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国企这些年遭到一些误解，导致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对国企的性质仍然认识不清。许多经济学家在谈论国企问题时，往往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西方的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刻舟求剑，因为中国国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西方国企完全不同。

从产生历史来看，中国最早的国企可追溯到各解放区人民为支援前线而兴办的各类小型军工企业。后来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政府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官僚买办企业，建立了早期的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企业，意为企业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只是代为经营）。以后随着经济恢复的进行和大规模建设的展开，我国建立了更多国企，并以国企为骨干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显然，我国的国企自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人民所建立，服务于人民，同时为人民所拥有的“人民企业”，其人民性不容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将在根本上增进人民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企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国企的人民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人民性没有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这一表述再次重申了国有企业的人民性，是符合国有企业本质的。

相比之下，西方国企的产生路径和中国国企完全不同。从历史角度看，西方以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国家主要使命是保护私营企业发展，少量存在的国企只是为私企拾遗补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企依附于资本集团，同时也是为其服务的。即便如此，资本集团仍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国企，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生怕国企挤占了私企的利润。

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理论是来自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理论虽然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解释力看起来很强，但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却既无法解释中国国企存在的合理性，也无法解释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勉强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打个比喻，就像让一个七尺男儿穿上小孩子的衣服，根本不合身。

理论应该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西方教科书的照搬照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出发，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创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基本责任。▲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