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韫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江苏苏州，215004）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最新出版的《丝绸艺术赏析》一书中，收录了一幅珍贵的黑色真丝缎匹头料，头料上用多色人造丝织出了带有明显爱国情感的“中华第一爱国织绸纯绒纱缎本厂”字样。厂家打出“第一爱国”这样带有强烈宣传作用的口号，无疑反映了当时丝绸人爱国爱丝绸的深厚情结。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也不由使人产生联想：在那样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丝织业经营陷入困境，生活陷于绝境边缘的丝织工人又是如何在日伪政府统治下，同日军、资本家做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付出自己那份微薄而艰辛的努力的？

罢工中的成长

1937 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 年11 月，日军占领苏州，为这座静雅安谧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方针，在低价收购茧、丝运往日本后，又将成品返销中国。日伪统治下，物价飞涨、严重缺电，苏州织绸厂的维系日趋困难，资本家将损失转嫁到丝织工人身上，工人工资只降不增，且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导致丝织工人生活难以为继，劳资双方关系紧张，矛盾一触即发。

当时有一家名为鸿华的绸厂，厂内工人工资一贯低于别厂，且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资方总要借故拖延几天，每到淡季还会把卖不出去的被面等产品，硬性折价给工人，使得工人每月到手的工资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鸿华厂工人代表顾福宝经常同资方说理谈判，为工人们争取利益。然而他这样的举动使资方心生不满，伺机报复。当时苏州日本宪兵队所属的“宪特工”特务组织负责人祝德昌知道了鸿华厂资方的打算，二者一拍即合，当即决定联手镇压工人运动。

1941 年8 月，祝德昌带人在鸿华厂车间逮捕了顾福宝。工人们听说顾福宝被捕，立即向资本家要求放人，同时工人代表联络各厂，呼吁全市丝织工人给予援助。各厂工人代表很快集合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在次日中午起举行全行业大罢工，2000余名丝织工人都到皮市街鸿华厂示威。工人们临时推选汪荣生、戈寿福等8 人为工人代表，和资方进行谈判。汪荣生出生于苏州唯亭一农户家中，靠在绸厂做工为生，抗战后曾参与、领导数次工人罢工斗争。在总结了多次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后，他逐渐明白，对于资本家勾结日伪开除、逮捕工人代表这类事件，单单少数人反抗是没有用的，必须打破工人一盘散沙的现状，团结起来，有自己的组织才能赢得胜利，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谈判中，他和其他几位工人代表提出了三项条件：立即释放鸿华厂工人代表顾福宝，按物价、米价上涨比例增加工资，由在业工人来改组“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

工人全行业罢工的行为有力地震慑了鸿华厂的资方，尽管资方有日伪特务的支持与协助，但为形势所迫，最终只得无奈同意了这三条要求。此次罢工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日伪特务同资方相勾结企图压制工人的阴谋被粉碎，丝织业工人在罢工斗争中也越发团结。

这一次的罢工斗争是丝织工人对于资本家与日伪特务相勾结镇压工人运动的反抗，较之以往单纯为争取某项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罢工更能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同时他们还争取到了在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有了在业工人的参与，工会也就注入了新的战斗力，这为后来苏州丝织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中华第一爱国织绸纯绒纱缎本厂

高压下的团结

1942年2月1日，由在业工人代表推选，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正式成立，自此在沦陷区有了“合法”的工会组织。工会组成后，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探讨如何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境况下保障工人基本收入。经萧家巷汪伪江苏省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调解，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与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签订了依中次米平均价计算工资的劳资协约，并在该协约基础上，签订了以米价涨落满十元增减生活补贴成数的协约，工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了保证。

1942 年4 月19 日，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经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征收会员特别费每人国币3 元，共筹得国币5832元，向纱缎庄业工会按价赎回了霞章公所，作为丝织业工会的固定会所。霞章公所建成于清宣统元年，是丝织工人祭祀发明蚕丝的轩辕帝和丝织工人聚会的地方。1939年，因经费不继，被前经手人抵押给了纱缎业同业公会。霞章公所的赎回，是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全体会员力量的凝聚，也是丝织工人团结的证明。

1943年，在日伪统治下，粮价飞涨又严重缺电，由于供电跟不上，因此许多工厂每天开工仅3个小时都不到。工厂资方们又乘机抽调资金大做投机生意，使生产更加难以维系。丝织业产业工会向资方同业公会提出20条合理建议，以求改善工人待遇，却遭到了拒绝。为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数家绸厂的丝织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

8月中旬的一天，受到工厂资方重金贿赂的“清乡党务办事处民众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汪伪汉奸史训迁召开了劳资协商调解会，汪荣生、陆根泉率领工人代表30余人参加，准备谈判。然而抱持诚意而来的众人万万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居然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众人刚进会场，史训迁就以陆根泉煽动工人罢工、破坏社会秩序为名，将其押进了警卫室。汪荣生一看到此景，哪还有不明白的，当机立断表示：“我们都是工人代表，要关一起关”，随后也跟着冲进警卫室。史训迁本想将二人分开以使谈判更加顺利，未曾想到会弄巧成拙，失了谈判主动权，只好将二人都放了出来。他恼羞成怒，各打了汪荣生和陆根泉一记耳光。汪荣生当即表示：“我们是丝织工人的代表，你打我们就是打了全体工人。”在这样谈无可谈的情况下，他带领其余工人退出了会场。

工人代表被关被打的消息传到各厂，丝织工人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开展全苏州丝织工人总罢工。在产业工会的周密规划下，各厂工人纷纷响应，全城丝织工人一并停工，引起了社会震动。同业公会资方代表眼看事情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只能到丝织产业工会要求恢复协商，最终答应了产业工会提出的厂方增加生活补贴，以及史训迁公开道歉的要求。这是日伪时期苏州丝织工人斗争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当时在丝织业工会所办的丝织合作社工作的苏州中共地下党员沈默，于工会年报“编后感”中写道：“生活的高压，使我们只觉得沉重地透不过气来。但无情的岁月，在风雨动荡的时代里照样推动它的巨轮，似飞般地向前驰去……事实告诉我们，在这多难之秋，一个团体的存在，果然是必要，同时，尤须对会员加倍培植，以自己的信仰、爱戴，我们唯一的保障我们的工会，然后才谈得到其他的一切。”

绝食中的抗争

作为苏州“四大绸厂”之一，拥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厂——苏州东吴丝织厂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也充斥着矛盾与斗争。1944年10月，苏州东吴丝织厂资方乘物价不稳大做投机买卖，对工厂的交界处的新坝，设置据点，筑起坚固的碉堡，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排。日伪军经常到周围村庄里去“清乡”，烧杀掳掠，给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深重的灾难。徐福元、孙德广、宣茂泉、许汉章等十几户住房被烧光。茶庵殿一带的钱三、钱贵兄弟俩和邻居许坤等20 多个平民被抓去活活戳死，抛在据点东边的呆沟里。还有7个青壮年农民也被无辜杀头，割下的人头挂在据点南边的竹篱笆上。百姓对敌人恨之入骨，盼望新四军早日拔掉新坝的据点。

1944 年7 月24 日午夜，通西四分区主力部队和南通县警卫团、四安区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新坝据点围困起来。东北面的警戒部队埋伏在新庙子，以备阻击从石港而来的增援之敌；西边的警戒部队埋伏在严家园，以备阻击从于家桥而来的增援之敌；南边的警戒部队埋伏在李孙桥，以备阻击从阚家庵而来的增援之敌。区乡干部们连夜动员组织数千名基层民兵，作好助战后勤。是夜，我军按兵未动。

25 日晨，新坝据点的一支敌军从碉堡出动，向西走了百米之远，就被我军一排冷枪，打得昏头转向，慌乱地缩回据点。随即，碉堡上的子弹向四野乱射，又投了几枚掷弹筒炮弹，见没人还手，停止了射击。其时，我军埋伏在新坝附近人家与战壕中，严密地监视着被围困的敌人。是日，驻石港的日伪军前来增援，途经新庙子时被我军警戒部队狠狠地打击，只好抬着死尸望风而逃。

傍晚，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驻阚家庵日伪军将连夜出发，企图前来解救新坝被围据点。为了歼灭这股来援的敌人，我军迅速增兵警戒到南线，在新坝以南的姚家店旁设伏，特用六挺机枪组成阻击火力网，同时又在姚家渡河东与河西两岸埋伏，做好对水陆两路日伪援兵的夹击准备。晚上8 时许，我军南边的警戒部队发现阚家庵的敌人快步而来，埋伏在姚家店旁前面的士兵一枪未发。当敌人进入朱家小桥包围圈时，埋伏的警戒部队同时出击，六挺机枪向“袋里”的敌伪猛烈扫射，后来活捉了一名躲在小桥底下的日本兵。

这一天两次打援全胜，我军无一伤亡，军民欢欣鼓舞，对继续围困新坝据点，打击日伪军的决心更坚定，信心也更大。被困的新坝日伪军无援断粮，不得不于同年冬乘冷月幽光仓皇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