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文扬

我不是做学问的，所以我特别敬佩做学问的人。尤其是做苗学领域学问者，你不但要做学问，你还得懂苗语，识苗文。由于苗族过去没有文字，所有历史基本没有文字记载，苗族文化的传承都靠历代口传，要收集苗族文化，就得到山寨田间，就得到苗族同胞中去。我由于从事苗族题材文学创作，这就少不了和苗学学者们接触，向他们求教，和他们一道喝酒。听说一文先生和今旦老师新出了一本苗族史诗方面的专著，我猴急地跑到一文先生就职的都匀黔南学院去向他讨要。醉归时，抱回来一部沉甸甸的巨著——《苗族史诗通解》。

上世纪80年代，我刚从部队转业，就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省分会”（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前称）举办的“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开始接触“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过去不会苗文，学太长的歌都用汉字代音记录，有不少的苗语音汉字没有，汉语拼音也拼不出，就得用一段话注释那个语音的意思，很麻烦。学会了苗文下到苗寨里去搜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用苗文记录就方便多了。那次我们搜集的资料，省民协出了好几个《民间文学资料》集。省民协从1957年的2月开始出《民间文学资料》第1集，到1982年我们参加搜集时出到第53集，而后我又得到1985年5月出的第67集。那时，我对“苗族古歌”与“苗族史诗”有一点体悟，却也只是熟知一些经验性和常识性的名称而已，要把熟知的名称上升为真知的概念，那就得做学问了，于是我改了行。

苗族史诗从发现、出山到当作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来对待，时间跨度也有1个多世纪了。按一文先生在代前言中的追溯，在1896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与黄平籍苗人潘寿山合作，记录了苗族史诗中的《洪水滔天》、《兄妹结婚》以及《开天辟地》中的一些篇章以后，苗族史诗的内容开始为外人所知。1941年3月出版的《社会研究》第20期，发表了陈国均《生苗的人祖神话》一文，记录了现今贵州省从江县下江镇流传的苗族史诗中的“十二个蛋”、“兄弟分家”、“洪水滔天”的内容。它是目前所见最早发表的苗族史诗诗体译文。此后苗族史诗的内容就像春天的嫩芽出土，但不能分辨其名。

上世纪50年代是整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春天，政府发出“抢救民间文学”的号令，文化工作者抢救的干劲决不亚于当时的“大跃进”运动。1956年，马学良、邰昌厚、今旦3位学者共同发表的《关于苗族古歌》一文，为苗族古代歌谣总体定了个专业名称，此后得到广泛引用。同时对“苗族古歌”与“苗族史诗”专业名词的论证一时注家蜂起。又是马学良和今旦两位学者首先提出“苗族史诗”这一专业名称和概念。他们在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代前言中解释道：“如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群众向以歌唱的形式来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因此过去习惯称之为《古歌》或《古史歌》。这些诗歌详尽地记载了苗族族源，古代社会状况及风俗人情等等，苗族人民把这些诗歌看成自己形象的历史，所以我们认为称之为《苗族史诗》更为恰当。”

“苗族史诗”不是经验性的名称，而是规定性的概念系统。苗族史诗存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视若罔闻，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就像一块金矿，它就摆在路上，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天天从它上面踩过去，视而不见也等于没有，因为他看不见财富。同样，“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对做“苗族史诗”的学问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史诗”是有系统理论的，但苗族史诗具特有的历史和特有的思维方式。这实际上要求做“苗族史诗”学问的人，在发现理论概念的同时要创新理论思路。因此，有没有阅读文本和观察现实的相应的概念系统，掌握了多少、什么样的参照物，直接决定做学问的水平。

概念作为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是阅读文本和观察现实的理论前提。诸多的苗族学者在漫长的文化进程中求证着这个概念。《苗族史诗通解》的作者为求得一个真实的“苗族史诗”理论概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之苦苦求索几十年，从苗族史诗的界定，篇章的构成，流传地区、基本句式、韵律特点、叙事主题、演述传统等作了大量研究。不仅仅阅读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文本，还调研了不同地区的民间歌师，考察他们对苗族史诗的界定和看法。研究的态度是一把剔骨刀，即解离所有的对象，也包括自己以前的见解。这样，苗族史诗的特点含义才被排他地、科学地、完整地求证出来。

今旦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一批开创苗学的鼻祖之一，我不仅读他的作品，80年代还听过他的课，受教受益颇深。他们这一代人所作学问大都有切身体验，很注意学养的高度和民间的深度，他对苗族文化的建树对我们后学可谓高山仰止。他们搜集整理的文本和研究成果，为后来者铺垫了基础。

我读过许多中间代的苗学者有关苗族文化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感觉有太多的空对空，从理论到理论;要么就是一切以汉典籍为准，要么就是排斥汉典籍的东西，要么就是生拼硬凑的“硬对硬”……苗族的文化是活态的，根本还在民间，他们没有搜集整理的体验，没有深入生活，没有切身体悟，读那些标本式的东西味如嚼蜡。有很深历史渊源的东西被他们轻描淡写、东拉西扯地那么一弄，成了像现代人仿古做旧一样的赝品。

吴一文先生是70后出生的苗学新锐，后生可畏！我最早系统读他的著作是他和覃东平合著的《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这部著作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为之豁然开朗。这是苗族文化研究的一种新气象，它思路开阔，苗典与汉典，苗俗与汉俗，古与今，物与典、歌与俗都能融会贯通。其语言清新贴切，读了很受启迪。个中缘由是什么呢，现在读了这部大作，我渐渐明白了：苗族是个古老的民族，而且苗族五千年来基本上在迁徙，内部没有什么朝代与政权的更迭交替，不像汉族那样，几百年就改朝换代，一换朝代就势必有文化更新。历史没给苗族创新文化的机会，因此保留的古老历史文化习俗很多，很多你不敢想象的东西至今仍然在民间活态地运行着，有的虽然变异了，但依然找到其变异的轨迹。苗族文化古老的程度，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著名作家阿城在其新著《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里认定，传说中的洛书即九宫图，它的异形符保存在苗族的鬼师服饰图案中。天极即北极星，是上帝神，它的形象保存在苗族服饰图案中，而在商、周的青铜器中，它的符形由盛而衰，随王权的长消而存。证明了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阿城先生指出：（苗族图案）“从图案的造型结果来看，一是文化内涵太丰富，二是已经超过了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构造。它们绝不是民间艺术，而是高度文明的结果。”他就是用从自黔东南台江、雷山、黄平等地收集来的苗绣图案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纹、青铜造型对比，得出的结论。

《苗族史诗通解》与之有异曲同工之效，同样具备这种透视功力。我以为作者取“通解”一词很大气。大气，首先是志存高远，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开端的大气就是在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现在我们可以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在汇总和研究出准确的概念系统，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所有史诗的词汇注释，也就是“通解”。《苗族史诗通解》的注释永久地保留了史诗的原意和深意。没有注释，这些东西将来会变成无人明白其意的“天书”。为了做到通解，作者在追溯典源和疏通文义上花费了极大气力，其注释词汇索引有34页、2200余条之多，征引众家苗族经典以校勘。作者所作注释以苗族经典为据，解释典故注重源头，不时逐字句稽考词语的始源与流变，疏通古人与今人、今人方言之间的音意、在诗歌与口语炼句理解上的种种障碍。作者最基本的解释原则就是深入苗族史诗的原生态民间，到原生态的土地上去追问、去体悟、去提炼出通解。这样，就连古人的语气、语调，古人的血脉温度我们都能体察到。每一首史诗都有无数的典故、习俗、礼仪来通解之，每一首史诗的通解都能为你展示一出活态的古代苗族生活情景剧。剧情结构、语言色彩、人物性格，甚至游戏规则都活灵活现。我在阅读时，甚至忘掉回头去读史诗正文，陷入一条条注释和一个个典故之中，那就是古代苗族生活场景，你会联系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习俗、某件工具、某种植物，仿佛我们正和与远古的祖先们在交接仪式之中——我领略到苗族史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苗族社会百科全书，《苗族史诗通解》则是活态的苗族百科的史诗。

《苗族史诗通解》的作者能把苗族史诗通解得如此丰厚敦实，有其得天独厚的背景与环境。从后记中得知，作者的家族是个苗族歌师的家族。一文先生在很小就从爷爷、爸爸那里听唱苗族史诗，自此开启了他的史诗情缘。他的父亲就是本著作的第二作者今旦老师，是原贵州民族出版社总编辑、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资深专家。他的母亲、他的舅舅们，都是苗族歌师，他既是歌者，又是研究者，他自然就深得其中三昧。这个庞大的苗族文化大家庭，本身就是个苗族文化的宝库，本身就具备权威性，本身就是苗族文化的守望之家、学问之家。

再次说到做学问，我想起曾读过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写过一篇《读那些有读头的书》的文章，记得文中说过，你给黑格尔提问题，可以一直提问下去，他总有话回答你。那么学问家们的文章、著作能给读者回答多少问题呢？学问家自己心里有数，读者心里更有数。《苗族史诗通解》回答了我很多问题，为我破解很多苗族古今社会的谜团。我毫不夸张地说：《苗族史诗通解》是一部苗族古代社会的大学问经典，有读头。

（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