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谈中的智性引导：西南联大的经验

2015-04-02王喜旺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王喜旺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破解大学教育成功的秘密是许多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乐此不疲的事情。在这一破解活动中，人们的常规视角往往集中在考察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管理制度、校园文化等方面对育人成效的影响。对于课外的师生之间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漫谈所发挥的功效，则鲜有关注者。事实上，课外的师生之间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漫谈作为大学校园内广泛的日常存在，对于大学中学子的成才发挥着独特而奇妙的作用。本文拟以西南联大范围内的历史经验为质料，对其做必要的诠释。

一充满温情与智慧的游谈发生的基础

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游谈的发生与广泛存在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学生必须要对智性的问题感兴趣、有困惑，希望教师为其释疑解难;二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而纯洁的关系，二者就智性问题进行探讨、交流不存在障碍。由于诸多历史因缘聚合，这样的条件在西南联大自然而然就具备了。

(一) 探究性教学铺设的智性空间

身处大学的学子对于智性问题的困惑、求解愿望的萌生可能会有自发的成分，但其更基本的、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教师的启蒙。特别是大面积、高频率、持久出现的学生对智性问题解决的渴求，只能来自于先知先觉者的启发、引导。西南联大的教师就是那些点燃联大学生智性之火的“魔术师”。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魔术师”，与其为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铺就的探究底色密切相关。

纵览西南联大的那些学术大师的教学活动，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教学活动是一个完整地展示其研究成果的过程。大体来说，这种展示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一种是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另外一种是展示整个学科的推进过程。前一种展示基本上存在于专题性质的选修课中;而后一种则往往见之于必修性质的基础课。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缘于学者研究学问，必然是“术业有专攻”的。如果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开窄而深的专题课，他自然可以做到基本上讲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如果开的是基础课，在既定的学科框架内，方方面面都要讲到，作为只是在某几个方面有自己研究成果的学者来说，便只能选择以讲学科内别人的研究成果为主。

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者，陈寅恪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听过课的学生都说，他的课程“都是专题研究性质”，“只讲他本人在那课程范围内的研究成绩”。［1］192讲课一开始，他总是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讲课中所要征引的史料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考证、分析、综合。对于他在讲课中如何进行考证、分析，许多学生都有过追忆。季羡林说，他的解释与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但却一点也没有武断、夸大、歪曲的成分，而是“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2］12－13周一良这样写道：“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吸引”。宗良圯则说：“其讲学也，似系考证学派，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论据卓越。”［1］242

从这些学生对其师讲课的回忆、评说可以看到，陈氏的教学特点是：其一，以旁征博引原始史料为基础;其二，有很强的逻辑性;其三，分析、论证细致入微。其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特征，是一目了然的。

哲学大家金岳霖的课堂教学也是如此。在讲课中，“他总是先叙述一下要讲的哲学问题，然后分析这个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意见。进而又指出这个解决意见的缺点，再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意见……最后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这种讲课进程，有些像柏拉图的‘对话’，也许更像休谟剥蕉抽茧地讨论哲学问题的风格。”［3］187－188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又一步步将之解决，从而使课堂教学逐渐“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吗?

当然，以讲他人是如何推进学科进展为主的也有不少，如叶企孙、吴有训便是。钱伟长在谈到叶企孙、吴有训的讲课风格时说：“他们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每堂讲一个基本概念，从历史的发展说明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以及怎样用这种认识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和满足生活需要的各种事实，激发了同学们对知识的追求探索。”［4］255如吴有训讲大学普通物理，就是把大学物理分成一百多个题目，每一节课集中讲一个问题。比如他讲质量问题。先讲质量这个概念人们在开始怎么认识，后来怎么认识，为什么会产生质量这个概念。接着又讲为什么质量不是重量，它和重量有什么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讲它与牛顿三定律的关系。最后讲现在质量如何测量，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什么地位等问题。［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有训讲大学普通物理主要是讲每一个重要的物理问题的人类认识史，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讲到每一个环节上科学家们是如何面对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

杨石先的风格也是如此。他在讲“植物碱与天然产物”一课时，紧扣中外有机化学家如何运用分解和合成两方面的化学手段，巧妙确定植物碱的精细结构，再用全合成的方法制造出了天然产物的复制品这条主线，“由近及远，由此及彼，一气呵成”，［4］使一门课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

在这样的自己的或整个学科的研究进程展示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被某一专题、某一学科一步步探索的智慧、美感所感染，不由自主被卷入其中。如周一良说听陈寅恪的课，“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1］159申泮文在谈到杨石先讲的化学课时，称赞其常常使得“下得课来，同学们还舍不得离开课堂”。［5］187吴有训讲大学普通物理，每一节都讲一个物理问题的人类认识史。这样的课，被钱伟长称为：“既是一节课，又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演讲。”［4］166这就使得联大学子有了沿着前人探索的道路进一步探索的愿望。而进一步的探索是需要过来人指点门径的，毕竟任何一个初学者在意欲踏上探究之路的时候，面对繁复多歧的参考资料，如无人指点，都不免会走入弯路甚至走上歧路。有过来人为之指点资料门径，可以大大缩短其摸索的时间，尽快使之进入治学的正轨。西南联大的教师深谙这一点，因此，几乎每一位西南联大的教师在授课之时，都要为学生指点进一步研究所要使用的文献。

首先我们来看文科教授的教学状况。梁嘉彬在其《陈寅恪师二三事》中写道：“弟等于上课时常见其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1］112这是对陈寅恪讲课特点的如实概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学生为我们留下的听课笔记中看到。在现在可见的史料中，笔者尚未见到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学生听课笔记。见到的只是大约记于1935年的杨联陞在清华大学的听讲“隋唐史”课的笔记与大约在1944年李涵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听讲“唐史”课的笔记。从到西南联大前与离开西南联大后的笔记的共同点，我们不难推测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的教学特点。杨联陞留有一份《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其开头即是“应读即应参考之书”。列出的参考文献有《通鉴·隋唐纪》《通典》《隋书》《两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唐律》《唐六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最后作了两点特别说明：一是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二是那些史籍的优点与缺点。［1］186－187李涵留有《听唐史课笔记一则》。其开始也是列有“应参考的材料”。《新唐书》《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册府元龟》的《外臣部》《文苑英华》等。在开列文献之后，附有对这些史料基本特点的说明。从两则材料的对比，我们自然不难看到陈氏一贯的做法：在开讲时首先指出研究所用的史料范围及特点，以便学生使用。

郑天挺与陈寅恪的做法类似。在讲“明清史”时，总是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开讲之前，“首先介绍明清史的主要史籍”，这使得学生“可以摆脱一般参考书而直接阅读原著”。［6］66程溯洛在《怀念郑毅生老师》中也说：“在讲正课之前，照例先介绍这一课程的资料目录学，光用板书写出明史的史料和参考书刊，就足花去两小时。”［6］100只是列出参考史籍就要花去足足两小时，其涉及史籍数量当不在少数。

文科教师如此，理科教师也是同样的做法。据钱伟长说，物理系的教授上课基本上是“每堂课一开始就公布指定自学材料的书名和章节”。赵忠尧讲的是电磁学，用的教材是阿达姆著的《电磁学》，为了让学生深入钻研，还指定学生“自学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本教材的主要部分”。［4］313吴有训讲大学普通物理，“一节课讲一个物理问题的发展线索，这当然只能是把主要的逻辑环节讲清楚”，讲完之后，就指定学生看必须看的参考书。“三、四本参考书，这本看一部分，那本看一部分。还有很多东西，他根本不讲，全部让学生自己去看参考书去掌握。［4］99周培源讲力学课，为学生指定一批参考书，“看多看少由学生自己掌握”。［7］25

西南联大的学子按照他们的老师所指示的门径，顺着前人探索的道路不断摸索前进，必然会碰到种种疑难、困惑，需要教师为其排解。而联大教师和学生之间特有的“亲密而纯洁”的关系使这种求教变得甚为自然、平易。

(二)“亲密而纯洁”的师生关系

在现代大学中，师生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受此风影响，在抗战前的大学中的是师生关系是疏远、淡漠的。“师生的接触，一般仅限于课内”，“只有少数学习较好、被目之为‘天才’的学生，才受到教师的重视，课外辅之以较多的指导。”［8］130但到了战时就大不一样了。赵瑞蕻在谈到联大师生关系之非同寻常时曾这样说：“师生之间可以随意接触谈心，可以相互帮助和争论;在春秋佳日的假期中，师生结伴漫游或喝茶下棋，促膝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9］67“随意接触”、“无所不谈”，正是对师生关系亲密的最好概括。对此，王浩也曾发出类似的感叹：“我在三九年秋到昆明作新生，一直住到四六年春离开准备出国，住了将近七年。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3］161王浩把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概括为“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并把它视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可见其对当时联大师生关系特别亲密的感念之深。事实上，许许多多联大师生之间交往的细节，都可以让我们感到赵、王二氏所言不虚。

何善周在谈到闻一多和学生关系之亲密时曾经说过：

西南联大在校的同学来到司家营拜访闻先生的逐渐增多了。他们一次三五人、七八人，多至十几人来到研究所。他们只要一进研究所的小院子，不论闻先生在楼上正在做什么，是在写着还是在翻找资料，一听见楼下的问询声，判定是来见他的，立刻就放下工作，面带笑容走下楼去。我的书桌放在楼门口，每次瞅着闻先生左手提着长衫的衩子，两眼闪着欣喜的光芒，急忙地跨出门，走下楼梯的情景，我曾多少次地想着，这是在我们这所旧大学里，作为一个教授和学生的新的师生关系的开始。［10］259

闻一多与新诗社的成员经常聚谈。一次，同学们做在稻草打成的圆垫子上，请闻一多做在床上，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挤到了草垫子上。同学们不大忍心，让他做回床上去，闻一多就说：“你们以为我到你们中间是干什么来的? 也许以为我是来教你们的，来领着你们走吧。那样想就错了。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大家听了“取暖”两字，都会心地明白它的含义，都笑了。［11］216

从闻一多一见到学生就满怀欣喜的神态和与在学生中间能够获得温暖的心声表白可以看到，闻氏是把学生当作亲密无间的朋友来看待的。如果说闻一多是把学生当作心心相印的朋友来看待的话，那朱自清与沈从文简直就是把学生当作孩子来看待的。朱自清对待学生的态度，从他与他的学生季镇淮的一件逸事中就可以看到。一次，朱自清请季镇淮在一家饭店吃饭。朱自清知道季镇淮是江苏淮安人，专门为季镇淮点了淮扬菜系中的名菜炒鳝丝。二人边吃边谈，“情同鱼水”。这让季镇淮“至老都难忘朱先生的温情与体贴”。［12］141沈从文对待学生的温情，与朱自清相若。一次，汪曾祺去拜访沈从文。汪曾祺去沈家的那一天，正好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汪曾祺一进门，沈从文就看到了汪曾祺的那副惨相。沈从文连客套话都没有说一句，转身出去，一会儿抱回几个吃了能去火、消炎的大个的橘子。［13］257从朱自清为季镇淮点菜与沈从文为汪曾祺买橘子这样的细节中，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之间如父亲对待儿子般的自然的温情与体贴。

总之，在西南联大，无论是师生之间的朋友般的情谊，还是父子般的情感，都是无愧“亲切而纯洁”之誉的。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学生当面向教师就学术问题质疑问难变得自然而内蕴温情。

二充满温情与智慧的“促膝聊天”

充满温情与智慧的游谈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明确的任务与学术定向的畅谈，一种是没有明确任务的、散漫的学术聊天。在课外围绕毕业论文指导发生的畅谈，便是第一种游谈的代表。在这一活动中，教师在如何进行研究上的卓识，往往会在悄然间传递给学生。

闻一多与学生之间的这种畅谈便是显例。一名学生到闻一多的家中与其讨论毕业论文的写作事宜。这名学生打算写中国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有三个论题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人民性，二是唐诗中的人民性，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听了学生的想法，闻一多点着一烟斗的烟，笑着说：“你的野心真不小，中国文学史上的人民性太广泛了，怎么集中呢?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意义深远，但我们手边的材料不够用，再说你写得再好，也拿不出来(原文注：指论文审查) 。将来再写，你会写得更完美的。那么，依我看现在最好是写唐诗，不过‘人民性’这题目太显露，你看很多文章不是都讲什么‘思潮’之类吗? 我们也含蓄一点，就定为‘唐诗中的文艺思潮’如何?”这名学生自以为完全领会了闻一多的意思，就回去做收集资料、写作提纲的事情去了。

一个月后，他拿出了一份提纲，主要内容包括唐诗的渊源、流风所及的影响、各个作家的特点，作品的归类等方面。他拿着这一提纲去找闻一多。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闻一多一看这一提纲，脸色便沉下去，以严肃的口气对那名学生说：“你，为什么也这样俗气? 按这个提纲写下去，能符合我们原来的要求么?”随后便对学生的提纲动了“大手术”。如何动“大手术”呢? 首先在提纲的前面加一“序”字，意即须有一引言导入正题。其次，将第一大部分的标题改为“从天宝之乱谈起”，第二大部分改为“唐诗中的人民思想之成长”，在第二大部分下又分了甲、乙、丙三部分：甲部分是大历年间的元结与杜甫;乙部分是长庆年间的元稹、白居易;丙部分是晚唐的刘驾、聂夷中、曹邺。再次，将第三大部分改为“唐诗中的会社”，下面开列“军旅、妇女、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五个项目。第四，把原稿的二、三页都删掉，只保留一个“四”字，并写上“结语”二字。同时对学生说：“序和结语都不要太长，天宝之乱是主要一环，而具体地谈人民性应放在‘三’上，读全唐诗要特别注意晚唐。”指导性的意见谈完了，他的面色才转为慈和，用一种鼓励小孩子般的亲切语调说：“拿去，好好写吧!”［10］284－285

从闻一多这一指导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经过当中，我们不难看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上是何等的全面、细致，又是何等的具有卓识。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指导学生注意两点：第一，选题要有可行性。题太大，缺乏驾驭的可能，不可取。另外，选择研究的题目时要考虑文化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是否允许，如果不允许，再好的题目也不能去做。第二，研究应有问题意识，紧紧扣住特定的问题进行研究与论文的写作，不能游骑无归。这些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但如非真正的过来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识见的。从小的方面来说，闻一多把资料是否足以支持研究的进行，论文的标题如何设计不至于让人难以接受，论文的序言与结语怎样来写，论文写作要抓哪几方面的主要环节等，都为学生考虑到了。

这样的论文指导，也只有联大那些既具有高明的学术智慧，又对学生有着深挚爱心的学人才能做到。如闻一多这样的导师还有不少，兹再举二例。

杨志玖在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选定的课题是研究云南史。就此课题，他泛泛地写了一份提纲，交给他的论文导师郑天挺审阅。郑天挺在看了提纲后，对杨志玖说：该提纲的内容涉及云南从古到今的整个历史，涉及面太大，实不可取。作为一篇本科毕业论文，能把先秦时期庄蹻在云南称王这一问题搞清楚就好了。听从郑天挺的指导，杨志玖把《史记》、前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的论述中有关庄蹻的资料进行收集、鉴定、排比，写成了一篇《庄蹻王滇考》。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北大史学会编的《治史杂志》上。［6］49－50同样是杨志玖，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依然得到了明师的点拨。他在准备写硕士论文时，以阅读《四部备要》本《元史》、钱大昕的《元史考异》、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元典章》、元人文集为基础，打算以《元代回回考》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向其导师姚从吾做了说明。姚氏听了他的说明，却不同意他的计划。其理由是：照那样写，“只能说是纂述，尚不能说是确有心得”。同时，姚氏还给他提出了建议：从元代回回人的特点及其得到蒙古帝王信任的原因入手。听从了姚从吾的建议，杨志玖将毕业论文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将着眼点放在“分析元世祖时代汉人和回回人的政治斗争及其原因”上。这样的点拨无疑是画龙点睛的手笔。杨氏原来在做论文时没有问题意识，只是在做一种资料梳理的工作。而姚从吾则告诉他，做论文必须有问题意识，在解决特定问题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研究结果。

吴宏聪在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选的课题是研究曹禺，导师是杨振声。当吴宏聪向杨振声请教毕业论文如何着手的时候，杨振声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东西。他先是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的写作经过谈起，甚至把曹禺在四川戏剧学校与某女士谈恋爱的感情纠葛都谈到了。在此基础上，在治学的大原则上谆谆教诲吴宏聪：“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这是相当高明的原则性指导。直到现在，我们的学人还在大谈知人必须论世，文本研究必须以了解文本产生的生活、社会背景为基础等问题。［14］182－183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此卓识，是相当不易的。杨振声还具体指点吴宏聪：其一，《雷雨》的序和《日出》的跋都是“奇文”，写得特别长，要对读者讲的大多数话都在其中，要细读;其二，曹禺特别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因此，他在《日出》的跋中公开说，他愿意拜这位艺术大师为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故可以找几本契诃夫的剧作来读一读。［15］52建议细读《雷雨》的序和《日出》的跋，其实是在强调研究作家必须细读作家的核心文本;提议读契诃夫的戏剧意在从文学因缘的角度来理解作家与作品。这都是文学研究上的见道之解。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到，在毕业论文指导中，联大教师是抱着“要把金针度于人”的心态，毫无保留地把许多治学必需的指导性原则都传递给了学生。这对学生尽早步入探究的正途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毕业论文指导中虽然饱含着教师对学生进行智性启蒙的智慧、苦心，但这一活动毕竟不是特别经常性的。更为经常而广泛的师生之间的智性引导、触发，存在于老师与学生之间没有任何拘束的“学术聊天”中。这种学术性漫谈，几乎每天都在教室、茶馆、宿舍、操场、弯弯曲曲的校园小径上发生着。

钱穆在联大上中国通史课时，星期五、六住在西南联大的宿舍，许多学生都去“拜谒、请益”，“学生们或坐床上，或倚壁而立。一些人方辞出，一些人又进去，常常络绎不绝”。对此，钱穆“毫无倦怠不胜烦之意”。［16］10在“请益”中，有的学生问的问题很浅，几乎没必要回答，但钱穆都一一认真解答。对此，钱氏十分信任的学生李埏十分不解，就问钱氏为何如此。钱穆的回答是：“你知道张横渠谒范文正公的故事吗? 北宋庆历年间，范文正公以西夏兵事驻陕西。横渠时年十八，持兵书往谒。文正公授以《中庸》一卷，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横渠听了，幡然而悟，遂成一代儒宗。可见有时话虽不多，而影响却不小。”［16］11由此可见，钱氏之所以对任何一个求教的学子都毫无倦怠之意，是因为他对每位来访者都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都能经其点化而觉悟、成才。这恐怕也是联大教授的共同心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殷切之情，联大教授才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学生的诲人不倦。

像钱穆这样的教授还有很多。沈从文家在呈贡县，每星期两天住联大宿舍，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前去请教。当时的学生林蒲在晚年回忆这段岁月时深情地说：“只要我愿意学习写作，那就随时随刻都能得到沈先生的热情的帮助。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经沈先生润色过的，至于我的稿子全篇被退回来让重写也是家常便饭。慢慢地，我发现了‘从师问道鱼千里之乐’。没有沈先生的首肯，我对自己的习作就没有安稳过关的感觉。沈先生不善给人讲大道理，不太搬弄文艺理论，而以自己创作上的经验来循循善诱给人以启发。”［5］115“燕卜荪的住处则是学生诗人的“天堂”。穆旦、王佐良、赵瑞蕻、杜运燮等学生常常去找燕卜荪求教，在那里，他们“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不但可以大谈奥登、布莱克，还“可以抽烟，可以一块儿喝酒。”［17］172

总之，在课外，学生求学问道之意切切，老师诲人不倦之情谆谆。这就使西南联大弥漫在一片乐融融的讨论学问的热情与温情之中。

三游谈中的智性引导对学子的影响

(一) 神聊中的观念传承

在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学术聊天”中，教师的心态往往甚为放松。这一点，我们从两件逸事中不难看到。其一，金岳霖在陈蕴珍等人组织的学术沙龙中聊天时，正谈到兴浓之时，突然停下来，说：“对不起，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其二，有一次，当学生在漫谈中问金岳霖为什么研究逻辑学时，他说：“我觉得它很好玩!”［18］这里或许也有名士风流、不拘小节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可能的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学术聊天”中，心态非常放松，故可以为所欲为，言所欲言。如果在正式的课堂教学之中，恐怕再有魏晋风度的人，都不会在讲课中去捉跳蚤，也不会说研究逻辑好玩这样有失体面的话吧。在心态非常放松的情况下，思维如天马行空，灵思源源不断涌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那些学者在这样的“神聊”中，往往是咳玉唾珠，学子们便常常可在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聊中得到学术上的滋养。让我们从下面的几条史料中来考察这一点。

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吴晗与丁名楠闲聊，不知不觉间谈到了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吴晗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为了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吴晗还以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告诉丁氏，该书就是顾炎武“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对此，丁名楠说：“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19］115－116

历史系学生李埏常常亲近钱穆。有一次，李埏送钱穆返回住处。走在路上，钱氏于闲谈之中指示李埏治学之道，大意是：“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封自闭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16］13这一教诲成为李埏的治学指南。后来，他在宋史、地方史、经济史等多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才以经济史研究为专攻，［20］313正是对钱穆先通后专教导的践行。

从上面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到，这样的“学术聊天”，常常涉及的是研究、撰述等大的原则、取向，与系统、具体的内容、方法无涉。这既是这一学术传承途径的不足，也是它的优点。它的不足在于不能进行具体的内容、方法的示现，充分展示某一研究领域的独特魅力，但由于它的游谈随意、灵活多变，正可以对学生在治学观念上形成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一点，是正规的课堂教学所不及的。毕竟课堂教学有着相对固定的教学内容，不可能漫无边际。因此，在联大学生看来，在这一“大课堂”中所获得的，比在课堂上还要多。如汪曾祺在提到沈从文对学生的影响时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18］李埏在谈到张荫麟时说：“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是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21］267这都应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 漫谈中的品格陶冶

“学术聊天”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能够对课堂教学形成一定的智性引导上的互补，在陶冶学生的爱智品格上，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联大教师将生命忘我地投入到探究自然、人生奥秘中的精神，在面对面的畅谈中对学生发身着强烈的“辐射”作用。用联大学子的话来说就是：“我接触到的老师，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是说上课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他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跟你谈有关的问题。”［22］217－218受他们这种精神的影响，在学生身上，也形成了一种学术与生命合一的品格。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著名诗人郑敏曾这样说：

我觉得西南联大的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都住得非常近，我经常在街上碰见那些教授，你会觉得他们走到哪都带着他的问题，他的人跟他的学问是合一的。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的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23］269－270

正是因为联大学子具有学问与人生合一的品格，所以，他们才将“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24］15奉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几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一个又一个宇宙、社会、人生的“真问题”中，并为解决那些“真问题”而不懈努力。

王瑶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与其“几十年如一日地时时刻刻都处在‘学术研究状态’中，连平时看报、听戏、看电影都能随时赋予他学术的灵感”［25］49有着密切关系。据曾经协助王瑶写作《〈故事新编〉散论》的钱理群说，王瑶为研究《故事新编》积累的材料，“有的是剪报，有的是正规的卡片，有的竟是香烟盒、旧日历;上面或密密麻麻地抄录着原始材料，或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言两语偶尔掠过的思考，有的就只有有关材料的出处;再仔细看，这些纸片的时间跨度竟长几十年”。［27］49如不是将学问融入日常生活，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

著名的哲学史家张世英也是如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张先生会觉得生活孤单寂寞吗?”他的回答是：“我一点都不寂寞，我是一个问题接一个在考虑。......我的新书《哲学概论》把我最近一二十年的东西总结了一下。我在想下一步干什么，想向美学伸展，写一个系统的东西，希望自己的哲学有体系而又不是概念化的。他们都说我的哲学已经成了体系，但我自己还很不满意。我很少一个人在家闲坐，总是看书或者写文章。一离开书桌，我就去周围公园散步。哲学和散步都不误，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他的“一个问题接一个在考虑”与“散步时还想哲学问题”等语，正是其将学问融入生命、不倦探索的最好表白。

除了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问题，联大学子把学问与人生融为一体的另外一个侧面是：谈学论文成为联大学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仅痴迷于茶馆、宿舍中的“无休止”的论辩［26］17，就是日常的随意谈笑，也被他们涂抹上了浓浓的学术色彩。这一点，我们从两件趣事中便可看到。其一，陈梦家讲《论语·言志篇》，其中讲到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下课后，一个中文系的同学灵机一动，与许渊冲开起了玩笑。他问许渊冲：“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许氏被问得一头雾水，连说不知道。那同学就自问自答：“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27］27其二，罗庸讲杜甫的诗《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听了罗庸的讲解，一个历史系的同学来了灵感，让许渊冲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为谜题而猜一个字。许氏说他猜不出，那一同学就给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一个‘东’字，‘东’字繁体‘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了一个‘日’字了。”［27］28如此将学术的雅趣与日常生活中的谈笑打成一片，可见学术对他们的生活渗透之深。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谈学论文的习惯在形成之后，成为他们生命中永远的“烙印”。在联大学子后来的生活中，“清谈”学问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是生命的支柱。

朱德熙就是嗜好“清谈”的一个。在1983年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讨论语法问题的沙龙，地点就在自己的家里。叶蜚声、马希文、陆俭明等在研究语言学上有相当成就的教师都参加。他们每星期选择一个晚上讨论一次，每次都讨论到晚上十二点多。有时讨论到凌晨一点多，直到朱德熙的夫人提醒才散会。［24］263这一沙龙，直到朱德熙在1989年6月出国，才宣告结束，持续时间竟达六、七年。就是在到了美国后，谈学论道的友人少了，朱德熙的谈兴依然不减。只要能找到和他聊一聊学问的人，他便谈个没完。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在明知已身患绝症的情况下，还经常与友人讨论学问到夜里三、四点，甚至通宵达旦。［24］307如果不是谈学成癖，怎能会有这些举动呢?

与朱德熙相仿佛，王瑶也是一个“清谈”学问成瘾的人。他的弟子孙玉石说：“先生内心有时是很寂寞的。但也有最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与学生们聚集一堂，漫天神聊的时候。”［28］190可见，在孙玉石看来，“清谈”学问对王瑶来说是最大的精神享受。而王瑶的另外一名弟子赵园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看到了学术聊天对于其师的另外一种意义。她说，每当她去拜访她的老师的时候，“走进客厅到起身离去，先生通常由语气迟滞到神采飞扬，最是兴致盎然时，却又到了非告辞不可的时候。我和丈夫拎起提包，面对他站着，他依然陷在大沙发里，兴奋地说个不休。看着他，我想……他需要热闹，尽兴地交谈，痛快淋漓地发挥他沉思世事的结论，他忍受不了冷落和凄清”。［28］251－252显而易见，在赵园看来，海阔天空的聊天简直就是王瑶的人生支柱。

总之，在西南联大，几乎在每一个学术、人格上具有一定魅力的学人身边，都有一大批“问道”的学生在追随。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聚谈，使蛰居的斗室、人生嘈杂的茶馆、风景优美的林泉，都成为另外一个大课堂。在这一大课堂上，联大的学术大师们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与飞来的灵思点燃了联大学生心中的智慧之灯，塑造了联大学生生命与学术合一的高贵品格。这都为联大学生后来成为学术场域中不倦的探索者、耀眼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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