吏、高士豪绅、命妇闺秀、妓女美妾享用，或流通于商界官场。各种门类文化产业勃然兴盛。例如演剧唱曲冶游娱乐业，钱泳指出姑苏此种现象：“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几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钱泳《履园丛话》）经济繁荣，经贸活跃，商品经济勃兴，在心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全社会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以至于物欲横流、人欲泛滥。明人记 “吴中近年之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重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阖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17]此种奢靡之风，也受到清正之士批评：“吴中素号繁华，袂云汗雨，珠服玉馔，宴会则酒池肉林，第宅则连疆兼巷，奢靡之风至今犹昔。” [18]城市化与商业化，经济繁荣、经贸发达，催生了文化产业遍地开花，文化成果姹紫嫣红。担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连连赞叹苏州风物：“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袁宏道《致龚惟学书》）

五

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活跃，是推动苏州——江南文艺繁荣的根本动因。明代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建立，相伴随的是对全国实行严密的思想统治。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其刚建立的皇权，更以残酷手段实行严酷统治，杀灭功臣，甚至对一起出生入死的开国元老、德高重臣也不放过，宋濂被流放而死，刘伯温被毒死。胡惟庸案、蓝玉案诛杀万人。朱元璋对苏州管制尤酷，事为张士诚曾得苏州人支持。朱元璋先后将沈万山发配云南，顾瑛发配凤阳，沈、顾和黄旭等江南富豪被罗织罪名，家族株连下狱，家产籍没归公，强迁苏州等江南居民数千户到凤阳与苏北盐淮。明初“吴中四杰”的徐贲被下狱而死，扬基遭冤死，张羽被发配途中投江死，才华横溢的高启因不愿在明廷为官，以莫须有罪惨遭腰斩。明初，画坛“元四家”之尚在的名画家王蒙遭下狱死，罪名是他有一次曾到胡惟庸家中观画品茗。将嗜洁如癖的倪云林下狱锁在尿桶边，一代大画家被折磨而死。文人画家群体中被朱元璋诛杀的有十数人。明初，朱元璋还规定程朱理学为明王朝国家主流思想，钦定朱熹集注四书为科举考试国家教材。明代文化思想受到严重管制与束缚。而苏州、江南文坛更是腥风血雨，肃杀恐怖，文人个个噤若寒蝉，哪能有何艺术创作可言？明初文坛，盛行的只能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台阁体，歌功颂德、雍容僵硬、“啴媛冗沓，千篇一律”的应酬之作。永乐因是篡权登位，愈发加剧严酷统治。明代中叶，经宣德朝休养生息政策，到成化年间开始显示出社会繁荣稳定局面。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百年，这一百年，中国文坛乃至姑苏均无甚可圈可点之处。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中国文坛萌生新动态。武宗正德（1506-1521）朱厚照荒唐无度，肆意玩乐，世宗嘉靖（1522-1566）朱厚熜笃信道教，这两位都不理朝政，嘉靖二十多年不视朝，他们放任宦官（刘瑾）或权相（严嵩）擅权，朝政混乱，朝廷权斗激烈，上下腐败丛生。也因此，封建集权统治松弛，文禁疲软，给“天高皇帝远”的江南留下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明代中叶滋生暗长，迅速崛地而起。王阳明创心学，他提出哲学思想关键词：“吾心”，“心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心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王阳明《书诸阳卷》）阳明心学系属于理学之一支流，但其核心理念显然是质疑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谓“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论断：“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泰州王艮发展了阳明心学哲学内核，他以“六经注我”，明确强调回到自己的本心：“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他针对“天理人欲”之辩，提出“身与道原是一体”，“以身为天下国家之法”，“百姓日用条理即道”，宣讲“百姓日用之学”。在心学思想影响下，福建李贽提出“童心说”。他也针对“天理人欲”之辩，进而提出 “人道即是天道”，“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他举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书》）他肯定“人必有私”，狂言不忌“自我作祖，不傍他人”，批评当今“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李贽言论如狂风突卷，他全盘否定了孔孟与程朱理学。二王心学学说，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从上层文人士绅官僚到下层读书人普遍欢迎。心学思想，以其崭新的思想理念与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这股尊崇个性主义、主情主义、激活自我的新思潮主要活跃于江南，在此产生深刻影响。江南社会生气勃勃，例如商业活动频繁，商人蠢蠢欲动，商品经济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苏州最早有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毫无疑义，明代中叶苏州社会经济的勃兴得益于这股哲学新思潮。正是心学思想尊重自我、解放了个人、解放了个人欲望——“百姓日用条理即道”（王艮），“人必有私”（李贽），才调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念依据，才萌生了早期资本主义在苏州的枝芽，而不是相反。毫无疑义，新思想潮流复苏了苏州文人紧闭的心灵。敏感的江南文坛春风又绿，文人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人文勃兴。从明代中叶起，吴门绘画、纵情书道、昆曲传奇、通俗小说、吴歌小曲、园林寻幽，如春雨连宵一朝齐发群生，贤才俊杰纷涌迭出。明四家沈、文、唐、仇，引领了中国文人画书写文人心灵情感和世俗化的一代新潮。吴门四子唐寅、祝枝山等脱略不羁，不受礼教束缚。唐寅以其狂逸特行表现出反叛的意义，更成就此后数百年姑苏文人和江南文坛永远的偶像，说不完的“唐伯虎话题”。冯梦龙一生倡扬情教，呼应了王艮“人性之体”、李贽“童心”、汤显祖“情至”思想，以“三言”小说，全力推出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市民白话通俗文学的热潮，至今影响不衰。 金圣叹独标“才子书”，力举文艺批评大旗，独辟蹊径，他放言无忌，敢于发人所未发，大力肯定《水浒》《西厢》的叛逆思想。他力推《水浒》《西厢》为千古未有之妙文，从理论上提高了历来被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 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年），是中国文艺最后一个鼎盛期，也是苏州文化发展鼎盛期。其主要得益于经济繁荣与心学思潮传播引发的社会思想解放。力主“情至”、”情教”的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临川）、市民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都是崇信二王心学的传人。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王艮弟子，汤的剧作与思想对苏州传奇昆曲创作影响至大。冯梦龙距王阳明虽然时间较远，但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他专门研究过王守仁，撰写王守仁传记小说，冯与李贽友人丘长孺交往甚深，李贽获罪自戕狱中，冯不避风险校订出版了李贽评点《水浒传》作品。而金圣叹独立特行风格一如李贽，他不仅继续了李贽的所操，而且其评点《水浒》《西厢》的思想观点与倾心异端邪说的李贽毫无二致。金圣叹受清政府迫害而死，但他的著述大受欢迎，其学说直至影响了胡适等人的“五四”文学主张。需要探讨的是，有明一代，最早开吴中风气之先的吴门四子、明四家，他们的文化风格是否也是最先承受心学思想解放潮流的？明四家，从沈周开始，吴门画风摆脱宫廷画的陈套束缚，表述文人个人意兴情绪，引进文人生活与世俗元素，造就文人画一代新风尚。唐寅、祝枝山、徐帧卿等吴中文人诗酒放纵，写白话诗、携妓女游等。唐寅以其狂逸不羁体现出反叛的意义。这是他们偶然的个人行为吗？尽管尚没有文献资料证明唐寅等吴中文人与阳明心学的直接关系，但以下几点是确切无疑的：

其一，唐寅、祝枝山、徐帧卿生当阳明心学盛行同时代。王守仁（1472-1529），王艮（1483-1541），而祝枝山（1460-1527），唐寅（1470-1523），文徵明（1470-1559），徐帧卿（1479-1511）。阳明龙场悟道，事在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后，心学成熟，已经开始传播。吴中文坛得风气之先，不会对此置若罔闻。心学开始传播之际，也正是唐寅等吴中文人风格行为形成展示之时。唐寅三十岁（1500年）遭遇科场案，此后颓废消极，1514年遭遇宁王险局，愈加玩世不恭，放纵自我。

其二，正德十九年（1519年）江西宁王事发，擒获宁王的正是王守仁，王名声大震，获称“大明军神”。曾经深陷宁王叛局的唐寅，对王守仁及其思想必生最深的感念。

其三，心学左派王艮先世苏州人，他在泰州与江南一带宣教讲授，引发狂潮，他的门徒与受众大多是底层文人与市民、劳工，唐寅、祝枝山面向生活，接触市民，混迹欢场，了解下层新信息。

其四，明四家开始关注画家自我内心， “内得心源”，藉水墨表达个人意兴情绪，他们是最接地气的苏州文人。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的美学特点，恰好与阳明心学理念相呼应。阳明解读“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念：“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五，吴门四子直接受影响的是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同时代“前七子”，徐帧卿就是七子之一，太仓王世贞是“后七子”领袖。而前后七子的文学变革主张其实都与心学思想相呼应。二王心学更广泛的影响是在于，心学与原就在江南文人中深具影响的佛教禅宗思想获得深度互透，恰与文人追求适意自在、洒然无拘的生命情韵相重合。在紧张凶险的朝野政治格局中，心学提炼了可自我调设的心境，于是，处世超然旷达、心灵淡泊宁静，成为文士们追求高雅恬淡境界，抚慰失意心理缺失的良药。吴中文人终于寻找的潜心艺术创作的人文心理环境。

六明清苏州艺术的辉煌，是庞大的苏州文人群体的杰出创造。苏州艺术的璀璨，是文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创造的辉煌。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昆曲为例。明中叶娄江魏良辅研创水磨腔。昆山腔以其典雅委婉的音乐系统与江南水乡旋律，成就了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上的巨大革命。在魏良辅周围有一批吴地文人音乐家互相切磋琢磨，而魏良辅在其凝结毕生心血的《南词引正》开首特别提出唐黄幡绰和元顾坚、顾瑛等人在昆山腔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明清两代创作的传奇至少在三千部以上，苏州（还有浙江）文人是创作的中坚力量 ，“曲海词山，于今为烈”。宏大的传奇文学系统把昆剧推向全国。有许多曲家为昆曲制定曲谱，魏良辅之后，有钮少雅、叶堂、金德辉、俞粟庐，一次次地校订曲谱。历代林林总总的曲谱，靠师徒间口传心授，使昆曲的演唱艺术能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昆剧雄绝剧坛两百余年，离不开苏州演员的艺术创造。昆曲飚起，苏州一带达官士绅、文人雅士纷纷畜养家伎，用昆腔演唱自编或新近流行的传奇。家班的主人——文人雅士是家乐的当然指导者。职业戏班的班主就是戏曲的导演。苏州的戏剧艺术家与演员们完成了由曲向剧的位移，达到了昆曲音乐、舞台表演、角色行当和舞台美术的综合发展，形成了中国昆曲艺术的美学特色。数百年艺术持久不衰，乃是吴地庞大文人群体的文化魅力的历史性展示，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熠熠传辉。吴地民风在千年历史风雨中经历了由勇猛尚武到温雅精细的嬗变，主要得益于崇文重教在苏州蔚然成风。宋代，范仲淹在苏州舍宅建州学，倡导教育与学术，文教在苏州开始兴盛。崇文重教，尊师好学，成为苏州的风气。范氏之后，苏州府学建制从未间断直至清末（1905年），所谓“府学千年、新学百年”。苏州府学在政府全力扶持下，历任地方官倍加重视，规模不断扩大完备，办学资源富裕充足名相重臣呵护有加，大学士宋濂、顾鼎臣、王鏊、首辅申时行，历任江苏巡抚、苏州太守吴宽、汤斌、宋荦、况钟、李鸿章、丁日昌、冯桂芬等均为苏州府学、各县学撰文刻碑予以推崇张宏扬。府学、县学为官学。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太仓、嘉定也建制相当规模的县学。明清，苏州书院、私学建树也甚多。以苏州为例，吴县17所、常熟13所、太仓6所、吴江9所、昆山11所，书院数量之多也为全国之最。著名的书院有鹤山书院、学道书院、甫里书院、文学书院、文正书院、紫阳书院、正谊书院、学古堂、平江书院、金乡书院、玉峰书院、安定书院、虞山书院、虞溪书院等。明洪武诏定府、州、县，每50家立社学一所，苏州共有737所。义塾、私塾和家塾则更多。清末1900年，苏州创办西式大学东吴大学和新式中小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成立苏州中西学堂（后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还将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平江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种善局、蒙养义塾改为蒙养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苏州紫阳书院改为江苏师范学堂。苏州女学的建立，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徐江兰陵创办的兰陵两等女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冯王昭鹤创办的苏州女子两等小学堂，王谢长达创办的振华女子两等小学堂等，至宣统二年（1910年），苏州的女子学校已有十所。苏州旧学新学，都在全国开风气之先。苏州旧学与新学，还产生了许多著名教育家。举其要者：宋代，胡瑗，应苏州知州范仲淹之聘，出任苏州州学首任教席。柳贯《修学记》称：“吴郡有学，起范文正公，而学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明代，吴宽，王鏊曾任数任学政，归有光。清代，沈德潜主讲紫阳书院，彭启丰主讲紫阳书院，冯桂芬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王韬主持格致书院，王谢长达创办苏州振华女校。民国时期，唐文治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校长，创办国学专科学校，罗振玉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创办江苏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省立小学，张一麐任教育总长，郑辟疆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杨荫榆1927年回苏州，在苏州女子师范、东吴大学、苏州中学、苏州振华女中等校任教，王季玉任振华女中校长，汪懋祖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1927年创办苏州中学，杨永清任东吴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颜文樑主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叶圣陶1917年至甪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致力于教育改革与实验，俞庆棠1928年在苏州创办我国第一所民众教育学校，兼任苏州振华女中董事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著作有《民众教育》等。精英教育的提升，使苏州历代涌现卓越人才，诗文书画、传奇创作，名家辈出，状元为傲。世称“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19]市民教育的普及，戏曲评弹、通俗文艺的深入民间，使苏州市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文化知识普及，文明程度高，心灵手巧、善用智慧。苏州以优伶婉妙著称，百工之艺、吴中绝技世所艳羡，苏州教育为这方面人才提供了人文基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育人，在于中华人文精神代代传承。在古吴书香人家、耕读世家，信奉这样的信条、座右铭，结为书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这是翁同龢故居书联。同样的内容出现在更多书香人家，吴县东山明善堂楹联：“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不如宽厚待人”。 读书传道，为了做人。教育，传递人文精神世代相传。一如中国古代家族文化传统，古吴名门望族，汉唐有“顾、陆、朱、张”，宋明“归、范、文、王”，清有“彭、宋、潘、韩”。这些文化世家能世代相传，其要在以读书教育为第一义。 在这篇探讨苏州文艺成就的篇末，特意提到一些苏州古代文化世家，其代有传人，文化传承有绪。明代相城西庄沈氏家族，诗礼忠厚传家，沈澄—沈贞、沈恒—沈周三代以书画传世，为吴门画派开创大师。明四家另一位大师文徴明家族，乃是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世代书画家族。文徴明的书画技艺是传代的，传代之久远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文化景观。从文徴明起，其子文彭、文嘉，文彭孙震孟为状元，文震亨著《长物志》，是造园理论经典之作。共传到八代。第七代孙文泰、文永丰等已是清代之人。有史记载文徴明子孙成为书画家的达32人之多。东山莫厘王鏊家族。王颂蔚，王鏊第十三世孙，军机章京，学识渊博，办事干练。曾受到潘祖荫、翁同龢等人器重。王颂蔚与叶昌炽、袁宝璜合称“苏州三才子”。其妻王谢长达，在苏州创办振华女校。其子王季烈是我国清末明初的物理学著作翻译家，昆曲学家。王季烈一辈弟兄姐妹中有王季同、王季点、王季绪、王季玉等科技专家、教育家。下一辈中有王守竞、王守武、王守觉、王淑贞、何泽慧、何怡贞等一批我国科技界泰斗。王鏊堂兄王鎜的十一世孙王希廉，是中国红学史上第一个对《红楼梦》的艺术布局作出系统分析的学者。常熟翁同龢家族。翁同龢状元，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咸丰，翁同龢祖父，乾隆举人。其子都为读书人，善文辞。翁心存，翁同龢父，道光进士，工部尚书，授读咸丰帝、同治帝。长子翁同书，道光进士，安徽巡抚。三子同爵，陕西布政使。次女翁端恩，嫁钱振伦（钱仲联祖父）。翁曾源，同书次子，同治状元。鲜明的江南水乡自然特征，吴文化的魅力，城市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自由、思想活跃，重教崇文的文化传统，儒雅融和的人文精神，造就苏州人文荟萃，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辞曲家、戏剧家、书法家、美术家、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藏书家、校勘学家、建筑学家、科技家，文人学士、名相重臣。这个人文群体创造了明清苏州文化艺术的辉煌。（责任编辑：贾明哲）

[CD12]

[HT6F] ① 王珣《晋书》记“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见《晋书》卷九四《列传六四·隐逸戴逵》，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8页。其时间约在晋太元十一年至太元十五年（386-390年）。

② 庞元泽（莱臣）虚斋，在苏州市颜家巷26、28号。

③ 据徐沁《明画录》，明代全国画家800余人，苏州、常熟、昆山、太仓书画家有390余人，占全国画家数近一半。

④ 明代其他大市人口，南京（应天府），明初三十万，洪武三十年达六十万；北京，成化、万历年间一百万；开封，一百万；杭州，成化时二十万，万历时一百万。据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⑤ 明正德年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五十两。”见[明]俞弁《山樵暇语》卷9，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万历初年刊刻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等两书中，有近60篇系为商人所作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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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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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学澜.姑苏竹枝词七言绝句一百首（并序）[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92.

[1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A]//送王汝康会试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Abstract：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ture， fine arts， calligraphy， opera and ballad， arts and crafts， and horticulture in Soochow had developed to the first class in the whole nation. How did such amazing culture， arts， and circles come into being in Soochow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at made it become so significant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Simply speaking， it is Wu culture that made it. Extremely abundant social material conditions， sufficiently developed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highly advanced urbanization course is the social material base for the literal prosperity. Thought emancipation， social freedom and liveliness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for promoting the literal prosperity in Soochow. The magnificence of Soochow ar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a remarkable creation of literati circle in Soochow. Soochow art is perfection of literati art creation and a glorious creation of classical elite culture.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ochow； Literary Prosperity； Wu Culture； Urbanization；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Literati Circle in Soohc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