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程

唐武德九年 (626)的玄武门之变中，秦王李世民袭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旋即被立为太子，并于两个月后逼迫其父高祖李渊退位，最终攫取了最高权力。但杀兄逼父，毕竟有违礼教，太宗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对自己身后声名的担忧就成为他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阴霾。为解开这一心结，太宗对当时的国史修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多次向史臣要求观览实录。在太宗的授意下，唐初有关史实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高祖、建成的形象被严重扭曲。①参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3-265页;汪籛:《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246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13-157页。不仅如此，太宗还刻意强调自己的行为于经典中有例可循，从而在义理层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为此，他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并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同一时期，《五经正义》的纂修正在进行，②关于《五经正义》的修撰经过，参见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页;姜广辉:《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申屠炉明:《孔颖达 颜师古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五经正义》中的孔疏并非全然出自唐人手笔，其中因袭前人之处所在多有，清人刘文淇对此已有分析，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自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